推荐第1篇：盗窃罪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针对被告、、、涉嫌盗窃信鸽一案，现在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对于被告人、、、涉嫌盗窃的行为，辩护人没有异议。但是对公诉机关认定被盗窃信鸽的数量及信鸽价值，辩护人认为，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
1、对于信鸽被盗数量认定没有即活鸽子或死鸽子的直接证据，依据的是三名被告的陈述、被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言、证人···证言，而且在个人的陈述中存在众多矛盾之处。
首先、三名被告承认曾经偷了二十左右鸽子，但在盗窃后，发现有摄像头，当即把鸽子放了。被放的鸽子哪里去了呢，从下面第二条中可以找到。
第二、证人、、、称，事发当日早上起来时，发现满院子都是鸽子，是后来才知道丢了二十
六、七只。那么满院子鸽子究竟是多少只，或者大概有多少只，这些鸽子在案发后又哪里去了呢，不得而知。而且满院子的鸽子是否就是被告放的，在这里也没有相关说明。另外证人后来知道丢了二十六七只是谁告诉他的呢，在这里也没有说明，因此该证人的证词印证了被盗的鸽子实际上并未离开，在被告放了鸽子之后，还是留在原处。被害人也就没有丢失其所称的那么的鸽子。
第三、被害人···陈述丢了二十六只鸽子。但···至始至终也没
1 有说出其在案发前共有多少只鸽子，案发后还剩多少鸽子。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里也没有相关说明。最后价格认定机构认定了十八只鸽子的价值，也就是认定的丢失了十八只鸽子，那么鉴定机构是依据什么认定被盗窃的是十八只，而不是被害人所称的二十六只呢，也没有任何说明，但这些显然也是为被害人所承认的。这就说明被害人不能确定自己究竟丢了多少只鸽子，既然被害人对自己丢了多少只鸽子逗不是十分清楚，公诉机关有时如何认定的呢，显然在丢失鸽子数量上是存在疑问的。
终上所述，公诉机关对丢失的鸽子数量的认定不准确，无法证实被告确实盗窃了如此数量的鸽子，对这一部分事实认定是不准确的，不能作为证据予以支持。
二、辩护人认为，对丢失鸽子的价值认定也存在重大错误，被害人丢失鸽子的价值远远低于公诉机关所认定的价值。
1、公诉机关认定的鸽子的价值依据的是···格认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估价鉴定书。但该估价鉴定书的形成严重违反了程序法和实体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由如下：
首先，该认证中心不具备认定信鸽价值的主体资格。信鸽价值的认定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价值认定，他即需要有野生动物养殖专业知识，同时具备价格认定专业知识，而据辩护人查询，全国没有一家鉴定机构具备这样的资质。而且本案中公诉机关即没有提供鉴定机构的资质，也没有提供鉴定人员的资格证书，那么由一个没有相关认证资质的单位，也没有相关认证资格的人员做出的鉴定结论，是不能作为
2 证据使用的。
第二、依据《辽宁省涉案物品股价管理条例》第十条 估价机构受理委托后，应当指定3名以上估价人员组成估价小组，根据涉案物品的类别，可以聘请有关专业人员参与估价。本案中的鉴定小组成员只有···和···两人，不符合该条规定。另外依据本条，针对本案的特殊性，需要有具备信鸽养殖与经营的专业人士参加，但该价格认证中心并未邀请任何专业人士来做，因此该鉴定程序上严重违法，该结论不应予以采信。
第三、本价格认证的过程和结论印证了该鉴定机构确实没有这样的能力认证信鸽的价值。该中心关于本案的股价评估说明中第五条
（二）项中的询问笔录，
（三）项中的调查笔录，在卷宗中都没有提供。另外在第七条中该中心称，价格鉴定过程：接受委托后，价格鉴定小组制订了价格鉴定作业方案，进行了现场勘验，并进行了市场调查，核实了标的的数量、现状，确定采取市场法对标的物进行鉴定。但是该中心没有提供其现场勘验笔录，也没有市场调查报告。而该信鸽据被害人···称已经丢失，那么该中心有时如何核对现状和数量的呢，真是匪夷所思。更重要的是该中心所称的用市场法鉴定。那么一句向有关专家咨询，市场法是将待评估物品与近期物品交易中类似物品进行对照与比较，以后者的既知价格为基础加以修正，得出被评估的物品最可能实现的合理价格。但本案中的评估没有任何近期其他相类似物品的价格对比，仅仅凭借被害人···提供的价值表，在此基础上除个别调整外，完全按照其提供的价值予以认证，并且没有相关
3 的认证说明。整个鉴定过程说明鉴定人缺乏鉴定资格与能力，其鉴定过程严重违法，其所鉴定的结论不应予以采纳。
2、被害人提供的性格价值不实，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所宣称的信鸽价值。
首先，其称价值15万元的2001-017316信鸽是由其以2000.00元的价格购得，有···，及其本人证词为证，是花两千元从大连买的。被害人称本鸽并未参加过任何比赛，其价值之所以高是因为它的子一代获过奖，但是子一代中最高奖金是2000.00元.经过询问信鸽协会的人这样鸽子也就价值几千元钱根本就不值那么多。而且被害人和牛晓冬等称有人出资15万元要买这只鸽子，那么究竟是谁要买，这个人姓什么，家住在哪里，却说不出来，因此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话，没有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持。
其次被害人提交价格认定的信鸽中除了2006-06-106002获得过2006年鸣威公棚决赛第132名，获奖金2000.00员外再无获奖信鸽，那么被害人所称的信鸽价值纯粹是信口开河，没有依据。
终上所述，被害人的信鸽价值远远低于被害人所报及价格认证中心所认证的价格，法院不应予以采信。
三、被告人、、、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1、被告、、、在本案中处于从属地位，是从犯。从三名被告人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本案中被告、、、是被告··通过被告····所雇。在整个作案过程中，被告···与被告···负责查看犯罪地点，召集人员，并提供作案工具，并亲自实施犯罪行为，被告···始终处于被支
4 配的地位。
2、被告、、、在整个案件中，屡次找借口要中止盗窃行为，包括借口没有工具撬不开锁等行为，后来又是被告、、、将信鸽放出。这些行为说明被告、、、的盗窃行为是被动的，更加进一步说明他在本案中的从属地位。
综上，被告、、、是本案的从犯，在案件进程中有中止的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依据本条规定，对被告、、、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希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推荐第2篇：盗窃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
山东AAAAA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RRR的委托，指派AAA律师作为李苓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意见，供法庭参考和采纳：
辩护人对被告人LL犯盗窃罪无异议，但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对被告人应当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
被告人在犯罪之前，一直靠自己的劳动赚取收入来生活，一贯表现较好，以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这次是由于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受到网上一些不良视频的诱导，是这些不良视频教会了其开锁的技术，同时网上还出售相关开锁工具，正是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因素，为其开启了犯罪之门，将其引入犯罪之路。其实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只是因为被告人太年轻，社会经验不足，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最终酿成苦果。
二、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犯罪之后没有一意孤行，不思悔改，而是积极向公安机关坦白其主要的犯罪行为，始终没有拒绝、抗拒，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发破案经过记载：本案案发是在2013年3月7日，被告人除了交待案发当时的犯罪事实之外，对于自2011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的所有犯罪行为，均为被告人主动供述，构成坦白，请法庭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重要线索，应当认定有立功表现。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讯问笔录，被告人到案后，揭发HHH收购赃物，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为公安机关提供抓捕线索，使公安机关能顺利抓捕HHH归案，对此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四、在本案中，涉案财物共计516920元，其中只有60611元的财物未追回，其余456309元的财物全部被追回并发还受害人，从另一方面讲，减轻了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五、被告人家庭面临严重困难。
由于这次盗窃行为，被告人家中已经是负债累累，需要家里有一位男性来承担起照顾妻子儿女的职责。可是，被告人却因为盗窃，被关押在高墙之内。将心比心，我们可以体会到被告人现在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煎熬。而被告人的妻子儿女，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又是多么盼望丈夫和父亲能够在自己的身边。被告人的妻子和小孩委托辩护人向法官和检察官求情，请各位在法定的幅度之内高抬贵手，让她们家庭早日团圆，走出困境。
六、庭审至此，大家亲眼所见，被告人一直配合庭审，认罪悔过的态度较好。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在我发言的最后，我代表被告人，代表被告人的丈夫和父母，真诚地请求你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本案从轻处理，惩戒也是为了教育，给被告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AAAAAAA
2014年1月20日
推荐第3篇：盗窃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指派李渝生律师为被告人郑国强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对公诉人对本案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在此想就本案事实部分做两点说明： 第一，被告人郑国强实施的盗窃行为是5次，而不是121次。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先后121次从他人账户非法转入金额30497元到自己的账户\"，辩护人认为这一点与事实有出入，疑为公诉人的笔误。公安机关提供的对被告人的讯问笔录第39页和第40页载明，被告人从2000年4月27日至2002年6月中旬先后5次通过网上银行转账121笔，即是说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共作案5次而不是121次。
第二，关于盗窃数额巨大的问题。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没有异议，但辩护人想说明的是本案被告人盗窃的具体数额是30497元，刚刚达到盗窃罪关于数额巨大的起点30000元，所以辩护人恳请合议庭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另外，本案中被告人具有如下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首先，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郑国强的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郑国强年龄较小，系初犯，以前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工作业绩也不错，系原工作单位培养的年青工作骨干。被告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平时法律意识不强和一时心存侥幸有很大关系。2001年4月27日，被告人在网吧上网通过网上银行取钱，因输错自己的 \"阳光卡\"账号，发现与自己同期受赠 \"阳光卡\"的持卡人没有及时修改密码，所有的卡只是卡号不同而密码一样。当时，被告人正面临结婚，需要大量花钱而手头并不宽裕，面对这次偶然发现的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被告人没能经受住考验，于是犯下了令他今天后悔没及的错误。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其犯罪的借口，究其犯罪的根源，应该说是由于挣钱少而又面对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的原因，加上他自己自我约束、控制能力比较差，再加上结婚需要钱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以上因素的促成，被告人可能不会走上犯罪道路，还有可能继续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青年。因此，可以认为，被告人通过自己懂得的一点计算机知识，利用受害人的麻痹大意，走上犯罪道路，只是一念之差，心存侥幸所致，比起那些惯犯，或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来讲，其主观恶性并不算大。
其次，从犯罪后果来讲，本案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被告人只是秘密地侵犯财产权，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及人身权利构成危害。因每个受害人损失的金额较小，除有一位受害人报案外，没有其他反应，说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危害。另外，案发后被告人及其家属马上就退还了全部赃款，挽回了受害人的损失，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由于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后果。
第三，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从庭审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能够顺利地得以侦破，被告人积极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整个案件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 第四，在本案中，受害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被告人郑国强之所以犯罪行为能够顺利实施，与受害人保护意识不强，没有及时修改\"阳光卡\"密码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本案人受害人及时对\"阳光卡\"密码进行修改，被告人就根本没有可乘之机。所以，辩护人认为受害人对本案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根据有关刑法理论，受害人存在过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综上所述，鉴于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又系初犯，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大，希望合议庭能够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谢谢审判长、审判员！
盗窃罪辩护词
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 2008-01-23 16:53评论：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
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陈xx的委托，指派田帅律师作为陈xx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意见，供法庭参考和采纳。
辩护人对被告人陈xx犯盗窃罪不持异议，但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对被告人应当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陈xx是从犯，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007年5月10日下午，张xx打电话告诉陈xx，说晚上有点事让其过来帮忙，并没有说明去盗窃白钢。在陈xx不知情的情况下，张xx带着陈xx等三人来到xx公司，保安xx打开大门，然后张xx安排陈xx等搬运白钢，该行为结束后，张xx付给保安xx相应对价。可见，陈xx与张xx并没有事前共谋或意思联络，主观恶性较小，在整个事情过程中，始终被动的参与，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的行为并没有造成损失，社会危害较小。
辩护人从事律师职业以来，办理了许多盗窃案件。在这些案件中， 盗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甚至有些都无法弥补。而本案中，根据辩护人了解的情况和被告人的供述，赃物是废旧的白铁，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较小，社会危害较小。请合议庭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三、被告人是初犯、偶犯。
被告人陈xx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人，一贯表现较好，以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这次是由于自己知识浅薄，不懂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盗窃，其主观恶性小。
四、被告人能向公、检、法机关坦白、如实交待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始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
五、在本案中，受害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被告人陈xx等之所以犯罪行为能顺利实施，与受害人管理混乱有很大关系，否则，被告人就根本没有可乘之机。所以，辩护人认为受害人对本案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根据有关刑法理论，受害人存在过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六、被告人家庭面临严重困难。由于这次盗窃行为，被告人家中已经是负债累累，需要家里有一位男性来承担起照顾妻子儿女的职责。可是，被告人却因为盗窃，被关押在高墙之内。将心比心，我们可以体会到被告人现在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煎熬。而被告人的妻子儿女，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又是多么盼望丈夫和父亲能够在自己的身边。被告人的妻子和小孩委托辩护人向法官和检察官求情，请各位在法定的幅度之内高抬贵手，让她们家庭早日团圆，走出困境。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在我发言的最后，我代表被告人，代表他的妻子和孩子，真诚地请求你们，根据法律，根据事实，对本案从轻处理，判处被告人缓刑，给被告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谢谢！
盗窃罪辩护词，最终被判处缓刑
作者：朱愉忠 时间：2008年10月18日 15时53分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员：
上海卫根龙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管xx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为其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依法多次会见了被告人管xx，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对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辩护人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根据质证证据证明的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审理时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管xx已经涉嫌构成盗窃犯罪。同时，鉴于被告人已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因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管xx犯盗窃罪无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管xx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首先，被告人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应减轻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管xx具有自首情节，且已被公诉机关确认。按照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辩护人认为：对本案被告人应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具有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主要有如下：
1、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从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真实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的诚恳交代、认罪伏法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颁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之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且有客观原因尤其赃物直接使用于工作的特性，量刑时应与一般盗窃案有所从轻处罚的区别。
被告人从2006年8月作为“三支一扶”的培养对象在x区xx镇镇府工作，期间表现良好，担任镇团委副书记、“三支一扶”志愿者组长等重要职务。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多次受到领导的嘉奖。但由于工作较忙，需经常及时地用车，以便能够妥善的圆满的完成工作；又由于家庭住在市区，平时来回上下班很不方便。这些因素显然成为被告人犯罪的客观原因之一。当被告人不能正常化解客观原因而主观上又缺乏法制观念的情形下，犯下了令他终生后悔莫及的错误，实施了秘密窃取车辆的犯罪行为。可见，其主观恶性并不算大，犯罪的原始动机确有为工作便利而实施犯罪的情节。此，亦可从赃物始终用于工作上下班等用途得到佐证。故，量刑时当于其他直接指向非法窃取他人财产或将赃物赃款用于纯个人不当消费或好逸恶劳等盗窃犯罪作出区别，即应从轻处罚。
3、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被告人系初犯，以前从未受到过任何的刑事处分，且一贯表现优良，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平时法律意识不强和一时心存侥幸有很大关系。在实施盗窃车辆之后，被告人也一直用该车进行工作或上下班，没有用于非法活动。同时，被告人没有对盗窃的车辆进行改装、涂料等有损车辆本身价值的故意破坏行为，也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利构成危害。同时，本案又在较短的时间内案发，被盗的车辆也已经及时地归还给了受害者。此说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给社会造成较大的危害。这与盗卖等其他盗窃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但其主观恶性不大，具有自首情节，确有悔改行为，具备刑法关于缓刑的条件。因此，对被告人应减轻处罚，并建议宣告缓刑，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奉贤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上海卫根龙律师事务所
朱愉忠 律师 二00七年十月十日
盗窃罪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
辽宁鲲城律师事务所接受黎某某的委托，指派高太领律师担任其一审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通过会见被告人对本案有了基本的了解，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犯盗窃罪，基本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辩护人就被告人应从轻、减轻处罚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被告人系盗窃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在实施盗窃海珍品的过程中，被大连海政监督管理局三山岛渔政站的工作人员当场抓获而未得逞，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系盗窃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系初犯，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系初犯，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记录，平时表现一贯良好，此次犯罪属于偶然犯罪，这说明其具备通过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的客观基础，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犯罪后赃物全部追缴，量刑时应予以考虑。被告人犯罪后，赃物已全部追缴，未对受害人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且被捕后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积极配合调查，这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小，具有可改造性。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行为系盗窃未遂，且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因此恳请法庭在定罪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辩护人：高太领 二OO七年五月三十日
尊敬的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管XX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为其进行盗窃罪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依法多次会见了被告人管XX，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对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在辩护人结合庭审情况，根据质证证据证明的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审理时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管XX已经涉嫌构成盗窃犯罪。同时，鉴于被告人已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因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管XX犯盗窃罪无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管XX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首先，被告人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应减轻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管XX具有自首情节，且已被公诉机关确认。按照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辩护人认为：对本案被告人应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具有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主要有如下：
1、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从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真实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的诚恳交代、认罪伏法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颁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之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且有客观原因尤其赃物直接使用于工作的特性，量刑时应与一般盗窃案有所从轻处罚的区别。
被告人从2006年8月作为“三支一扶”的培养对象在x区XX镇镇府工作，期间表现良好，担任镇团委副书记、“三支一扶”志愿者组长等重要职务。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多次受到领导的嘉奖。但由于工作较忙，需经常及时地用车，以便能够妥善的圆满的完成工作；又由于家庭住在市区，平时来回上下班很不方便。这些因素显然成为被告人犯罪的客观原因之一。当被告人不能正常化解客观原因而主观上又缺乏法制观念的情形下，犯下了令他终生后悔莫及的错误，实施了秘密窃取车辆的犯罪行为。可见，其主观恶性并不算大，犯罪的原始动机确有为工作便利而实施犯罪的情节。此，亦可从赃物始终用于工作上下班等用途得到佐证。故，量刑时当于其他直接指向非法窃取他人财产或将赃物赃款用于纯个人不当消费或好逸恶劳等盗窃犯罪作出区别，即应从轻处罚。
3、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被告人系初犯，以前从未受到过任何的刑事处分，且一贯表现优良，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平时法律意识不强和一时心存侥幸有很大关系。在实施盗窃车辆之后，被告人也一直用该车进行工作或上下班，没有用于非法活动。同时，被告人没有对盗窃的车辆进行改装、涂料等有损车辆本身价值的故意破坏行为，也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利构成危害。 同时，本案又在较短的时间内案发，被盗的车辆也已经及时地归还给了受害者。此说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给社会造成较大的危害。这与盗卖等其他盗窃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构成盗窃罪，但其主观恶性不大，具有自首情节，确有悔改行为，具备刑法关于缓刑的条件。因此，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应减轻处罚，并建议宣告缓刑，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推荐第4篇：盗窃罪罪轻辩护辩护词
辩 护 词
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杨xx的委托，并指派律师韩东作为被告人杨xx（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查阅了相关案卷。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1、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处罚。
2、被告人杨xx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盗窃的数额为5804.65元，数额不大，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是非常严重。盗窃罪在性质上说属于典型的数额犯，本案中，被告人所盗窃财物的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标准，并且没有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及基准刑应该是在法定幅度内确定较低刑罚，从轻处罚；这点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3、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法院在量刑时
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十分单纯，是因为欠钱，情急之下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被告人本身并不是以盗窃为生，是一时的贪念加之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才做出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可以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与以盗窃为生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完全不同，这一点，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对被告人处罚。
4、被告人杨xx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一向遵纪守法，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事出有因，其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一时冲动，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5、被告人杨xx归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退赔、并主动交纳罚金，其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说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
另外，被告人充分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庭审前，也对被害人造成了损失进行了积极、完整的赔偿，为表明被告人真诚悔罪的态度，被告人特意委托律师，与另一被告人赵侠在最大的限度内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受害人提出的一切赔偿要求都予以了认可并积极的履行。同时，被告人也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主动，积极的缴纳罚金。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主观恶性都不大。另外，被告人只是因为一时糊涂犯下了错误。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正自新、回报社会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并请求合议庭对其给予缓刑的刑事处罚。
辩护人：韩东
20xx年5月9日
推荐第5篇：盗窃罪部分无罪罪轻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xx家属的委托，指派韩东律师律师担任刘xx的辩护人，在庭前，辩护人按照法律规定查阅了相关的卷宗，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刘xx，现辩护人根据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并结合检察机关提供的有关证据，对检察机关的控诉，发表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起诉书中的内容，结合卷宗中的有关证据，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公诉机关认定的涉案的价值认为不是很准确，具体内容如下：
1、本案的涉案总价值应当为2940元甚至更少，公诉机关认定的涉案物品6540元及现金2000元，并不准确。
首先，根据2013年9月27日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并未找到报案人所称的联想笔记本电脑，而且在整个卷宗中，除唐xx报案所称丢失联想笔记本电脑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的确丢失了该电脑，鉴于被告人对此持有异议，供述称并未看到该涉案的电脑，因此不能认定该电脑为涉案电脑，不能将其累加致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同时，根据《山东省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中的对该笔记本电脑的价格评估，其价值为3600元，该价值应当从6540元中予以扣除。 其次，关于涉案的2000元现金，同样除报案人的单方面陈述外，并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再次基础上，同样不能将该2000元现金累加致被告人的涉案金额。
最后，根据《山东省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中对联想台式机的价格认定为2500元，这个价格为含19英寸显示器的价格，而根据公安机关收缴的赃物和被告人的陈述可以看出，19英寸的显示器并未找到，被告人也未供述，同时，显示器并不是电脑不可分割的部分，鉴于该价格鉴定并未单独列明显示器的价格，故辩护人请求法院予以考虑并减除该显示器的价值。
综合以上三点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人认定被告人涉案的物品价格包含联想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及2000元现金，明显的证据不足，法院请酌情予以扣除，不予认定。
2、对于公诉机关认定的其他涉案物品的价值，被告人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的有关规定，应当予以从轻处罚，请法庭酌情予以考虑。
3、被告人及其家属多次向辩护人说明，愿意积极缴纳罚金，争取从轻处理，表明自己的认罪态度。
4、虽然被告人为累犯，但是根据《山东省量刑指导意见》的的对于累犯，综合考虑前后罪的性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轻重等情况。被告人距上次刑罚执行完毕已经接近五年，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5、被告人身体较差，有严重的糖尿病和神经衰弱，在看守所拘留期间，也一直需要注射胰岛素，且其家中有年幼的孩子，以及80多岁的母亲需要照顾，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几点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认定有误，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应当予以扣减，且结合被告人的其他情节，望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理，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辩护人： 韩东
20xx年1月2日
推荐第6篇：盗窃罪案例
彭世勇、欧少双、黄平、向永福、高爱国犯盗窃罪一案当事人:
法官:
文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公诉机关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欧少双，男，1974年12月17日生。因涉嫌盗窃犯罪于2008年11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许昌县公安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平，男，1971年5月7日生。因犯盗窃罪于200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犯盗窃罪于2004年8月1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2005年9月26日刑满被释放。因涉嫌盗窃犯罪于2008年11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许昌县公安局看守所。
辩护人陈惠敏，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彭世勇，男，1973年12月25日生。因犯抢劫罪于1994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因犯盗窃罪于200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2007年1月18日刑满被释放。因涉嫌盗窃犯罪于2008年11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许昌县公安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向永福，男，1986年3月10日生。因涉嫌盗窃犯罪于2008年11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许昌县公安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高爱国，男，1970年10月17日生，汉族。因犯抢劫罪于200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2006年9月29日刑满被释放。因涉嫌盗窃犯罪于2008年11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许昌县公安局看守所。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彭世勇、欧少双、黄平、向永福、高爱国犯盗窃罪一案，于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作出（2010）许中刑一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欧少双、黄平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自2007年6月至2008年11月期间，被告人彭世勇、欧少双、黄平、向永福、高爱国分别结伙、或分别伙同白贤照、汪志军（均在逃）等人，携带撬杠等作案工具，先后窜至河南省新郑市、新密市、禹州市、漯河市、许昌县、山东省泗水县、沂源县、莱芜县、临沭县以及江苏省连云港市等地，采取撬盗保险柜等手段，非法盗取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758577元。其中，被告人彭世勇参与盗窃作案10次，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1758577元；被告人欧少双参与盗窃9次，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1478559元；被告人黄平参与盗窃6次，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892390元；被告人向永福参与盗窃1次，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530353元；被告人高爱国参与盗窃4次，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14070元。 上述事实，有被害人李××、潘×、庞××、龚××、赵××、徐××等人的陈述，证人赵廷×、李茂×、韩××、王××、申××、戎××、王青×等人的证言，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物价部门的价格评估报告，从被告人处扣押的被盗手机、作案工具撬杠等物证，被告人彭世勇、欧少双、黄平等人辨认作案地点的笔录等证据在案证实，被告人对犯罪事实均有供述。
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彭世勇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欧少双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黄平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向永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高爱国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上诉人欧少双上诉称：系初犯、从犯；原判量刑重。 上诉人黄平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称：未参与盗窃新密市郑州华威齿轮有限公司的财物；系从犯；原判量刑重。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除黄平参与盗窃新密市郑州华威齿轮有限公司财物的事实外，与一审相同，且经一审法院当庭举证、质证，查明属实。经本院审查核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认定上诉人黄平参与盗窃新密市郑州华威齿轮有限公司财物的证据不足，上诉人黄平参与盗窃5次，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544423元。关于上诉人欧少双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欧少双参与盗窃达9次之多，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且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原判认定其为主犯正确，对其判处无期徒刑适当。关于上诉人黄平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认定黄平参与盗窃新密市郑州华威齿轮有限公司财物的犯罪，只有同案犯彭世勇、欧少双的供述，上诉人黄平对此起盗窃始终不供，认定上诉人黄平参与盗窃郑州华威齿轮有限公司财物的证据不足，故黄平及其辩护人的此项上诉理由、辩护意见成立；但上诉人黄平参与盗窃多次，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又系累犯，一审对其认定主犯正确，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适当。
本院认为，上诉人欧少双、黄平伙同原审被告人彭世勇、向永福、高爱国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大肆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原审被告人高爱国盗窃财物价值14070元，依据一审审理时我省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应属于盗窃数额巨大，其又系累犯，可认定为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零八个月属适用法律错误。但根据2010年6月12日起施行的我省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原审被告人高爱国盗窃数额属于较大，又系累犯，可以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审对其所处刑期仍在二审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内。原判以盗窃罪判处原审被告人向永福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根据相关法律精神，判处无期徒刑的，只能并处罚金，故一审对向永福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属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对原审被告人向永福的财产刑适用不当。上诉人欧少双、黄平及黄平辩护人关于本案定罪量刑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
（一）、
（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人欧少双、黄平的上诉，维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许中刑一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彭世勇、欧少双、黄平、高爱国的定罪、量刑部分及对被告人向永福的定罪、量刑中的主刑及剥夺政治权利部分；
二、撤销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许中刑一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向永福量刑中的财产刑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向永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晓东
代理审判员
李
涛
代理审判员
沈青梅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董丽丽
推荐第7篇：盗窃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颁布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日期】 19980317
【实施日期】 199803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已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４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９４２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７日起施行。
【章名】 全文
为依法惩处盗窃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盗窃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 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
（二）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 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三）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
（四）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第二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是指为了出 售、出租、自用、转让等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 大”的标准如下：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 额较大”。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为“数 额巨大”。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 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 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第四条 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 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对于 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 按照下列核价方法，以人民币分别计算：
１、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家定价 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价的，按指导价的最高限价计算。
２、生产领域的产品，成品按本项之１规定的方法计算；半成品比照 成品价格折算。
３、单位和公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物品，原则上按购进价计算 ，但作案当时市场价高于原购进价的，按当时市场价的中等价格计算。
４、农副产品，按农贸市场同类产品的中等价格计算。
大牲畜，按交易市场同类同等大牲畜的中等价格计算。
５、进出口货物、物品，按本项之１规定的方法计算。
６、金、银、珠宝等制作的工艺品，按国有商店零售价格计算；国有 商店没有出售的，按国家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黄金、白银按国家定价计算。
７、外币，按被盗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卖出价计算。
８、不属于馆藏三级以上的一般文物，包括古玩、古书画等，按国有 文物商店的一般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９、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盗窃 数额按当地邮电部门规定的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计算；销赃数额 高于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移动电 话的销赃数额，按减去裸机成本价格计算。
１０、明知是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电信设备、设 施而使用的，盗窃数额按合法用户为其支付的电话费计算。盗窃数额无法 直接确认的，应当以合法用户的电信设备、设施被盗接、复制后的月缴费 额减去被复制前６个月的平均电话费推算；合法用户使用电信设备、设施 不足６个月的，按实际使用的月平均电话费推算。
１１、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后自己使用的，盗窃数额按本项之１０的规 定计算；复制他人电信码号后自己使用的，盗窃数额按本项之９、１０规 定的盗窃数额累计计算。
（二）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按下列方法计算：
１、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不论能 否即时兑现，均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孳息、奖金或者奖品等可得收 益一并计算。股票按被盗当日证券交易所公布的该种股票成交的平均价格 计算。
２、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 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 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 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如果票面价值未定，但已经兑现的，按实 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计算；尚未兑现的，可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
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或者能即时 兑现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已被销毁、丢弃，而失主可以 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的，票面数额不作为定罪 量刑的标准，但可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
（三）邮票、纪念币等收藏品、纪念品，按国家有关部门核定的价格 计算。
（四）同种类的大宗被盗物品，失主以多种价格购进，能够分清的， 分别计算；难以分清的，应当按此类物品的中等价格计算。
（五）被盗物品已被销赃、挥霍、丢弃、毁坏的，无法追缴或者几经 转手，最初形态被破坏的，应当根据失主、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 效凭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按本条第
（一）项规定的核价方法，确定原被 盗物品的价值。
（六）失主以明显低于被盗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购进的物品，应当 按本条第
（一）项规定的核价方法计算。
（七）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 额计算。
（八）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的，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
（九）被盗物品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应当按国家计划委员 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 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估价。
（十）对已陈旧、残损或者使用过的被盗物品，应当结合作案当时、当地同类物品的价格和被盗时的残旧程度，按本条第
（九）项的规定办理 。
（十一）残次品，按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废品，按物资回收利 用部门的收购价格计算；假、劣物品，有价值的，按本条第
（九）项的规 定办理，以实际价值计算。
（十二）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 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
（十三）盗窃行为给失主造成的损失大于盗窃数额的，损失数额可作 为量刑的情节。
第六条 审理盗窃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认定盗窃罪的情节 ：
（一）盗窃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起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１、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
２、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二）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１、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
２、全部退赃、退赔的；
３、主动投案的；
４、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
５、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三）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起点，并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
１、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２、盗窃金融机构的；
３、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４、累犯；
５、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６、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 造成严重后果的；
７、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
８、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第七条 审理共同盗窃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对各被告 人分别作出处理：
（一）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盗窃的总数额处罚。
（二）对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 挥的共同盗窃的数额处罚。
（三）对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的数额确 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 免除处罚。
第八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 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 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 工具等财物的行为。
第九条 盗窃国家三级文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盗窃国家二级文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盗窃国家一级文物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案中盗窃三级以上不同等级文物的，按照所盗文物中高级别文物的 量刑幅度处罚；一案中盗窃同级文物三件以上的，按照盗窃高一级文物的 量刑幅度处罚。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主要是指 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后造成损毁、流失，无法追回；盗窃国家二级文物三件 以上或者盗窃国家一级文物一件以上，并具有本解释第六条第
（三）项第 １、３、４、８目规定情形之一的行为。
第十条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 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其盗窃数额应当根据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使用的 数额认定。
第十一条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盗窃增值税专用发 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 罚。盗窃上述发票数量在二十五份以上的，为“数额较大”；数量在二百 五十份以上的，为“数额巨大”；数量在二千五百份以上的，为“数额特 别巨大”。
第十二条 审理盗窃案件，应当注意区分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
（一）盗窃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 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盗窃广播 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 设施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二）盗窃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 ，择一重罪处罚。
（三）为盗窃其他财物，盗窃机动车辆当犯罪工具使用的，被盗机动 车辆的价值计入盗窃数额；为实施其他犯罪盗窃机动车辆的，以盗窃罪和 所实施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为实施其他犯罪，偷开机动车辆当犯罪 工具使用后，将偷开的机动车辆送回原处或者停放到原处附近，车辆未丢 失的，按照其所实施的犯罪从重处罚。
（四）为练习开车、游乐等目的，多次偷开机动车辆，并将机动车辆 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在偷开机动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肇事构成犯 罪，又构成其他罪的，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和其他罪实行数罪并罚；偷开机 动车辆造成车辆损坏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偶尔 偷开机动车辆，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五）实施盗窃犯罪，造成公私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又 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盗窃公私财物未构成盗窃罪，但因 采用破坏性手段造成公私财物损毁数额较大的，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 罚。盗窃后，为掩盖盗窃罪行或者报复等，故意破坏公私财物构成犯罪的 ，应当以盗窃罪和构成的其他罪实行数罪并罚。
（六）盗窃技术成果等商业秘密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对于依法应当判处罚金刑的盗窃犯罪分子，应当在一千元 以上盗窃数额的二倍以下判处罚金；对于依法应当判处罚金刑，但没有盗 窃数额或者无法计算盗窃数额的犯罪分子，应当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判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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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盗窃罪最新司法解释
作者:郑瑞华时间:2013-05-02浏览量 13846评论 115
5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条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
（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
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一）被盗财物有有效价格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
（四）明知是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按照合法用户为其支付的费用认定盗窃数额；无法直接确认的，以合法用户的电信设备、设施被盗接、复制后的月缴费额减去被盗接、复制前六个月的月均电话费推算盗窃数额；合法用户使用电信设备、设施不足六个月的，按照实际使用的月均电话费推算盗窃数额；
第五条 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按照下列方法认定盗窃数额：
第六条 盗窃公私财物，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数额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百分之五十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二）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第八条 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
盗窃民间收藏的文物的，根据本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盗窃数额。
（二）为盗窃其他财物，偷开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使用后非法占有车辆，或者将车辆遗弃导致丢失的，被盗车辆的价值计入盗窃数额；
（一）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物，造成其他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第十二条 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四条 因犯盗窃罪，依法判处罚金刑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盗窃数额的二倍以下判处罚金；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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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盗窃罪
浅议盗窃罪
一、盗窃罪的概念和特征
（一）概念
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二）盗窃罪的四个主要特征
1、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本罪侵犯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即国家、集体所有或者公民个人所有的各种财物。这里的“财物”，具有以下特点：（1）财产本身必须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的物品。（2）从财物的形态上看，主要是有形的物品，但盗窃电力、煤气、天然气、热气、冷气等虽属无形财产，因其本身既有经济价值，又有使用价值，而且能为人们所掌握和控制，因此亦构成盗窃罪。（3）人们能够控制和享有。否则，即使具有经济价值，而不能为人们所控制，也不能视为盗窃意义上的财产，例如无线电波等。但是，盗窃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盗接他人通信线路，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也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65条就明文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即盗窃罪的规定定罪处罚。（4）一般是动产。不动产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但与不动产可以分离，而又不丧失原物价值的附着物，如盗窃房屋上的瓦、门、窗，土地上生长的零星树木、庄稼、果实等，仍可成为本罪的对象，数额较大的，也应构成盗窃罪。（5）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盗窃某些特定的对象，构成其他犯罪的，应按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处罚。如盗窃枪支、公文、证件、印章等，因此应根据刑法关于盗窃这些特定物品的具体规定分别定罪处罚。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具体讲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件：
（1）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其主观上认为不会被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者经手人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从而取走财物。如溜门撬锁、翻墙越窗、潜入室内等窃取财物。其主要特征有：首先，秘密窃取是指取得财物时没被发觉，暗中进行。如果取财是在暗中进行的，但将财物窃取到手后被发现，尔后公开携赃逃跑的，仍应定盗窃罪。如果是使用骗术，转移被害人的视线，在其未发觉的情况下窃取财物的，也应定盗窃罪。其次，秘密窃取是针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而言，而不是指其他人。即使窃取财物被其他人发现，但只要是乘被害人不知觉取走财物的，仍为盗窃罪。最后，秘密窃取是行为人自以为没有被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发觉。如果行为人在窃取财物时，事实上被害人已经发觉，但以为是秘密而将财物窃走的，仍构成盗窃罪。如果行为人当时明知被害人发觉，继续将财物取走的，行为已具有公然性，因而应定为抢夺罪。 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区别其他财产性犯罪的关键。
盗窃罪与抢劫罪这一侵犯财产性犯罪就有明显区别。刑法第269第规定，犯盗窃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直接危害财物所有人或者经手人、看护人、保管人，公然劫掠其控制下的财物的行为。两罪在主观方面、主体方面是相同的，最大的区别就正表现在犯罪的客观方面，即：盗窃罪是在财物控制人不备的情况下，以秘密窃取的方式将其财物拿走，因而表现出行为的秘密性；而抢劫罪则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直接从财物控制人手中劫取财物，所以表现出行为的强制性、公开性和当场性。对于盗窃转化为抢劫的，则应特别强调抢劫犯罪的“当场性”，即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人身强制方法的当时、当地就劫走或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两个行为当场完成，一般没有时间间隔。因为抢劫行为是同时地、不可分割地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和人身权这两个客体。但对“当场”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与取得财物之间虽持续一段时间，也不属于同一场所，但从整体上看行为并无时间间断的，也应认定为当场取得财物。当然，就具体的案例还得对“当场性”进行深入的分析。
再如，盗窃罪与诈骗罪这一侵犯财产的犯罪也有明显的区别。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二者在侵犯的客体、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都是相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犯罪的客观方面。从客观上看，盗窃罪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这窃取是使用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而诈骗罪首先要求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使被害人陷入错误的行为。欺诈行为使对方陷入错误，对方产生的错误认识也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为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在一般情况下，盗窃罪与诈骗罪之间，只要严格按照各自的犯罪构成标准进行界定，并不难区分。但是，社会现象错综复杂，有些犯罪行为人在盗窃犯罪活动中可能有欺诈行为，有些犯罪分子在诈骗活动中也有秘密行为，判定其犯罪活动是诈骗罪还是盗窃罪，主要是看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时起关键作用的手段是什么，如果起关键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就应定盗窃罪；如果起关键作用的手段是实施骗术，就应定诈骗罪。
又如，盗窃罪与侵占罪亦是侵犯财产性质的犯罪，二者却也有明显的区别。刑法第270条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客观方面。侵占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有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拒不交出，即包括承认本人获取遗忘物而不交出，同时还包括拒不承认获取了他人的遗忘物而不交出，也包括将自己合法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转归自己所有，拒不退还。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分，在理论上不难理解，但司法实践中却容易混淆.侵占与盗窃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侵占的特点是某一财物不在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之下而非法据为己有，而盗窃的特点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将处于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之下的财物据为己有。因此，某一财物是否已经不在他人控制之下，就成为区分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键。
（2）盗窃公私财物必须是“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即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或者是个人盗窃数额虽不够“较大”，多次秘密窃取的行为也构成本罪。所谓“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8年3月26日《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中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至2000元为起点。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1项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该条第2款还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关于被盗物品数额的计算方法，参照上述高法1998年3月10日的司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计算。所谓“多次盗窃，”根据上述高法的司法解释第4条的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新刑法的这些规定，比1979年刑法对盗窃罪单纯数额犯的规定更为合理。同时新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152条规定的惯窃罪，但补充规定了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不受数额的限制。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将惯窃行为作为情节严重的盗窃罪的一种情形加以考虑。刑法的这一修改，改变了原刑法构成盗窃罪只能单纯以数额为标准的缺陷，对打击数额虽未达到较大标准，但多次盗窃的行为将起到积极作用。
3、本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构成本罪。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虽然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可以构成惯窃罪，但1997年刑法取消了惯窃罪罪名，因此，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不构成犯罪。
4、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具有这一特定目的，不能构成本罪，如未经物主同意擅自借用其物，用毕后即归还的，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不构成本罪。“非法占有”是指将公私财物窃离原来的场所或使之脱离物主的控制，而实际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至于非法占有是为了自己，为了第三人，还是为了小集体，均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盗窃罪的故意内容是：行为人明知其所要窃取的是国家、社会、集体或他人的财产，其窃取行为必然会给国家、社会、集体或他人造成经济损失，但为了达到自己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见其故意内容包括三层含义：（1）行为人明确地意识到其窃取行为的对象是他人的财物，即不属于自己的公私财物；（2）行为人明知其窃取行为会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而故意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3）行为人在其主观故意的支配下，对实现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方式----秘密窃取作出明确的选择。
二、对本罪的认定
（一）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主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1、盗窃罪与一般盗窃行为的罪限。其区分有数额和次数两个可供选择的标准，只要具备了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其中之一的，就构成盗窃罪，否则，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一般说，个人盗窃数额达到“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就可以成立本罪。然而实际中盗窃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其发案数属刑事案件之首。为了正确把握罪与非罪的标准，在审理盗窃案件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认定盗窃罪的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7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一方面盗窃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起点，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1）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2）盗窃残废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3）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另一方面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赃、退赔的；（3）主动投案的；（4）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5）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2、把盗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财物的行为与社会上的盗窃罪区别开来。这里所指的“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主要指偷窃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的财物，也包括偷窃共同生活的其他非近亲属的财物。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的财物和非近亲属的财物不等于本人的财物，但又与非共同生活的其他人的财物有所区别。这里所指的“盗窃近亲属”的财物，是指盗窃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近亲属”的财物。所谓“近亲属”，按照我国刑诉法第82条第6项的规定，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由于行为人与近亲属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因此，在处理这类盗窃案件时应当有别于社会上普通盗窃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项规定：“偷窃自己家里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但是，如果行为人盗窃恶习太深，屡教不改，盗窃数额巨大，甚至勾结外人共同盗窃家庭及亲属财物，严重影响到家庭及亲属安宁，家庭其他成员或者被害亲属坚决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盗窃罪与买赃自用的界限。与盗窃事先并无通谋，为贪图便宜或者方便，明知是赃物而购买自用的，应无偿追缴赃物，买主不构成犯罪；但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也可以按销赃罪定罪处罚。确实不知是赃物而购买自用的，应由罪犯承担损失，买主不构成盗窃罪，也不构成窝赃罪或者销赃罪，因为其行为不具有犯罪的性质。
4、行为人误将公私财物当作自己的财物拿走，或未经物主同意，擅自借用其物或私自挪用代为保管的他人钱物，用后归还等情况，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盗窃罪。
（二）正确认定既遂与未遂
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定，对于定罪和量刑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盗窃未遂，谈不上数额较大，实际社会危害性也很小的，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而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以珍贵文物等重要的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对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也应认定盗窃罪（未遂）。 在区分标准上，应坚持以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为标准，但在有些情况下，盗窃罪既遂与未遂较难区分，这就需要一定的标准。在具体把握上我赞成“失控说”，即应当以盗窃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失去了对该财物的实际控制，区分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凡是由盗窃的财物已经脱离了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的实际控制，即为既遂；如果窃取的财物实际仍在财物所有人、保管人的控制之下，即为未遂。因为盗窃罪是对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侵犯，盗窃行为人通过其所实施的盗窃行为，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失去了对公私财物的合法控制，才能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有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项的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如潜入银行金库、博物馆等处作案，虽未得逞，因盗窃目标数额巨大，盗窃目标极为重要，一旦盗窃得逞，会使公私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属于情节严重的盗窃犯罪，应当追究其盗窃罪（未遂）的刑事责任。
三、本罪的刑事责任
（一）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下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上述所谓“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该《解释》第9条第3款规定了“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主要是指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后造成损毁、流失，无法追回；盗窃国家二级文物三件以上或者盗窃国家一级文物一件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流窜作案危害严重；
3、累犯；
4、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该《解释》规定了上述“数额巨大”的标准，一般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元至20000元以上的。“数额特别巨大”一般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的。 至于“其它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问题，该《解释》第6条第3项规定，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起点，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在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盗窃金融机构的；
3、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4、累犯；
5、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7、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
8、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三）共同盗窃的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审理共同盗窃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对被告人分别作出处理：
1、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盗窃的总数额处罚。
2、对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盗窃的数额处罚。
3、对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推荐第10篇：盗窃罪上诉状
盗窃罪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 ，男，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汉族，湖北**人，住 。
上诉人不服湖北省**区人民法院（ ）咸刑初字第 号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 ）咸刑初字第 号刑事判决书。
2、依法予以改判，减轻对上诉人的量刑。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涉案数额（6000元）过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
（十）项：“对已陈旧、残损或者使用过的被盗物品，应当结合作案当时、当地同类物品的价格和被盗时的残旧程度，按本条第
（九）项的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
（九）项：“被盗物品价格不明或价格难以确定的，应当按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估价。”
本案被盗物品是苹果笔记本电脑，属于高档消费品，价格变化巨大，新电脑的出售价格较高，一旦进入生活领域，其价格就急剧下降。上诉人认为 价格认证中心对被盗物品的估价并未结合作案当时、当地同类物品的价格和被盗时的残旧程度进行合理、公正估价，估价过高，应予依法核减。
二、上诉人具有从轻、减轻情节
（一）全部退赃：上诉人盗窃笔记本电脑已追回退还，从这一事实来看，并未造成实际的损失，则在量刑上予考虑。
（二）系初犯，偶犯：上诉此前无犯罪记录，也无其它违法违纪行为。
（三）自愿认罪：上诉人自愿认罪，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四）未造成公私财产的实际损失：由于上诉人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损失已全部挽回，并未造成公私财产的实际损失，社会危害性较小。
（五）上诉人家属现正积极筹集钱款，愿积极主动向法院交纳罚金。
三、上诉人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盗窃“数额较大”没有异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六条第
（二）项规定，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一）上诉人涉案金额仅属“数额较大”
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高法发[1998]15号）：“
（二）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巨大’的起点，其他地区为10000元。”本案上诉人的盗窃数额为6000元，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仅达到“数额较大”的盗窃罪量刑标准。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条：“审理盗窃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认定盗窃罪的情节：
（二）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2、全部退赃、退赔的；
5、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上诉人已全部退赃，且未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主观恶性不大，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条之规定，上诉人的情节不重，危害也不大，一审法院的判决量刑畸重，有违罪责刑相一致原则。
四、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减轻量刑，并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颁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之规定，上诉人认为：其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二审法院在对其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条：“宣告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依法宣告缓刑；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全部退赃，并愿意积极主动交纳罚金；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本案上诉人存在诸多从轻减轻的情节。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判量刑过重，应该减轻量刑，并适用缓刑，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采纳。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 月 日
第11篇：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受被告人×××(或其家属)的委托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开庭前，我查阅了本案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并进行了调查取证工作，刚才又听了法庭调查。我认为被告人 ，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综上所述， 请求/建议法庭 。
××律师事务所律师×××
××××年××月×日
第12篇：辩护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宏济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孙文刚的近亲属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律师李方敏、向仁举担任被告人孙文刚涉嫌故意伤害、抢劫罪一案被告人孙文刚的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经过法庭调查，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文刚构成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认为其有罪轻情节。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抢劫罪指控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孙文刚缺乏抢劫的主观故意和抢劫的客观事实，依法不构成抢劫罪。为维护被告人合法利益，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首先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文刚构成抢劫罪发表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孙文刚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根据刑法第26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立即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必须同时具备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孙文刚没有具体参与实施抢劫的犯罪行为，也没有明知他人实施抢劫而予以提供帮助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具体理由如下：
第
一、从客观要件看，被告人孙文刚没有具体参与实施抢劫的行为，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立即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是否抢劫到财物，是确定既遂未遂之根据，但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从庭审过程来看，2013年8月29日凌晨4时许被告人在利川高速公路入口500米处，将赵幸福、赵丙祥驾驶的货车逼停，被告人孙文刚只对赵幸福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至于被告人姚会彬要求受害人将钱拿出来并对其实施抢劫时被告人孙文刚没有具体参与到抢劫行为中来，事先也没有与被告人姚会彬一起共同预谋，也没有其他抢劫的协助行为，更没有实施抢劫的客观事实，不具有务抢劫罪的客观要件，依法不构成抢劫罪。
第
二、从主观要件分析，被告人孙文刚没有共同犯罪故意，也没有明知他人实施抢劫而给予帮助的主观故意，不构成抢劫罪的共犯，不能以抢劫来追究被告人孙文刚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第一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法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指是二人以上，在共同的故意支配下，共同实施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必须具备
（一）犯罪主体：必须有二人以上，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并且必须具备犯罪主体资格。
（二）犯罪客体：各犯罪主体所侵害的必须是同一的犯罪客体
（三） 犯罪的主观方面：各犯罪主体之间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四） 犯罪的客观方面：各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协同一致的犯罪行为。辩护人认为孙文刚不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和协同一致的犯罪行为，依法不构成抢劫罪的共犯。主要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人事先没有与被告人姚会彬有预谋抢劫的犯意。被告人姚会彬当时邀约被告人孙文刚时是说拉的煤炭被运输煤炭的货车司机擅自转卖，要求孙文刚一起帮忙将货追回来，并没有说去将大货车逼停后对货车司机实施抢劫行为，当时被告人殴打受害人完全是出于哥们义气、无其他犯罪故意。其次、案发时孙文刚没有在明知他人抢劫仍给予帮助的主观故意。孙文刚在案发时只是因为货车司机将所运输的煤炭擅自转卖，出于气愤，不能因此就认定孙文刚参与了抢劫。再次、被告人孙文刚是在事后才知道姚会彬实施抢劫行为，这时要会彬的抢劫行为已经终了，孙文刚根本就没有与被告人姚会彬共同抢劫的主观要件，不存在明知他人去抢劫仍予以提供便利和帮助的说法，所以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共犯。
第
三、公诉机关所指控被告人孙文刚构成抢劫罪证据不足，不能以抢劫罪对其定罪处罚。主要表现在：对于孙文刚在侦查机关前后数次讯问中的供述和辩解，自己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行为，只是实施了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从本案公诉机关出示的相关证据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姚会彬的供述和辩解均证实被告人孙文刚未实施抢劫的犯罪行为，辩护人认为既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孙文刚实施了抢劫的犯罪行为，那么公诉述机关指控孙文刚构成抢劫罪的罪名就不能成立。因为本案发生的时间在2013年8月29日、同年10月26日。2013年10月26日这次作案故意伤害致受害人刘振伟死亡发生在利川高速公路汪营入口，被告人孙文刚完全是受被告人姚会彬的指使，作案使用的折叠水果刀也系姚会彬所提供，被告人姚会彬事先告诉孙文刚到利川只是吓唬吓唬往利川销售运输煤炭的销售商，其真实目的是想搞行业垄断。案发时，被告人孙文刚与刘振伟发生冲突、抓扯，在慌乱中用折叠刀刺伤了刘振伟的右臂肱动脉，最终导致刘振伟大失血死亡，被告人孙文刚的该行为系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依法构成故意伤害罪。
二、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孙文刚构成故意伤害罪的事实，辩护人对指控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孙文刚有罪轻情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于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孙文刚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两次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均受被告人姚会彬的指使，根据法律规定应该从轻处罚。
（二）依据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孙文刚几次所作笔录来看，被告人孙文刚被抓获后如实供述自己在2013年8月29日涉嫌故意伤害赵幸福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被告人孙文刚对于故意伤害供述构成坦白，事实上该犯罪情节当时公安机关尚未完全掌握，且在被告人孙文刚在故意伤害他人的犯罪行为中系从犯，依法应该从轻、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孙文刚以往表现较好，无刑事处罚记录，无前科劣迹，对于其故意伤害行为供认不讳，在犯罪后认罪态度好，有认罪悔罪表现。
（四）故意伤害案发后，被告人孙文刚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其认罪、悔罪态度积极，应该酌情从轻处罚。自案件发生后，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案件的侦查予以配合，希望法庭能对被告人孙文刚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孙文刚没有实施抢劫的客观行为，也没有明知他人实施抢劫仍予提供帮助的主观故意，依法不应构成抢劫罪，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对于其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告人孙文刚具有法定和酌情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辩护人望合议庭综合全案事实，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并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以上辩护意见，望法庭予以考虑。
此致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湖北宏济律师事务所
李方敏 向仁举
二0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第13篇：辩护词
辩护词范文
审判长，审判员：
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范家礼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范家礼的辩护人。庭审前，我认真阅读了本案卷宗材料，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我对本案的案件事实已有充分的了解。首先，我对凶手残忍杀害三被害的行为表示同情和慰问。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资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辩护人的当然职责。在今天庭审中被告人范家礼再次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作为无罪供述和辩解。纵观本案，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范家礼涉嫌故意杀人，其证据严重不足，依法应对被告人范家礼作无罪处理。现基于上述认识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范家礼有杀害三被人的主观动机和故意。理由是：
1、公诉机关出示的证人张朝万、徐云高、徐云兴、罗仕芝、张开兴、付朝兴、陈永奎、孟远成、付朝贵的书面证言和关于范荣昌被害人家人打伤的《调解协议书》及《收据》两份书均证明了被告人范家礼一家与被人一家曾经有过纠纷的事实但不能由此证明被子告人范家礼就有杀害被人付再英一家的主观动机和故意。
2、被告人范家礼虽在公安机关有过欲伤害付再英家人的供述，但因被告人范家礼无论在庭审前，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均一再否认上述事实，且被告人范家礼供述的内容与范荣昌、范荣所两被告人供述的内容相互矛盾，又无其它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故不能有效证明被告人范家礼有杀害被人付再英一家的主观动机和故意。
3根据范家礼、范荣所、范荣昌三被告人所作的无罪供述和辩解，再结合 《调解协议书》、《收据》两份书证及证人陈贵柏的证言来看，均一致证明被告人范家礼一家虽曾与被人付再英一家有过纠纷但两家的已经当地村组织调解平息。且事后也未因此再发生过纠纷。由此可见，被告人付再英一家的主观动机和故意。
二、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不能充分 证明被告人范家礼实施了杀害三被人的行为。现论证如下：
1、证人张朝万、徐云高、徐云兴、罗仕芝、张开兴、付朝兴、陈永、孟远成、付朝贵的书面证明证言只证明了三被人已被子杀害的事实，而没有证明了三被害人就是范家礼、范荣所、范荣昌三被告人杀害的。
2、现场勘察笔录、尸体检验报告书和物证检验鉴定书三份证据，只证明了三被害人是由现场提取的板锄、菜刀、钉耙等工具致死的事实，没有证明上述工具是范家礼等三被告人在作案时所持有的凶器 ，更不能证明三被害人就是范家礼等三被害人害的。物证检验鉴定书虽然证明了被子告范荣昌外裤腿上的血痕血型与迟焕品、迟焕勇的血型及现场提取的析锄的血痕与血型均为A型。但不能由此就当然得出迟焕品、迟焕勇二被害人是被告人范荣昌杀害的这一结论，更不能证明被告范家礼就是杀害三被害人的行为人。因为：血型为A型的人很多，《物证检验鉴定书》没有证明被告人范荣昌外裤腿上的血就是被害人迟焕品或被害人迟焕勇的血，更没有证明被告人范荣昌外裤腿上的血痕是被告人范荣昌在作案时染上的。
3、提取笔录只证明了侦察机关提取有关书证、物证的过程，该笔录不能证明范家礼、范荣所、范荣昌三被告人杀害三被害人的事实。被告人范荣昌的指认、辩认笔录是被告人在侦察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由侦察机关单方面制作的笔录。被告人范荣昌的指认、辩认笔录最多只能看作是被告人范荣昌的单方面陈述。但因被告人范荣昌的指认、辩认笔录只有在其它证据以记分证明实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本案定案根据。
4、范家礼、范荣所、范荣昌三被告人的供述有以下特点：一是既有有罪供述，也有无罪供述，其供述不有稳定性：三是有罪供述的前后内容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三是三被告人所作有罪供述的内容相互之间是矛盾的，不能互相印证；四是三被告人所作有罪证明作案时间（二00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十点左右）与证人徐云兴、罗仕芝证明的作案时间（二00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二点）是相互的；五是三被告人在庭审中均作了无罪供述不有客观真实性这一根本的证据特征，在没有其它证据以印证的情况下，三被告人所的有罪供述是不能作为本案定案根据的。
5、公诉人探称三被告人所作有罪供述证明的部分内容与侦察机关勘验的部分案发现场相稳合，这一指控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一是从三被告人供述的笔录内容及三被告人在今天庭审中的供述和辩解来看，不排除侦察机关有向三被告人非法取证的嫌疑；三是案发后三被告人曾到过案发现场，特别是被告人范家礼曾于案发后即十二月二日到迟学友家（案发现场）帮忙料理过丧事，且三被害人体的原始摆放位置和三被害人的伤情等情况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公安机关在解剖尸体时，有包括付再宽在内的许多在场旁观。付再宽等人早已把这些情况告诉包括被告人范家礼的妻子陈贵柏及徐长才等在内的其它人，有在卷付再宽的证言证实）。三被告人当然可以说出一些案发现场的情况，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三是三被告人有在有罪供述中对案现场和作案过程的描述是相互矛盾的，且与客观实际不符。否则，既然三被害人是被告人用钉耙、菜刀、板锄等物致死的，且手又如此残忍，为何三被告人的衣物上没有半点死者喷溅的血迹呢？被告人范家礼的右腿和左手关节的骨头是折断过的，至今仍未复位，其又怎么能顺着柱子攀得上三米多高的燕窝楼上去呢？由于在的疑惑点太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
6、被告人范家礼所无作案的时间。根据被告人范家礼作的无罪供述和辩解，证明其在二00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左右，吃完饭后就上床睡觉，一直就睡到第二天早上。被告人范家礼陈述的这一事实与范荣所、范荣昌两被告人范所作无罪供述的内容是基本上一致的，且与证人陈贵柏、范荣粉、范荣华、范荣考、邵聪勇、姜志兰等人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既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范家礼有杀害三被害人的主观动机和故意，也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范家礼实施了杀害三被害人的行为。请求人民法院从我国刑法无罪推定的这一立法思想出发，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和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被告人范家礼无罪的公正判决。 以上辩护意见，请全议庭以充分采纳！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
被告人范家礼的辩护人：xxxxx律师事务所
律师
xxxx
被告人万中民贪污一案的辩护意见
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本人同意，受吉林圣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们做为被告人万中民的辩护人参与了本案的审理。庭前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庭上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质证。辩护人认为虽然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套取200余万元现金的总数没有太大的意见，辩护人也认为被告人万中民已经构成犯罪。但是，做为辩护人的职责是向法庭提供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事实和理由。因而，辩护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认为，本案在事实和定罪方面均存在值得探讨的问题。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贪污罪的事实不清
在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万中民“在担任吉林市丰满区交局东环路征地拆迁办公室拆迁员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给单位购车和处理费用为名”、让他人“签写空白折迁补偿协议和拆迁补偿收据”，由他填写补偿内容和数额的手段先后套取公款200余万元，并将其中的140余万元占为有，构成贪污罪，应以贪污罪处。这样起诉，乍看起来并无不当。但是，从刑事诉讼程序和刑法理论上分析，如果只起诉被告人万中民个人构成贪污罪，则遗漏了一些关键的事实：
1、被告人万中民套取公款的犯意来自于单位领导的授意，其行为是受领导之命进行的。其单位领导在回答检察机关的询问中说：“在2004年开始，投入的经费也比较大，市绕城办给的管理费无法维持现状，另外市绕城办也要求我们局给处理一些伙食费，请示领导后，我安排拆迁员万中民在拆迁过程中处理这部分费用。”因此，其单位的领导是被告人万中民违法犯罪的指挥者和策划者，起着主要的作用。
2、告人万中民的犯罪手段是单位的领导暗示的。没有合法的经费来源，又要去处理大量、众多的往来，到哪去弄钱。检察机关询问其单位的领导“你是怎么和万中民说的？”其领导回答：“我让他要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这件事，一定不要违法或违规操作……”。单位领导前面说过“要在拆迁中处理”，后又要求“合情、合理、合法”。是真的要“合情、合理、合法”，吗？不是。如果被告人万中民能有“合情、合理、合法”地弄钱的本事，就不需要填写虚假补偿协议和虚假收据了。单位领导所要的只是形式上的“合理、合法”。说穿了，就是不要让别人看出来。因此，对于被告人万中民套取国家公款的行为，单位的领导是心知肚明的。
3、是单位的领导首先指使他人帮助制造虚假协议和虚假收据的。这一方面有单位领导承认在开始搞拆迁的时候他就让被告人万中民处理费用的陈述证实；另一方面，在2004年开始拆迁时，被告人万中民仅仅是一个刚刚借调来做拆迁员普通工作人员。他对被折迁地的村领导和村民都不认识。如果没有人事先沟通，就冒然让他们作假，而且一做就十几万，谁也不敢。而恰恰是单位的领导和这些人由于过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能够说上话。因此，起码是在开始的时候由单位领导沟通好以后，被告人万中民才把虚假的补偿协议和补偿收据送去，由相关人员签字，应该是可信的。
4、单位领导为被告人万中民套取公款大开方便之门。按照正常的拆迁补偿程序，应该由拆迁员将拆迁补偿协议和补偿数额报请领导审批，然后由被补偿人直接领取补偿款，最后将补偿款收据经领导审核后入账。在检察机关询问单位的领导“你们允不允许像万中民这样的折迁员拿着现金支票到银行直接领取现金”时，单位的领导回答， “不允许。”问“财务允许直接把现金支票直接给折迁员吗？”回答也是“不允许。”（88）询问会计姚立云的回答也完全相同。然而，当再问单位领导的具体操作时，他却说：“由折迁员发放补偿款后，我审查一下，签字入账。”这就是说，单位领导的实际操作和他说的规定完全不同。他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让被告人万中民完成自己布置的处理费用的目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领导的认可，会计敢让万中民直接取钱吗？正是由于报协议、领钱、发钱都是由被告人万中民一人办理，才创造了他套取公款的方便。而实质上，单位的领导对这种做法是默许和允许的。不然，也不可能达到让被告人万中民套取现金给单位处理往来的目的。
5、单位的领导并没有对被告人万中民提出处理往来，套取公款的量的限制。也就是说，单位领导让被告人万中民套取公款并没有明确提出到底弄多少。因此，对于被告人万中民的犯罪数额，领导要承担责任，即使不承担全部的故意犯罪的责任，也要承担渎职的责任。
6、没有认定和追究帮助被告人犯罪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认定被告人万中民贪污，且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那些多次参与帮助被告人万中民伪造补偿协议和补偿收据的人，如张某、盛某明明知道是造假，明明知道是犯罪，而进行帮助，属于共同犯罪，就应该追究刑事。
我们不是检察机关，无权去追究其他人的刑事责任。我们谈这些也不是行使指控的职能。而是从刑事侦查和刑事审判的角度分析，如果将此案全部认定为贪污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为犯罪情节严重。如此，在四个犯罪人中，只起诉一名被告，它将关系到案件事实是否清楚。。
二、将全案都认定为贪罪证据不足
从形式上看，被告人实施了利用虚假的补偿协议和虚假的补偿收据套取巨额公款的行为，行为人又不能提供证明全部公款都由单位使用的证据，认定其贪污似无不妥。但是，由于本案又有一些不同于一般的贪污犯罪的特点，将除单位使用的近六十万扣除后全部数额都认定为贪污罪，证据并不充足。
1、从行为开始看不出被告人万中民有明显的贪污故意。无论被告人万中民还是单位领导在开始套取现金时并不是为了个人非法占有，主要是或者就是为了单位处理往来。
2、被告人万中民套取现金是单位领导（是否包括领导的领导）同意的。因此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单位行为，单位能否构成贪污罪，目前还没有肯定的解释。
3、单位领导承认使用了被告人万中民套取的现金。单位领导承认在总数中有56万，占
27、59%的现金由被告人单位使用，且公诉机关将此数额扣除，不计算在贪污数额之内。如果是被告人万中民的整个行为都认定为贪污，这部分也应该认定为是被告人对赃款的支配，但又把这部分数额扣除，不算贪污，法理上不好解释。
4、一般的贪污都是秘密进行的，而被告人万中民的行为则几乎是公开的。不但单位领导、财会人员会知道，连众多的村官、村民也会知道，这不符合贪污的常理。
5、认定被告人贪污的证据不好。第一，现在被告人承认贪污的只有两笔，一笔是最后的一个6万元，说用于招投标。但后又说给了领导和会计。另一笔13万，曾经供认买车，但与被告人买车的时间不符。况且，这笔认定张某和盛某取款后又给了被告人万中民不符合常理。既然近200万的现金都是万中民亲自取钱，这笔由张某和盛某取的钱却由他们两人在领取后再交回万中民手中，不合情理。而被告人万中民所谓“封口费”的说法则比较可信。第二，其余大部分赃款去向不清。被告人单位的领导承认了近六十万用于单位的往来，公诉机关对此予以认定。如果单位领导说的完全真实，是可信的，可以此为证据，证实其余款项都为被告人万中民占有。但是，单位领导却说，被告人怎么套取的现金，他一点也不知道，被告人万中民套取的现金，他分文未经手。如此的单位领导，他所说的只使用六十十万并不十分可信。特别是做为该单位领导对单位使用数额大是否构成犯罪并不了解，不排除他缩小此数额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而事实上单位所用的近六十余万公款也根本没有给被告人万中民任何手续，所以被告人万中民也难以拿出单位使用该款的证据。
因此，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万中民犯贪污罪并非绝对不可以，毕竟你供认过一部分。但如将除单位领导承认的以外都认定为贪污犯罪的数字额，则明显证据不足。
为此，我们认为，如果将全案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则更为把握。因为从一开始，无论是被告人万中民还是单位的领导，整个行为并没有明显的贪污故意。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国家的公款套取出来，用于单位处理往来，即归单位使用。这样，归单位使用的部分，即不能认定贪污，又不能认定为挪用，将其扣除完全没有问题。而其余部分，被告人在三个月内没有归还，应认定为挪用。既然是挪用，单位领导不太明知挪了多少，其他人只是帮助，不明知还没还，也可不定罪，既免除了漏罪漏犯的问题，也解决了全部认定贪污证据不好的问题。然后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的司法解释，在一审判决前归还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也易认罪服法。同时，也完全符合疑罪从无，重罪从轻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原则。
三、关于本案的处理
此案有一定特殊性，不但涉及到被告人万中民本人，而且涉及到相关的许多人，如以贪污罪起诉，可以说是事实严重不清，不应草率定罪下判，应由检察机关继续侦查。如果不予退补，当即下判，应该充分考虑本案的特殊事实和情节。一是最好能定挪用公款罪，这样，不但被告易于接受，而且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二是被告人万中民能供认基本犯罪事实，态度较好，应予从轻处罚；三是全部赃款退回，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应视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同时考虑在案件中做为单位管理和相关领导的责任等因素，对被告人万中民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较为合适。关于对被告人如何定罪量刑及处理，请另东思律师继续辩护。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在合议量刑时参考。
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H**涉嫌强迫交易罪一案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H**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其涉嫌强迫交易罪一案一审辩护人，经过开庭前详细了解本案案情、查阅案卷等工作，辩护人认为H**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H**没有采用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手段完成本案交易目的。
《刑法》第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
公诉机关指控：2008年冬天，H**、W**二人采取威胁、不供应物料手段，强行与1号楼、2号楼、5好楼项目经理S**、L**、G**签订内外墙抹灰、刷乳胶漆及挂瓦清工工程施工协议。通过刑事侦查卷宗的笔录内容以及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可以确认H**并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公诉机关对于是否采取了威胁手段也没有在起诉书中详细说明，只是一笔带过，辩护人认为：判断被告人是否采取了威胁手段达成交易，关键要看交易发生时被告人做过什么或者说过什么。而且所谓“威胁”必须要达到使交易相对人感到精神强制，从而不敢反抗的程度，而被告人H**并没有采取这种威胁手段。
根据刑事侦查卷宗的内容显示，关于5号楼的的内外墙抹灰劳务，H**承揽该部分劳务时，作为5号楼项目经理的G**当时正在济南学习，并没在现场，刑事侦查卷第五卷G**询问笔录第12页内容显示“问：H**怎么和你签订内外墙抹灰及涂料粉刷合同？答：这个合同是我哥和H**签的，我当时在济南学习，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签啦，咱也签吧，我也同意啦”由此可以看出，H**当时并没有实施威胁的行为，因为交易的相对方G**当时并没有在现场，H**实在没有威胁的可能与必要，而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威胁”应当是对交易相对人做出的。刑事侦查卷第五卷G**询问笔录第6页内容显示“问：LHW、H**、W**他们有暴力、威胁、恐吓等方面的是吗？答：没有这方面的行为„„..”；刑事侦查卷第五卷G**询问笔录第14页内容显示“问：你和他们这些人签完供应合同，这中间有人威胁过你吗？答：没有谁威胁过我„„”。关于1号楼的内外墙抹灰劳务，据H**所说，该部分劳务是1号楼项目经理S**主动找到被告人H**所签订的合同，希望法庭依法查明该案情。关于2号楼的刷乳胶漆劳务，作为交易相对人的2号楼项目经理在侦查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否定了被告人H**采取了威胁手段，见刑事侦查卷宗第五卷第36页（问：LHW、H**他们威胁你了吗？答：那倒没有。他俩说，让我对外宣称是他俩承包的）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H**首先并没有采取“威胁”手段承揽公诉机关指控的建筑劳务，是否构成威胁、是否达到精神强制从而不敢反抗的程度，作为交易相对人的心里是最清楚的，而通过上述笔录可以看出，在交易相对方的心里，并没有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对他的威胁，而这种交易相对方的心理感受，也是判断是否构成威胁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判断标准。
二、交易双方的经济地位及交易方式间接证明被告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
本案检察机关指控的强迫交易的内容系建筑劳务，作为本案交易相对人的S**、G**与L**，在该交易过程当中所处的地位是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的是整个建筑工程包括分部分项工程在内的主体施工，其经济地位明显高于本案被告人，被告人承揽的部分劳务，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被告人进行了大量垫资，根据被告人H**所述，包括供应材料在内，其垫资金额约为25万左右，而在建筑行业，能否进行垫资，往往是决定承包人能否承揽到工程的决定性因素，如同样身为项目经理（4号楼）的X**在侦查机关的笔录内容就充分的证明了这个问题，见刑事侦查卷宗第五卷第156页（问：合同价格比市场价高，你为什么还签合同？答：因为H**全垫支工程款）。同时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直到目前为止，涉案中被告人所承揽的建筑劳务仍然没有进行工程款结算，对于这一点，作为交易相对人的S**等人中也均予以认可。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本案强迫交易的交易内容不同于一般的强买强卖商品或强迫接受服务，众所周知，建筑行业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资金运转发生困难是一种常见现象，况且S**、G**和L**等工程项目经理对于欠被告人垫资款是认可的，被告人向他们要求还款也是正常合理的要求。
三、本案的案发源于工程项目经理向JX县县委县政府举报砂石料的亏方问题。在举报内容中，并没有提及被告人H**所承接的建筑劳务系强迫交易，如果H**在与S**等项目经理交易时确实采取了威胁手段，从而使这些项目经理在恐惧的心里压力下不得已而完成交易，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举报材料中将其一起举报，由此可见在项目经理的认识里，并不存在被告人H**对他们施加精神强制，强迫进行交易的行为，并不应当构成刑事责任。
四、强迫交易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威胁”必须发生在交易进行中，交易发生之前和交易之后都不构成强迫交易罪。
通过仔细查阅案卷材料，被告人H**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交易内容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发生时是否采取了“威胁”手段，公诉机关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完成指控，侦查卷宗里所提及的被告人H**曾经说过不供应物料应归为民事纠纷的范畴，不应上升到刑事责任的高度。作为交易相对人的S**等项目经理所做的陈述以及证人证言大多都属于一种“假想威胁”，而并非是基于被告人H**的言行而真切感受到的恐惧与精神强制。2号楼项目经理L**在侦查机关询问笔录中的内容显示“问：你的内外墙乳胶漆承包给谁了？答：让LHW、H**他们承包了。问：你怎么不坚持自己干？答：我原先自己干的内外墙抹灰，LHW他们没干成。LHW他们承包了抹灰工程都是转包给工程部的K*的老表干，K*的老表没干成我的抹灰工程，就让K*找我麻烦，我有一笔工程款41万多元，应该在春节前给我，别的楼盘的都给了，K*就拖着迟迟不给我，我为了尽早拿到这笔钱，就把内外墙的乳胶漆工程承包给LHW了” （见刑事侦查卷宗第五卷第36页），但是，这只是L**个人的一种猜测，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不拨付工程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未到拨款时间，有也有可能是开发商资金短缺等等，况且，是否拨付工程款从常理上分析，也不是K*与H**二人所能左右的，不能证明K*不支付给其工程款系被告人H**所采用的一种威胁方式；2号楼项目经理L**在侦查机关询问笔录中的内容显示“问：你自己的施工队伍能干，你为什么还要签给H**？答：H**一开始找我谈承包我的内外墙抹灰及涂料粉刷，从内心来讲我不想给他，自己干就能多挣点钱，不过咱还不能得罪他，少挣点钱，干的顺心，没必要惹麻烦，再说别的项目部都把这项工程给他啦，我不给他肯定得罪他，所以也就签了合同”，可见，G**也并非受到来自被告人H**的现实威胁，而是在一种从众心理下与H**达成的5号楼内外墙抹灰交易。
因此，公诉机关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人H**是否在交易发生时采取了威胁手段，而在交易发生之前，因为被告人H**除承揽了指控的建筑劳务之外，还对工程垫资供应物料，这需要垫付高额的费用，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资金短缺，继续垫资困难的情形，因而H**有些抱怨、牢骚的言语也属于人之常情，甚至偶尔说出一些过火、赌气、偏激的言语也情有可原，而并非是为了强揽工程而故意采取的威胁手段。
五、H**没有非法获利
被告人H**在九星花园工程建设中，包括供应材料、支付承揽的内外墙抹灰、刷乳胶漆清工的工人工资大约垫资了25万元左右，工程款也至今没有进行结算，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H**获取非法利益44754.78元是不妥的。
六、公诉机关用以支持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的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
证人陈述的情况，可以是亲自听到的或看到的，也可以是别人听到或看到而转告的。但转告的情况，必须说明来源，说不出来源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消息，不能作为证人证言适用。证人ZWF的证言，见刑事侦查卷宗第五卷第79页（问：你们5号楼的内外墙抹灰以及乳胶漆工程是谁承包的？答：都让LHW、H**他们硬承包去了。问：怎么硬承包去的？答：去年10月份，我们经理G**的哥GXF给LHW他们签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清楚„„..”）；证人QJC的证言，见刑事侦查卷宗第五卷第23页（问：后来抹墙、刷涂料的事是怎么说的？答：在2008年10月20日，H**就与我们经理签订了协议书，当时不签这么抹墙、刷涂料的协议书，他们就停止我们的水泥和砖，只能被迫签订了协议书），而作为交易相对人的G**在询问笔录中说的是在2008年11月份被告人H**与G**的哥哥GXF签订的协议，见刑事侦查卷宗第五卷第5页（问：怎么强制包过去的？答：当时是2008年11月份，我在外地，我哥GXF在工地帮着看着，当时就是H**去的„„..），刑事侦查卷宗第五卷第12页（问：H**怎么和你签订内外墙抹灰及涂料粉刷合同？答：这个合同是我哥和H**签的，我当时在济南学习，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签啦，咱也签吧，我也同意啦），因此，在合同签订时间及签订人的问题上，上述二位证人的证言与作为交易相对人的项目经理G**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同时，被告人H**也辩解称签订合同时，上述二位证人并未在现场，辩护人认为：该证人证言不符合刑事证据的要求，其所做的证言内容更像是一种猜测，而并非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同时该证言的内容又与交易相对人自己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因此，请求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H**主观上不存在强迫交易的故意，客观上没有采取威胁的手段达成强迫交易的目的，由于被告人H**除承揽工程外，还垫资供应物料，作为交易相对人的S**等三名项目经理在拖欠被告人材料款与工程款的情形下，将交易发生前被告人H**的偶尔发火、赌气、偏激的言语假想为威胁，公诉机关的证据不足以完成对H**的强迫交易罪指控，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情后宣告被告人H**无罪。
辩护人：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
王志刚 律师
第14篇：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莆田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我依法作为被告人冉鹏的辩护人，参与今天的庭审，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现根据本案事实，依照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冉鹏在整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系本案的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冉鹏是在同案人刘国虎的纠集下才参与打架，感慨是是空手和被害人的一方的人打架，打不过对方反而诶对方的人打伤了，后又是在刘国虎的是换下去找了一把砍刀，但刚要准备去打架，砍刀又被同案人马家林抢走，之后是同感人马家林手持砍刀去追打被害人徐庆华致其死亡，很显然，被告人冉鹏既不是挑起事端导致本案发生的人，也不是用砍刀砍伤被害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人，因此在本案中仅起次要、辅助的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被告人冉鹏的供述，在同案人尚孝国手持砍刀去追被害人徐庆华的过程中，其已经离开现场，既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也没有对尚孝国的加害行为提供任何帮助，更不知晓被害人会被砍伤致死因此，冉鹏对发生被害人丝袜解放的后果，主观上无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且人已不在现场，不应对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不应对其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
三、被告人冉鹏还具有以下酌情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本案是属于临时起意型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对较小。
2、被告人谭鹏纯属一时冲动，哥们一起才参加这次犯罪的。
3、被告人冉鹏归案后，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轻。
4、被告人冉鹏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并委托律师转告其家人在最大限度内赔偿被害人，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莆田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我依法作为被告人冉鹏的辩护人，参与今天的庭审，现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现根据本案事实，依照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冉鹏在整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系本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冉鹏是在同案人刘国虎的纠集下才参与打架的，刚开始是空手和被害人一方的人打架，打不过对方反而被对方的人打伤了，后又是在刘国虎的使唤下去找了一把砍刀，但刚要准备去打架，砍刀又被同案人马家林抢走之后，是同案人尚孝国手持砍刀去准打被害人徐庆华致其死亡，很显然，被告人冉鹏既不是挑起事端导致本案发生的人，也不是用砍刀砍伤被害人导致其被害人死亡的人能因此其在本案中仅起次要、辅助的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冉鹏对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被告人冉鹏的供述，在同案人尚孝国手持砍刀去追打被I害人徐庆华的过程中，其已经离开现场，既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也没有对尚孝国的加害行为提供任何帮助，更不知晓被害人会被砍伤至死，因此冉鹏对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直观上无敌意 ，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且人已不在现场，不应对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不应对其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
三、被告人冉鹏对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被告人冉鹏的供述，在同案人尚孝国手持砍刀去追打被害人徐庆华的过程中，其已经离开现场，既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也没有对尚孝国的加害行为提供任何帮助，更不知晓被害人会被砍伤至死，因此，冉鹏对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主观上无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且人已经不在现场不应对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不应对其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天第二款之规定。
三、被告人冉鹏还具有以下酌情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本案是属于临时起意型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对较小。
2、被告人冉鹏纯属一时冲动，哥们义气才参与这次犯罪的。
3、被告人冉鹏归案后，能如是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轻。
4、被告人冉鹏我那个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并委托律师转告其家人在最大限度内赔偿被害人，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援助中心的指派，我依法作为被告人冉鹏的辩护人，参与今天的庭审，现对于公诉机关 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现根据本案事实，依照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冉鹏在整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系本案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只减轻处罚
二、在本案中，被告人冉鹏是在同案人刘国虎的纠集下才参与打架没刚开始是空手害和被害人你一方打架，打不过对方反而被对方的人打伤，了，后又是在刘国虎的使唤下去找了一把砍刀，但刚要准备去追打被害人徐庆华致其死亡，很显然，被告人冉鹏既不是挑起事端导致本案发生的人，也不是用砍刀砍伤被害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人，因此，在本案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
三、被告人冉鹏对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四、根据被告人冉鹏的供述，在同案人尚孝国手持砍刀去追打被害人徐国庆的过程中，其已经离开现场，既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也没有对尚孝国的加害行为停工任何帮助，更不知晓被害人会被砍伤致死，因此冉鹏对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直观上无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且人已不在现场。不应对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不应对其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
五、被该人冉鹏还具有以下酌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六、
1、本案是属于临时起意型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对较小。
七、
2、被告人冉鹏纯属一时冲动，哥们义气才参与这次的犯罪。
八、
3、被告人冉鹏归案后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轻。
九、
4、被告人冉鹏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并委托律师转告其家人在最大限度内赔偿被害人，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民事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黄健品的委托，担任其诉讼道理人参与本案诉讼，通过今天的庭审，先发变一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夫妻双方经人介绍认识后即在父母的操办下结婚，婚后双方性格差异大，常生活琐事闹矛盾，并不断升级激化，自2014年1月起双方即分居生活，互不往来，一直至今。可见原、被告的夫妻名存实亡
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 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在从事被告安排的工作中受到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作为原告的雇主应对其雇员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意见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收号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不存在硬件或免除义务人（被告人）赔偿责任地情况，因此，被告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所说原告应承担一部分损失的说法无法成立。
二、原告的误工费应予以支持。原告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有劳动能力，受聘在被告单位当环卫工人，月工资2500元，朱由原告提供的工资存款明细为据，现原告因在岗期间受伤致其误工，收入减少，股应获得误工费损失赔偿。原告主张其误工天数为住院天数11天加上医生建议休息的3个月，每月按其实际收入2500元计算，应予支持。
三、原告的额伤残评定应采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鉴定标准适用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这种特定的主体之间，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且必须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人身损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在从事被告安排的工作中受到伤害，符合该鉴定标准。而《交通事故伤残鉴定标准》进行重新鉴定，显然不能成立，应驳回其重新鉴定要求。
四、原告的伤残赔偿金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原告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收入来源地在城镇，且自2012年12月起与儿子黄汉业一直居住在拱辰街道居委会学院北街368号名城家园1号楼2梯2005-2006室，这有所在小区金管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拱辰居委会的证明为据，因此，其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伤残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
五、原告要求的其他赔偿项目和金额亦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合理合法，请教合议庭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工伤认定行政复议代理词
时间2014-09-24 14:33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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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推荐：代理词与答辩状的区别行政复议法全文行政复议期限 尊敬的行政复议主持人：本律师接受邵阳市大祥区某洗涤中心的委托，担任其与邵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一案的代理人，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敬请采纳。
一、邓某红所受的伤不是工伤，其理由如下：
其一，邓某红不具有受工伤的时间条件，某洗涤中心的考勤表显示，该洗涤中心的所有员工分为两个班，一个是综合班，一个是平烫班，邓某红是平烫班员工，平烫班又分为两个组，实行工作一天休息一天的工作制，考勤表同时显示，2009年7月17日，邓某红是轮到休息，既然她那天是轮到休息，就不具有受工伤的时间条件。考勤表还显示，包括邓某红在内的平烫班的所有员工，都没有休息加班的记录，这足以证明2009年7月17日邓某红根本那本不存在上班的可能。这个考勤表时邓某红的丈夫朱某芳制作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另外，平烫班是下午2点钟开始上班，而邓某红是晚上7点的受的伤，如果邓某红那天要加班，那也应该在下午2点就开始上班，怎么会出现晚上7点在南站受伤的事实。
其
二、邓某红摔伤的地点不是在上下班的途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邓某红家住在祭旗坡，它她那天下午在影院中心照顾母亲后在晚上7点回家的途中。邓某红家与东方茶厂只一步之遥，邓某红上下班无需经过汽车南站，因此，其出事的地点绝不是上下班途中。
其
三、邓某红受伤不具有工伤的是由，因为她是在中心医院照顾母亲后回家而受伤。其
四、邓某红在南站交通事故中没有受伤，因为她自己在邵阳正骨医院病历资料中陈述是不慎从1米高处楼梯上摔下致背部受伤，而不是在南站从摩托车上摔下而受伤。
二、驳论
其
一、申请人某洗涤中心没有举证不能的责任。理由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句话是“劳动保障行政部受理工伤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也就是说;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工伤认定决定前，有权利也有职责对工伤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句话是”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也就是说，在工伤认定部门进行调查核实时，不仅是用人单位有协助举证的义务，作为职工的邓某红，作为医疗机构的邵阳正骨医院，作为交通事故处理单位的邵阳市交通事故处理中心都有协助举证的义务，但工伤认定部门由指责到这些单位去合适调查而没有去，而这些资料又是有医院和交警部门所掌控而不是由用人单位所掌控，因此很明显是工伤认定部门没有尽到职责而非用人单位没有举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最后一句话是”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某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指的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受伤，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提供证据，可以认定是工伤，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邓某红既不是在工作时间内，也不是在工作地点内（东方茶场内）因工作原因而受伤，而是在离东方茶厂很远的地点汽车南站因在医院照顾母亲后在回家途中受的伤，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据是由邓某洪自己以及医院和交警部门所掌控的并非用人单位所掌控，工伤认定部门却牵强附会地要求用人单位提供，这明显违反法律的本意，是不公平的。
其
二、工伤认定部门仅凭朱某芳的一面之词就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显然是不合法的，朱某芳是邓某红的丈夫，他的话可以采信吗?朱某芳称洗涤组的唐江柳因与厂方发生意见而离厂，唐鹏飞有事请假没上班均没提供证据已证实，相反，朱某芳提供的考勤表显示他们两人从来没有旷过工请过假，怎么在7月17号就同时不上班呢？只是在令人难以置信。另外，邓某红是平烫组的，他怎么可能去综合组上班呢，王腊英、李爱群、黄玉莲跟邓某红都是一个班组的，既然他们三个没来顶班，作为正在医院照顾80岁老母的邓某红就更加不可能来顶了，这正好说明朱某芳说的不全都属实，朱某芳提供的通话记录是邓黎明的通话记录而不是他自己的通话记录，邓黎明是何许人也都无法得知，邓黎明跟别人的通话记录能证明什么呢？更何况朱贤芳提供的所谓证人证言没一个可确定其具有真实性，工伤认定部门就此草率下结论显然是不合法的。
其
三、工伤认定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程序是违法的。如前所述，他有职责去想邵阳正骨医院和交警部门以及其他知情人员那里去调查核实而没有去，仅根据邓某红的丈夫朱某芳单方面说辞忽就草率作出工伤认定，这显然不符合行政部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必须先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再作决定的程序。
综上所述，恳请邵阳市人民政府依法撤销邵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7月29日作出的邵劳工伤认字[2009]125号工伤行政决定书。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莆田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我依法作为被告人吴万发的指定辩护人，通过查阅卷宗、会见被告人及今天的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万发指使同案人吴建华、被告人柯宾贵前往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找同案人钟友轮购买甲基苯丙胺，只有被告人柯斌贵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诉中，在庭审时，柯斌贵当庭供诉其之前并不认识吴万发，是吴建华叫去广东，但吴建华没有跟他说去广东干嘛。起诉书中认定的所谓同安人吴建华，从其供诉中可以证实，吴建华不认识吴万发，也不认识柯斌贵，也不知道一个叫“阿龙”的男子，也不认识它，更没有去过广东一带；同案人钟友轮的询问笔录证实了其没有贩毒给吴建华，也没有其与吴建华、柯斌贵当时的通话清单。因此，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万发指使同案人吴建华、被告人柯斌贵前往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找同案人钟友轮购买甲基苯丙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起诉书指控贝伽家哦人吴万发贩卖毒品给吴清华、柯斌贵、张开荣证据不足。被告人吴万发对该起犯罪亦始终予以否认，而同案人吴嘉华供诉其不认识吴万发，被告人柯斌贵在庭审时供诉其没有向吴万发购买毒品，因此指控被告人吴万发贩卖毒品给吴建华、柯斌贵个10克毒品，证据不足。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万发贩卖毒品给张开荣证据不足。被告人吴万发对该起犯罪亦始终予以否认，在一对一口供的情况下，仅凭张开荣一人的供述，就认定吴万发贩卖其5克毒品，亦证据不足。
四、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万发贩卖10克毒品给林俊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告人吴万发始终否认有参与该起犯罪，而据被告人张开荣的供述，其替吴万发发送两次冰毒给“阿忠”，都二次送冰毒给“阿忠”是在第一次送完后隔了一天，每克以200元的价格购买，两次10克共2000元，而林俊忠的供诉除了其在2015年6月29日的讯问笔录中有供述其向吴万发购买两次冰毒，每次是5克，第一次是以每克150价格购买，第二次是以每克200元的价格购买，总共10克计1750元外，其在2014年11月22日和2014年12月27日的额两次讯问笔录均证实其第一次向吴万发购买2克，时间是2014年9月份，第二次向吴万发购买5克，时间是2014年10月份。因此，在被告人吴万发对该起犯罪予以否认，而被告人张开荣、林俊忠二人对两次购买毒品的时间、数量、价格仅供述不一致的情况下，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万发贩卖10克毒品给林俊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所述，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段’“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独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在集合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安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述与同案被告人的额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之规定，本案没有毒品等客观证据在案，而被告人的供述和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不能达到吻合的程度，故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参与第
7、8起最烦已发不能认定。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在评议时予以考虑并采纳，谢谢！
辩护人;
2016年 7月11日
指导意见：你好，从你描述情况来考虑肋骨骨折，肋骨骨折一般是普通平扫CT是看不出来的，CT是纵切面，还不如胸片看得清楚。而三维重建CT是比较清楚的，可以临床诊断的，具体的司法专门有机构鉴定，不是医院的所能定的。三维重建CT如果观察到有肋骨骨折一般是可以进行诊断的。况进行普通的X线片不能发现肋骨骨折，一般都需要进行CT三维重建的，以明确诊断。况进行普通X线片不能发现肋骨骨折，一般都需要进行CT三维重建的，以明确诊断，至于说能不能作为司法医学坚定的依据，这个可以咨询法医。核磁共徵是可以做三维重建的，而且相对于CT的效果要好，因为核磁的精度要高一些，扫描间距也可以设置的小一些。
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在临床上较为常见，与单发行腔隙性脑梗死一样，都是脑梗塞的一种特殊类型，多发生在基底节区。实在高血压、动脉梗化的基础上，脑深部
第15篇：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韩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做为被告人韩某的辩护人，通过庭前会见被告人、参加今天的庭审，我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采纳：辩护人认为:刘女士的死纯属意外事件，韩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要追究韩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前提和依据应当是韩某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所谓“应当预见”应当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按照正常理智的一般人基于日常生活、工作经验所能够预见到的情形。刘女士在外表上与一般人毫无异常，韩某不可能预见到刘女士是“特异体质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一拳就能致刘女士受伤甚至于死亡。韩某不具有过失犯罪中所要求的“预见义务”，因而其行为属于《刑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
另外，在本案中，刘女士自己本身存在一定过错，其首先动手打韩某的行为是不应该的。
综上所述，请法庭认定韩某无罪。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XX律师事务所
律师：XXX
2009年XX月XX日
第16篇：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XXX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XXX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本案被告人韩某（男，40岁，XX省XX县XX乡人，住XX市XX区XX村）的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定性不当。理由如下： 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韩某构成犯罪的认定：
XX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刘女士的死是由于韩某的殴打行为造成的，韩某的行为与刘女士的死亡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韩某应当预见到殴打他人可能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由于没有预见而致使刘女士死亡，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而提起公诉。
辩护人认为，刘女士的死纯属意外事件，韩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如果要追究韩某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前提和依据应当是韩某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所谓“应当预见”应当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按照正常理智的一般人基于日常生活、工作经验所能够预见到的情形。刘女士在外表上与一般人毫无异常，韩某不可能预见到刘女士是“特异体质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一拳就能致刘女士受伤甚至于死亡。韩某不具有过失犯罪中所要求的“预见义务”，因而其行为属于《刑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韩某不具有过失犯罪中所要求的“预见义务”，因而其行为属于《刑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本案应认定刘女士的死纯属意外事件，被告人韩某不构成犯罪。
辩护人：××律师
××年××月××日
第17篇：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武汉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接受了被告人郑凯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调查和阅卷，以及参加了法庭调查和听取了公诉人的发言，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首先我们对胡芳的死亡表示遗憾，并对死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接下来发表我的辩护意见：我认为本案被告人郑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予以无罪开释。理由如下：
1. 判断一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应该首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予以认定。在本案中，郑凯提出分手并离开出租屋的行为，是一般生活行为，不能够评价为危险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没有对死者的生命安全创造现实的和可能的危险。因此，既然不是危害行为，就不是犯罪行为。既然不是犯罪行为，就应当认定被告人郑凯无罪。
2. 从因果关系来讲，死者胡芳的死亡是由于自己赌气执意要跳楼，因而属于自陷危险，与被告人郑凯的行为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郑凯提出分手并不必然导致胡芳的死亡，胡芳死亡的最大原因是自己不够成熟和过于冲动，所以郑凯也不存在过失。
3. 公诉人认定被告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最有力的理由是认为在出租屋这个特定的封闭环境里，郑凯对该领域有支配力，因此对于胡芳的跳楼自杀行为有着作为的义务，即阻止胡芳自杀。郑凯没有履行其作为义务，因此导致了胡芳的死亡，所以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在本案中，郑凯已经打电话叫了他的同学余文龙来到出租屋里并一同制止了胡芳的第一次跳楼行为。此时的出租屋里已经不是“封闭空间”，而是个公共空间。也就是说余文龙的到来打破了只有郑凯和胡芳两个人的封闭空间而成为公共空间。那么此时，郑凯就不再是唯一负有特定救助义务的那个人。所以此时，郑凯的离开对胡芳的死亡并没有刑法上的特定义务。因此，郑凯的行为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4. 在死者胡芳跳楼之前，郑凯已经尽到了自己所有的努力来阻止事情的发生，但是由于胡芳过于固执和激动，并且破坏了郑凯试图打电话叫她哥哥来的行为，因此，郑凯已经尽到了自己应有的义务。胡芳的死亡是她自己本人对于爱情的理解不成熟导致的。案发时，被告人郑凯只有17周岁，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未成年人做到尽善尽美，因此，郑凯已经尽到了他的义务。
5. 排除所有的专业判断，以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认识来讲，被告人郑凯的行为根本达不到“刑事犯罪”这么严重的程度，其因恋爱分手导致的死亡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处罚性这三个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被告人郑凯不
1
构成犯罪。
综上，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郑凯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指控不成立，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人郑凯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也不构成其他任何犯罪，因此依法应宣告被告人郑凯无罪。
请求法庭对此意见给予充分考虑和足够的重视。
武汉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兰晓伟
2010年 8月8日
第18篇：辩护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张某某的同意担任其涉嫌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辩护人认真听取了公诉人的公诉意见。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 首先，被告人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事实方面，被告人犯罪持续的时间较短仅一个月左右，涉案公民个人信息准确率较低，因此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其次，在诈骗罪的犯罪事实方面，被告人本打算不继续犯罪，后因受到王阔的鼓动才导致本案被告人犯下诈骗罪。但是被告人在诈骗罪方面只是打推销电话推销产品，后续的产品、发货、汇款等都是由王阔负责的。因此被告人在诈骗罪方面犯罪情节也是较轻，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请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张某某具有坦白的情节。
被告人张某某归案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请法庭对被告人这一法定从轻情节予以充分考虑。
三、被告人张某某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非常好，且被告人在今天的庭审中当庭自愿认罪、悔罪态度深刻，请法庭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某某系初犯、偶犯，先前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在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及今天法院审理阶段，始终陈述一致，口供稳定。认罪态度非常好，被告人有深刻的悔罪表现，有强烈的悔罪之心和重新做人的迫切愿望。只因法制意识淡薄，也希望给家庭较好的生活，才导致本次的犯罪。另外，被告人张某某在归案后积极配合侦查，其认罪的态度端正良好。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也有深刻的认罪、悔罪表现。故希望法庭考虑以上酌定情节，能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能够对被告人予以最大程度的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的家庭情况。被告人系独身子女，自幼父母离异，由母亲一人抚养成年。现母亲已老，又有疾病在身，身边没有子女照顾。另外被告人在2017年娶妻，同年8月4日生育一女。被告人上有年老母亲，下有年幼女儿，妻子身体又不太好，现在家庭情况十分困难，被告人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希望法庭考虑被告人的家庭情况并予以最大幅度的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具有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又系初犯、偶犯，家庭情况十分困难等法定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结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被告人张某某予以最大幅度的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给被告人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以体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王律师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19篇：辩护词
敲诈勒索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北京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夏立军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他的一审辩护人，今天出庭参加诉讼。经过会见被告人、阅读案卷材料、分析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本律师对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没有异议，但对公诉人起诉被告人所涉及的具体案件有些异议，现就对被告的涉案案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一、起诉案件1公诉人提供证据不足于证明是被告人所为。二审裁决书对2009年12月15日的案件事实认定中证明：犯罪人王卫国供述证实2009年12月15日，王卫国“联系大胡子、王
三、还有邱志红，王三又找来张二子，我给他们分了工。” 犯罪人王春个供述证实：“2009年12月份，王卫国和我说通过撞车的方法敲诈司机钱，我同意。王卫国找了邱志红、大胡子，我又找上我大哥王有和张二子。”两人供述认证参案人有王卫国、王春、邱志红、王有、大胡子六人。王卫国和王春在供述中多次提到多次案件的参与人是六人，因此可以认定是这六人参与了2009年12月15日的案件。王卫国虽在供述中提到：“刘传周、夏立军、邱志红负责从外地打车。。。”但这是所有案件的分工，不表明该起案件被告人也参与。被害人的供述中也未能证明被告人参与此案。因此辩护人据此认为起诉被告人参与2009年12月15日的敲诈勒索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二、起诉案件6公诉人提供证据不足于证明是被告人所为。
王春在2010年08月11日在松山区看守所第二次询问笔录中提到参与案件至少五人。表明有的敲诈勒索案件是五个人进行。犯罪人王卫国在对2010年7月27日案件中供述道：“参与的人有我、刘传周、王景峰、王俊军、夏立军。”共五人，没有王忠。但王忠的供述中证实：“2010年8月初的一天，我和王彬（王卫国）、王井峰、老王（王春）、刘传周……”,“这次敲诈了司机人民币五千元……被敲诈的出租车是黑丝的……司机是男的河北口音。”可以认定为所说的就是发生在2010年7月27日的案件，表明王忠参与了该案件，但当中没有提到被告人参与。犯罪人王井峰供述证实：“2010年7月某8月初我和阿
四、彬哥、老刘、老王在距离辽宁省凌源市一块玉米地边上，制造了假交通事故，敲诈司机五千块钱。”表明参与该案件中没有被告人。被害人供述中也未表明有被告人的参与，据此，辩护人认为起诉被告人参与2010年08月11日的敲诈勒索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同时辩护人就对被告的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一、被告人夏立军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从犯
从起因来看，该案件是由王卫国积极策划组织的，夏立军只是被拉入伙，在案件中属于从属地位。
该案件是由王卫国提出制造假的交通案件来敲诈勒索出租车司机，其他犯案人积极响应，由于被告人和其他犯案人原同属狱友，所以被其他犯案人找到。
从主观来讲，虽然被告人参与了此案，但是他只是负责在外叫车，并没有积极主动的预谋敲诈被害人，但被害人反抗不想给予钱财时，被告人并没有积极的实施暴力等恐吓手段，因此，被告人在主观上对实施暴力的行为也就是一种放任的态度。被告人供述中表明被告人发现这种行为危害性后，曾抵制参与活动，拒接电话，拒绝继续参与活动，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人主观上有悔过之心。
从客观上来看，整个案件中被告人夏立军的分工就是把被害人带到事先安排好的地点，他的任务就结束。整个过程被告人均听从王卫国等人的安排。
从分工的角色和地位上看，被告人夏立军只是一个参与者，未参与整个计划的组织谋划，可以看出被告人夏立军在整个案件中也仅仅是一个配角，听从其他人的领导和指挥。
综上所述，根据刑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被告人在本案中构成从犯，《刑法》规定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依法具有酌定量刑情节
1、被告人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其在公安机关的讯问过程中，表示后悔并希望政府宽大处理。
2、被告人有坦白情节。在公安机关的侦查、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均承认了其参与敲诈勒索行为认罪，态度端正、积极，属于坦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23、被告人案发后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被告人夏立军做为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家有老父亲和妻子需要照养，年近四十仍到处打工，现在社会就业生活压力大，其迫于生存压力，采取的一些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但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本着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给被告人夏立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人建议法庭依法酌情考虑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又有利于挽救被告人。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充分考虑，采纳。
辩护人：翟建
2011年11月28日
第20篇：辩护词
黄佛海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接受东莞市法律援助处的委托，指派李军红律师担任被告人黄佛海的辩护人。现辩护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佛海犯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对本案的定罪量刑，有以下几点意见，请合议庭给与采信。
一、被害人一方本身具有一定过错。
事发当晚，被害人黄高宏首先对被告人黄佛海喝葡萄糖口服药的行为“冷嘲热讽”，引起双方发生口角，并扬言想打架就去找他（见被告人黄佛海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三页：还说我要是想打架就去那找他），由此激发了被告人黄佛海的反抗之心，不仅没消除矛盾，反而激化矛盾。其次被害人黄高宏把酒瓶扔到阳台下，动手推了被告人黄佛海一下，直接引发双方互相推搡。在推搡过程中，被害人黄高宏用力过大，把被告人黄佛海推倒在地，导致矛盾全面爆发，最终导致被害人黄高宏身亡的后果，黄高宏本人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可对被告人黄佛海予以从轻处理。
二、被告人黄佛海系初犯、偶犯，没有前科劣迹，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佛海本次犯罪是初犯，在此之前能够遵守国家法律，一直表现良好，没有前科劣迹。此次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跟法律意识淡薄有很大的关系。犯罪后，被告人黄佛海也感到深深地懊悔，尤其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羁押生活，他能够深深地反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和他人带来的伤害 1 后果。在本辩护人会见时，被告人也表示要好好改造，希望早日出来后照顾亲人，报效社会。相信通过今天的庭审黄佛海本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增强了法律意识。请法庭量刑时酌情考虑。
三、被告人黄佛海主观恶性不深，且认罪态度较好，请法庭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佛海与被害人黄高宏两人平时关系比较好，且是初中三年同班同学。被告人黄佛海平素对黄高宏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而且被害人黄高宏进厂找工还是被告人黄佛海介绍的，黄高宏没钱用，被告人黄佛海借钱给他用。之所以案发，系被告人一时冲动而为。事发后被告人黄佛海是万分后悔，痛苦不已。而且被告人归案后，也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犯罪事实，无翻供表现，认罪、悔罪态度好。在看守所里，被告人黄佛海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同时，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黄佛海的诚恳交代及认罪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恳请法庭在对被告人黄佛海量刑时充分考虑与采纳。
四、本案案发与被告人黄佛海当晚喝酒有一定关联。案发当晚，被告人黄佛海喝了两瓶啤酒，头脑不够清醒，加上受言语刺激，一时糊涂，犯下大错。尽管醉酒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和正常状态下犯罪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别，可酌情考虑从轻。
审判长、审判员，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黄佛海虽已涉嫌故意伤害罪，且致人死亡。但本案的发生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且被告人具有坦白和明确的认罪、悔罪表现，属于初犯等。鉴于本案和被告人的以上情节，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黄佛海给予从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
谢谢审判长、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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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辩护人：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1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