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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

发布时间:2020-03-03 16:53:07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三、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

一、概述

1、概念厘清

女性文学有三种字面上的含义:一是研究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二是研究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学;三是研究表现出女性意识的文学。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文学只是指第一种含义: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

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就可以全都称为女性文学?因此,这里仍然要两说:一个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没有表现女性意识;另一个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充分表现了女性意识。那么哪一种才是女性文学?

答案是后一种才是我们所指的女性文学,即那些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表现了女性意识的文学。但是,这些文学并不一定描写女性生活的。可以是描写大社会的,但她同样表现了一定的女性意识,则可以称之为女性文学。

因此,在这里,女性文学的含义是:表现了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它可以专门描写女性生活,也可以描写其他人的生活或反映大社会的情况。

2、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 Feminism 在中国,有两种翻译: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顾名思义,女权主义,是为女性争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的权利等等一些关于那个所谓的“人”所该拥有的一切权利,说白了,就是男人拥有的那些权利,女性也要拥有。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保障。

女性主义,是认为,在那些基本的人的权利之外,女性还有自己独特的性别意识,比如为母亲的意识、一直以来被压制在家庭与社会地位底下之列所造成了历史创伤(纵观历史上,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天使圣母一般的,天使是那些贞女、圣母是那些孟母啊、贾母啊、岳飞那英雄的母亲啊之类的;另一类是魔鬼下流的,比如妖狐鬼怪中美若仙子的女性,比如潘金莲之流水性杨花的女性、还是那些乱国的女性;总之,当国家亡时,人们指责是女性祸国殃民,当国家兴时,女性的地位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去;历史上,在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一直被处于边缘:孔子的那一句话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让女性一直背负一个负面的、消极的、底下的包袱。)、一直现在仍然存在的歧视现象所给女性带来的压力等等。这些是女性独有的意识,或许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够书写出来的意识,因为那些是需要个体体验的意识。

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过渡,一般认为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在此之前,学界认为feminism这一流派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社会权利和权益。随着女性的选举权、受教育权获得之后,女性的关注点投射到女性自己的意识方面,并且认为,女性的革命比一场社会革命所需的时间更长,因此任务更重。只要有歧视存在,只要女性还被潜意识认为是第二性,那么女性主义的任务就仍然没有完成。

女性主义这一大流派之下,其思想意识并非那么统一。 在文学方面,由原先的女权思想(比如秋瑾为革命的思想)、到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比如那些从西方引进来的哲学思想,有波伏瓦、克里斯蒂娃、阿伦特、伍尔夫、桑塔格、西苏、伊利格瑞等等),再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比如凯特米莱特的性别政治话语、玛丽艾尔曼的阳物批评话语、艾莲娜肖瓦尔特的姐妹情谊话语、吉尔伯特的女性的精神疯狂话语等等),中国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的提醒、启示之下,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没有间断它的发展势头。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性别批评,期间还有酷儿理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随之进入了性别批评时代。

1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性别批评的不同在于,前者只关注女性作家创作的那些带有明显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后者在于关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那些在表现性别意识方面独特的作品。比如说,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下,在中国当代文学范围内,学者只去关注陈染、林白、徐坤、王安忆、刘索拉等作家的作品;在性别批评之下,学者们也去关注那些男性作家的作品,比如在90年代性话语大兴之时,有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一系列作品,还有苏童的《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性别批评作者注意到,这些男性作家喜欢去女性的身体不厌其烦地性色彩描写,而且对于强奸的描写几乎乐此不疲。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那里,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对于女性身体的描写,是唯美的,是自立的,是不屈不饶的,女性的身体是自我做主的。也就是说,在男性作家那里,女性的身体是被窥视的,是好似一个个具有窥阴癖的作家在向一个个具有窥阴癖的读者描写那具客体的女性身体;而在陈染、林白作家笔下,女性身体是自我书写的、是自我在表达自己的需要、欲望,是由身体的自我主张而达致精神上的自我独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体书写。这些的深刻的揭露只有在性别批评当中才实现了。

在市场经济之下,女性被再次沦陷为消费对象,一具客体,一个卖点,难道这与传统的对于女性的看法有何不一致?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就是性的代表,就是一具被消费的客体。在市场经济之下,可悲的是女性的命运仍然如此。

因此,在当下,许多社会上的权利不管是名义上的也好还是实际上的,女性的地位所有上升。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好多少。因此,女性主义还需要继续存在下去。

而且,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如果你不了解女性主义或性别话语,那么你就过时就是老土,就是顽固的男权分子。如果你不但不了解女性主义,而且你还公然发表反对女性主义的言论和思想,那么你势必被逐出这个地球,并永不遣返。除非你以后别在公共场合发言,否则你的反女性主义言论将让你身败名裂,并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女性需要思想,需要哲学,需要倾听不同的言论,而且女性主义哲学一直都在如此做。而且,女性主义哲学已经在当下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那个含义,而代表了一种为弱势群体而发言的思想。同性恋话语也是在女性主义的启发和引导之下蓬勃发展。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女性主义话语一道,在为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方面,它们始终是一股不能被忽视的力量。

二、西方女性主义

在当今学术界,女性主义取代了女权主义的说法,因此在这里一律用女性主义这个称谓。

1、动力来源

首先,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理论成果,是女性主义哲学理论的前提和来源,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批评的前提和来源。

其次,女性文学传统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文学实践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内在动力和基础。

最后,20世纪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多元发展,为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提供了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参照。

由于强调的理论重心、秉承的文学观念及采纳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欧美女性主义诗学大致分为美、英、法三家学派。一般来说,美国女性主义诗学较为注重对文本的批评实践,而在英国批评界,由于存在深厚的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较为突出,对文化研究表现出更大的关切。学者们更加擅长将女性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起来,将女性有报酬与无报酬的劳动与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法国由于是新精神分析、解构理论与语言学等当代重要理论思潮的中心之一,号称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露 2 丝·伊利格瑞和朱丽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均深受上述思潮的影响,故女性主义诗学更加注重理论方面的建构。

2、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

(1)审视与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信息,努力运用文学批判功能呼唤男女两性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与平等意识,最终使女性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家庭内部等方面获得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和地位,探索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

(2)通过对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等的重新梳理与挖掘,尝试以注入了性别意识的新的文学观念重构文学传统。

(3)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多察女性作品中存在的特殊意象、运用的题材、表达的主题、塑造的形象、蕴涵的情感等等,寻找文本中存在的隐喻、象征、反讽、暗示或者对男性创作的戏拟,关注女性创作的特殊语言与风格,考察女性创作中所接受的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影响及其分别在她们自己创作中的表现,梳理并确立女性文学的传统;

(4)研究女性写作与其生理及心理经验之间的可能联系,尝试建立一套适用于对妇女作家与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的“女性美学”体系;

(5)在立足于自己的性别立场的前提下,还要将性别维度与文学批评的其他维度结合起来,避免文学批评的简单化、政治化与主观随意性,努力建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而又符合具体文学实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三、中国女性主义

在大的学术背景之下,在主流方面,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理论体系,同样,也没有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只能说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批评。

我们所说的中国女性主义实际上指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或者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我们还得从历史谈起。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运动从时间上要比欧洲晚一个世纪。与西方妇女自发、自觉地为自身性别群体的利益而奋起抗争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首倡者与先行者往往是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男性知识分子,这也先在地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放同作战、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对女性与男性的共同桎梏的基本特征,这和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普遍状态构成明显的差异。

在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这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晚清维新派知识分子,以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参照,开始对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人权问题进行思考。

康有为便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为立论的基础,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男女各有自主之权”的主张;

在西风东渐、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背景下,梁启超写下《倡设女学堂启》一文,将两性平等与合作看成是富国强民的先决条件,认为美国“胜”、日本“强”的关键正在于“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动的日本”之故;

谭嗣同则在著名的《仁学》一书中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故而理应“平等相均”。

3 在此过程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进行的一系列对妇女教育启蒙的努力,亦可说打开了介绍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最早的窗户。他们的工作和中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相互呼应与补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根据史料,1844年,英国女性爱尔德赛夫人(Mi Aldersay,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

“据统计,到1877年,基督教新教在华所设女日校有82所,寄宿女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数量更多。”②女学的开设,开创了中国女性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先河,亦为维新派知识分子寻求中国女性自由解放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作为维新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运动开始兴起,针对以缠足为代表的对女性身体进行扭曲与戕害的一系列行为的不缠足运动和本土女学的兴办,旨在使中国妇女获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放。

1898年,中国人自行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开学,成为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

1902年,蔡元培等亦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

“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章程,女子教育初步获得合法地位,官办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推广到各省。

1905年,在华基督教诸差会联合创办了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为中国高等女子教育之始。”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进人20世纪之后,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也逐渐增强。她们纷纷自己兴办团体、创办报刊、出版图书。据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问涌现出的妇女团体达四十多个,妇女报刊有三十余份。

这其间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有陈撷芬1899年在上海创办的《女报》、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

丁初我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子世界》, 秋瑾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等等。

在图书出版领域,1903年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女界钟》,可谓学界公认的中国本土第一部专门研究妇女问题、倡导女权的著作。作者金天翮响亮地提出了妇女应享有“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之权利”的主张,被誉为“妇女界的卢梭”。

该时期最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当时最为完备的妇女解放主张,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经济自主、反对缠足、提倡女学、妇女参政等等。女权作为“天赋人权”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也在秋瑾著名的《勉女权歌》中表现了出来:“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③

辛亥革命期间,女性同男性一样,战斗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前线,参政议政意识进一步滋长。1912年,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没有对妇女权利做出相应规定,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其他几个妇女团体便联合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了修改《临时约法》的主张。在请愿受挫后,她们又通电全国,表示不承认《临时约法》,并提出了“实行男女平等权利、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提倡婚姻自由”等九条政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妇女运动。

4 到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期居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妇女解放成为实现民主与人权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标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纷纷发表文章或文学作品,用民主的思想和科学的精神对妇女贞操问题、男女社交公开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随着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名剧《玩偶之家》引人中国,中国文学艺术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强烈共鸣集中体现在对《玩偶,之家》的介绍、讨论与热演上。“‘五四’主要新文化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常常组织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的热烈讨论,其始作俑者往往颇受易卜生的影响。”①五四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专门塑造娜拉式女性主人公的戏剧“娜拉剧”。“1919年,胡适的《终身大事》拉开了‘娜拉剧’的序①那位勇敢赶冲出玩偶之家、挣脱被玩弄的依附地位的西方女性娜拉,唤起了许多中国女性把握自己的命运的美好希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借重外来之利器以抗拒封建桎梏的国人心目中,娜拉的出走似乎多地被解读出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人的意义,而不是抗拒夫权与父权桎梏的女性个体的意义。也就是说,娜拉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个冲出西方核心家庭与夫权制度的“女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从中国传统封建大家庭和家长制中被解放出来的“人”。由于中国读者与观众反抗封建专制的历史处境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现实心理预期,他们对易卜生作品的接受便很微妙地从原著所强调的性别重心转移至社会问题之上了。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读者与观众的这种择与失落,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政治需要以及妇女解动的基本特征紧密相连的。

194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保障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一系列的行政指令与法律条条文纷纷出台,它们分别从政策与法律的层面确认了中国妇女应当享受的劳动、接受教育、就业、婚姻自主等基本人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了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随后,国家还陆续制定颁布了与妇女地位相关的《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民法》、《刑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和40种行政法规与条例,以及八十多种地方性法规。1992年,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实现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禁止歧视和残害妇女提供了法律保证。此外,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一些与妇女利益有关的法令,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等等。因此,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和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构成新中国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显著的特点。较之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中国妇女在受教育的普遍程度和受教育层次上、在爱情与婚姻自主权的获得与使用上、在参政议政的参与程度上、在社会劳动权利保障等方面,都是远远走在前列的。

总之,在有关妇女发展的问题上,原来人们曾经乐观地以为,只要实现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女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与现实却告诉我们,妇女问题只是被暂时遮蔽了而已,它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社会阶段甚至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由此看来,较之表层的政令法规,潜藏的文化价值观的力量更为强大、影响更为深远、矫正也更为不易。

正如波伏瓦所说:妇女解放要远比一场社会革命需要的时间更长。

2、本土的妇女运动甫一开始,便呈现出两个基本的特点:

5 一是参与者中极少有女性,更遑论由女性自觉发起。即便运动中有少数知识女性,但她们要么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配偶、女儿,要么便是其他女眷,因耳濡目染了亲人的先进思想而萌生了初步的女性觉醒意识。由于长期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压制,中国女性并未获得普遍的觉醒,运动的倡议者往往是男性,运动因而也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启蒙特征,这就使妇女缺乏追求自身性别群体独立解放的自觉意识,相反具有依赖性。但同时,这也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天地不具备与男性之问剑拔弩张的对立紧张意味,而往往呈现出温和友好的协作特征。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甚至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二是由于中国妇女运动本身即是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的一部分,因此它自始即与民族危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也始终保持了这一特征。

这也导致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往往呈现以下特点:

(1)趋向宏大话语。更喜欢将女性作品的意识、思想作为社会改革和革命的一部分去分析,这一趋向实际上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那些表现女性意识的作品的独特性。

(2)批评重于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成果较为显著,但理论却显不足。

(3)散重于集中。体系性不够,各说各话,并不能称为一个流派,或一个组织,力量单薄。

3、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译介高潮:大约始自1986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将妇女问题上升到理论与学术的层面进行探索的趋向。一系列呼吁和身体力行地展开妇女研究的文章出现了,它们因最先刊登于各大报刊上而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也为妇女研究的学术化与理论化更有效地造出了舆论上的声势。第一次高潮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便是介绍性文字与学术论文的大批出现。如1986年间,即有李小江在《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王逢振在《外国文学动态》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柳门在《读书》第7期上发表的《欧洲女权运动之星的陨落: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逝世及其生平与著作》、孔海立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第8期上发表的《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谭大立在《南京大学学报》增刊上发表的《“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次高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并逐渐获得了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合法性。商品化、物质化的潮流使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与学批评退居到了社会的边缘,成了一个灰姑娘。清高并自恃优越的

‘人文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滑落到了文化的边缘,产生了无名的失落与失重之感。物质的喧嚣与欲望的泛滥冲击着正统的道德准则与意形态,轻飘而非厚重的生活追求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信条。理想的消解与价值的失衡促使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局面的出现,也成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多元化形态出现的基本语境。

物质化、世俗化、大众化和消费化的趋向,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歧视信息,暴露化、符码化的性别角色的人为性质,努力运用其文化批判功能和审美教育功能,呼唤男女两性之间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和平等意识。

世妇会之后,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在前述两次浪潮的基础上依然保持了稳健的发展

6 势头。虽然引起轰动效应、广有影响的学术力作并不多见,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写作也不再成为文坛一致瞩目的热点,但女性主义的观念、立场与研究方法却深入人心,成为学者们观照历史与文化现象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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