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海峡时报》7月25日文章，原题：北京“路怒族”数量上升
鉴于北京交通的拥堵，在中国首都的堵塞道路上，情绪烦躁和发怒的情况屡见不鲜。
汽车司机会为了轻微刮蹭而停在马路中间无休止地争吵，骑自行车的人与汽车司机怒目相向，行人会因机动车距离其太近而破口大骂，即使是他自己横穿马路在先。去年中国媒体的调查显示，86.5%的人表示身边有许多“路怒族”，64%的人表示自己开车时会“骂骂咧咧”，“路怒族”一词甚至已被收入牛津词语大辞典。
上周的一次“亲密接触”让我见识了北京马路上的狂怒。下班返家途中，我所乘的出租车右转急打轮超过一辆黑色现代轿车。这种驾驶行为在新加坡会被认为是过分的，但在中国，这只不过是每日汽车常规体操的一部分。
但这次却升级成全面对抗。现代汽车的司机追上出租车，超车后便在前面做危险的扭动和急转，时不时猛踩刹车。在下一个红绿灯处，身材高大的现代车司机走下车来，透过打开的车窗抓住出租车司机并试图把他拉下车。只有1.65米的出租车司机用手机报了警。
直到警察10分钟后到达现场时，二人仍在推搡。出租车司机请求我去做他的证人，并答应免费送我回家。在警察询问我之前，现代车司机也表示可免费送我回家，还称出租车司机是“农民”，肯定是来自北京农村，贫穷、没教养。
一轮询问后，警察决定让两人都回家。但出租司机指着被拉破的衬衫要求赔偿。一番讨价还价后，他自豪地带着250元钱走出派出所。他说，一定要为公正而战，否则警察可能会站在现代车司机一边，因为出租司机来自社会底层，“改革开放后，人变了。过去，如果我撞了邻居的自行车，会首先承认错误并承诺修好。现在，强权即公理，人们的道德水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告诉你，那家伙一定来自农村。”
不管谁来自农村，他的话是完全正确的。随着汽车数量即将突破500万大关，加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此类冲突在北京越来越司空见惯。观察人士称，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强权可以逃避惩罚。社会建立在强权而非法治之上。政府官员通常被认为超脱于法律之上，他们给公众行为树立了不好的榜样。许多中国人认为，拳头就是道理，他们不习惯遵守法律。
对我来说，这段插曲的结尾还不错，得到了免费回家的待遇，那位出租车司机答应长期做我的个人出租车司机。鉴于北京打车的难度，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