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区解决“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的情况调查
【摘要】文章探讨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等三农问题的实质与解决策略,分析指出三农问题源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提出了通过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针对盘石镇禾梨坪村在解决三农问题时的特殊矛盾和形势,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非农化;禾梨坪村;对策
20世纪80年代初发源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其成功经验为世界所瞩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三农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改革、稳定和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关乎全局的问题,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近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开出了许多。可是,每一个单项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或是利益关系难以协调,或是财政无力支撑,或是制度不配套。时至今日,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纵观二十多年的农业改革,它所取得的成果只是低水平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尽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并没有改变农业的脆弱地位,农业市场化的进程并不顺利。我国农业还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一家一户几亩地,生产规模狭小;很多地方的农民还使用着相当原始的劳动工具,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总体上呈现小农经济的格局。
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给农业向市场农业的转变,就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的机制。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农业三大基本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劳动力往往因流动不畅而响到配置效率的优化,进而影响到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首先,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资源之一,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是以使用权细分的方式分散到2亿多农户中去的。在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替代、土地产权模糊等制度性缺陷没有得到矫正的情势下,农地流转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田制”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均田制下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其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面积过于细小,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其次,资本作为龙头生产要素,其流向直接影响到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水平。小农户生产格局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农业的利润率普遍不高,更没有走上与其它产业平等竞争的轨道。正因为如此,资金就必然地难以进入农业生产,因为资金至少要追求社会平均利润。分析银行资本、政府财政资金和农民自有资本对农业的投入时,我们发现农业资本投入形势不容乐观。银行在商业化改革后所持有的金融资本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往往不愿为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审查监督成本高、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政府政策性资金总量原本不多,相对于2亿多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来说更是杯水车薪,况且通过有关部门下达的支农资金往往被转化为部门收益,最后进入农业生产的就很少了;农民的自有资金先天不足,在扣除基本生活费用,交缴了各种税费、提留与摊派,以及支付日益高涨的教育和医疗等必需开支后,可用于农业的投入就微乎其微了,这就导致了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撑条件日益弱化。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是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因素。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就业选择权的问题。专家估计,[1]中国农村目前有农业劳动力约5亿人,农业耕地约19.5亿亩,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致只需要1亿劳动力,加上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业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我国农村还有3.5亿个剩余劳动力。这其中有1.2亿常年外出打工,余下的2.3亿,则滞留在土地上,处于隐蔽性失
业状态。农业劳动力转移不畅,除了国家宏观就业形势的压力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由于历史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对市民和农民实行以户籍制度为界线的双重待遇标准,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尽管这些情况近来有所改善,但是户籍制度所隐含的就业、子女就学、住房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道路上竖起了一道道的门槛。
农民一词就其本义来讲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一种职业界定。然而在当今却演变成为与“城市人”相对应的身份界定,而且这种身份是世袭的。一个农民身份的人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被称为“农民工”,自己创业当老板叫“农民企业家”。这里“工”和“企业家”指职业,而“农民”则是无法抹去的身份标志。户籍制度其实就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现代版本。应当逐渐完成“农民”从身份称谓向职业称谓的过渡,即“农民”不再是针对部分国民的局限性身份,而成为一个可供自由选择的普通职业之一。改革户籍制度,落实对农民的国民待遇,逐步破除限制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必要前提。
小农经济格局对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农业基本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已经形成了障碍。可以说,三农问题既是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忽视农业的城市偏向型发展模式的结果,更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后者是现代意义上三农问题的根源。
二、“三化”破解三农难题三农问题
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涵盖了收入、消费、就业等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化解三农问题,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局限,在更宏观的背景中探讨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人数多,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农民收入问题是由中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仅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条件制约了农民增收,更是因为农外就业的渠道不畅与就业环境壁垒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减少农民,降低农民的农业就业比重是必然的选择。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早在十几年前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没出路![2]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人多地少的状况,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现代化水平。否则,农民收入就不可能持续增加,农业规模经营就寸步难行,其发展空间就很难扩大。因此,必须着眼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我们认为“三化”即: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经济发展进程中农业份额下降是公认的经济规律,这已被经济理论研究和世界经济史所证明。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劳动力相对减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另外,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和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下降。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产生的需求刺激,在农业中比其他产业要小。因此,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呈下降趋势。当然,农业份额的下降并不等于农业基础地位的下降,农业作为国民经的基础产业的地位仍不可替代的,农业发展的未来必然是“大产业,小行业”。
世界各国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确凿的证据,向人们展示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农业份额下降普遍趋势。[3]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1870年～1980年的农业发展时序数据显示:在此100多年间,美国的农业产值份额由49%降为2%,日本由63%降为3.6%。今日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2%,以供应发达的城市工业社会,而且还大量出口。农业人口的活水平也接近城市了。日本农业人口也只有5%左右。
相比之下,今日中国农业人口超过60%,农业就业重仍高达50%,且绝大多数停留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阶段,要完成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要走的路还很长。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经过了较长时间才完成的,例如英国花了近百年,美国用了七八十年,日本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才使本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问题积累时间长,既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国内三农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客观上决定了三农问题在短期内将无法彻底解决,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进。
从目前来看,一要大力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化路线,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国家还要在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大规模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二要从制度上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在义务教育、迁徙自由、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使用、社会保障、民主参与等方面取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降低农民非农化的制度门槛。三要有步骤地开展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土地权属范围,保障土地产权所有者长期的剩余索取权,培育农村土地市场,逐步形成产权明晰、流转有序的现代农地制度。四要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交通、电力、邮电、讯等严重落后的局面,尤其要把医疗卫生和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统一的公共品管理范围,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必需的硬件支撑。五要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要在政策、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予以倾斜,为更广泛的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
三、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对策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东西跨度大,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尽管各地在宏观的三农问题上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矛盾,但又要应对各自不同的具体问题,所以就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统一解决方案。
西部地区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着比中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形势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差,资源匮乏。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高寒阴湿区面积大,耕地质量较低,大部分农区分布在边远地区,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二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普遍较低,农民增收渠道有限,收入水平更低。2003年统计资料表明,[4]甘肃、宁夏、新疆、青海、陕西、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等西部九个省区,农民收入在1500元～2110元之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49(上接第39页)是因为这几年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已经习惯投资效益罢了。那么既然投资效果等同于投资效益,而投资效率是包含了投资效益,因而,投资效率这一概念集也应该包括了投资效果。
(一)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的许多城市是资源型城市和重化工业城市,长期以来对农村的联系和辐射作用不强,二元结构极其明显。首先,城市要鼓励和发展为农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企业,尤其要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和培育以西部名、优、稀、特农产品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仓储保鲜和运销服务企业,大幅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业产业升级,更多地吸纳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其次,要有计划地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形成合理的城市梯度。改变过去大城市一枝独秀,中小城市发育不良,广大农村衰落凋敝的境况。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立起城乡平等、和谐协调的发展关系。
(二)推进具有西部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大趋势对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西部地区更应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和优惠政策,瞄准市场需求,参与市场竞争,多形式、多途径地实现农产品增值,培育区域性支柱产业。西部地区在牧业、林果、薯类、烟草、糖料、棉花、中草药、花卉、杂粮等特色农产品优势明显,应尽快使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产品优势。尤其要发挥
西部地区土地资源充裕,光能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资源多样化明显,环境污染少等
区位特征和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三)提高西部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与应用水平,激发“后发优势”
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所占的贡献率约为60%～80%,我国只有40%左右,西部地区就更低了。[5]加快西部农业的发展,除了增加农业要素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示范与推广。特别是可以借鉴和利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际上的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和成功经验,发挥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农村合作组织和民间科研机构直接参加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在技术产品的选择上,不要盲目贪大求洋,一味追求“高精尖”技术,而应根据西部农业的实际情况和农民技术及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主要以“傻瓜化”和实用技术为主。(四)加强教育投入,开发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三农问题较全国其它地区突出,除了自然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异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村人口的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落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普及、推广和应用,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制约着农民从农外获取收入的机会与途径,更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因此,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改变农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义务的现状,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小康具有长远意义。(五)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是化解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西部农区兼具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不但要提供农产品,还要提供保护江河水源、控制水土流失、防治沙尘暴等“生态服务产品”。但是生态服务产品的提供者并不是其全部价值的受益者,存在着“外部经济效果”。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生态位势较低的发达地区支付享受绿色生态的酬金,从而使西部地区的生态保育的成本得到合理的补偿,实现西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西部三农问题的早日解决。
【参考文献】
[1]李从国.“三农”:思危再思危[J].瞭望,2003,(32).
[2]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反思[J].科学决策,2001,(1).
[3]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2004.
[5]王金存.新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走势展望[J].宏观经济研究,200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