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逝者一份“节俭的尊严”
2012年04月05日
为移风易俗者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让各种新安葬方式实施起来更为便捷、更加体面，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
“豪华的死不起，经济的没问题”。北京市殡葬协会负责人近日表示，近年来，民政部门开展“零消费骨灰海撒、百元骨灰盒、千元殡仪服务、万元骨灰安置”的“零百千万”工程，可是很多不被市民接受。北京其实有便宜的墓地，但不少市民“不领情”，挑大小、挑风水。
如此说来，这些年不绝于耳的“死不起”的议论，完全是市民“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结果？答案恐怕不是这样简单。
的确，正如专家所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婚丧嫁娶都是人生大事，有些人将墓地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有人将先人安葬与子孙福祉、家族兴旺联系在一起。因此，很多人宁愿花大价钱买墓地，也不愿接受绿色殡葬。墓地开发商借此炒作经营性墓地，风水上佳、豪华天堂、尊贵长眠……通过各种概念的炒作，一些地方万元以下的墓地已成稀缺品，价格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这当中确实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成分。
对于这种情况，管理部门一方面应该加大对经营性墓地开发的监管，用税收杠杆调节价格，不能任由墓地开发商肆无忌惮地赚取暴利，更不能让无序的墓地开发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该合理规划墓地，将绝大部分墓葬用地用于建立价廉质优的保障性墓园，同时将对超标准墓地征收的税收用于公益性、保障性墓园的日常维护，使之良性运转，给逝者一份“节俭的尊严”。
说到“节俭的尊严”，这正是让倡导殡葬新观念的“零百千万”等工程落到实处的关键。一分钱一分货，优质优价，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但假如将这种理念无限放大，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尊严的不节俭，节俭的没尊严”。事实上，“豪华的死不起，经济的没问题”这样的表达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意味。
从新闻报道的情况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不少市民对“零百千万”这一低价工程的质量持怀疑态度。在一些殡仪馆，“骨灰盒价格从10元到数万元不等，材质分纸、红木、紫檀木、黑檀木、楠木，甚至有翡翠玉石打造的六七万元的骨灰盒”。如果低价骨灰盒只是一个饭盒大小的纸制产品，跻身在众多“又好又贵”的同类骨灰盒中间，逝者家属的感受可想而知。令人对比强烈的不只是骨灰盒。据了解，一些推行树葬、壁葬的公墓，临近就是高价的土葬墓地，想不让人产生尊卑有别的想法都难。
“节俭的尊严”是既节俭又有尊严。给逝者一份“节俭的尊严”，有关部门不能只是简单提供一个“节俭”的选择就自感仁至义尽。追求正当的尊严和体面，不可都被视作“死要面子”，它们同样是人的基本权利。强化服务意识，为移风易俗者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让树葬、海葬、壁葬、花葬、坪葬等低碳环保新安葬方式实施起来更为便捷、更有尊严，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
农村教改，创新思路更重要
2012年04月06日
正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东西部和城乡落差，利用人力资源市场的梯度转移规律，完全有办法、有能力让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迎来“放牛班的春天”
“支教”变“资教”，一字之变，让湖北省的乡村孩子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近日有关湖北省“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的报道，给人启示，令人鼓舞
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各个地方的教育改革举措不断推出，创新之势方兴未艾。然而一些难题持续多年，各种因素相互缠绕制约，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其中最受关注、也最令人心情沉重者，莫过于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问题。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城乡教育落差进一步扩大，薄弱的中西部农村教育令人揪心。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其重要意义人人皆知，可是，让人眼前一亮的破解办法却并不多见。当很多省份为“教育投入不足”而叹息的时候，湖北省在有限的财政教育经费之内，动足脑筋通过制度创新、政策激励来改变窘况，让人耳目一新。通过政府购买阶段性服务岗位的方式，每年选拔一批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到乡镇学校“资教”，任期3年--已实行八年之久的“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是一种宝贵的探索和创新。
大学生西部支教计划已开展多年，在高校中反响热烈，报名者踊跃。很多年轻学子因此收获了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农村孩子也因为大学生的到来开阔了眼界。但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如果不能通过制度设计，将“志愿行动”变成经常性、普遍性的力量，不能将“匆匆过客”转化为“固定师资”，教学质量的提高就会昙花一现，很难给学校面貌带来根本的改变。湖北的实践，恰好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做了拓展，他们因势利导，鼓励大学毕业生走进农村、扎根农村，迎来了大学毕业生人尽其才、农村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的多赢局面。
从当年感动中国的徐本禹、查文红等模范典型的支教事迹中，我们看到了具有道德示范意义的“高尚情操”，更能感悟到，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我们完全可以将少数个人的“好人好事”，变为改变教育困局的新行动。正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东西部和城乡落差，利用人力资源市场的梯度转移规律，我们完全有办法、有能力让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迎来“放牛班的春天”。
如果说改善农村学校的简陋校舍、落后设施等硬件，更多需要倚仗财政资金投入的话，那么，解决师资问题，弥补农村教育发展“软件”不足，更需要教育管理理念和制度设计的创新智慧，需要开放的胸襟和多元化的探索实践。这是“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告诉我们的经验。
当干部，请离“河边”再远些
2012年04月09日
当干部的，一定要慎权、慎言、慎行、慎友，不沾那些可能引发议论的事情，不给外界的猜疑和想象留下空间
近日，一则“县长豪华坐驾违章停车，交警贴罚单却遭保安围殴”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尽管当事人和所在单位及时公开信息、说明情况，澄清了一些疑问，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仍然值得领导干部思考。
事件的经过是：在甘肃庆阳市驻西安办事处附近的庆阳大厦，原庆阳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现庆阳市华池县县长的司机违规停车，当交警进行处罚时，庆阳大厦的保安表示“这是我领导的车”，联手将交警打伤。
华池县委、县政府迅速通报了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表示事件发生时，县长和司机不在现场，而那辆市价70万元以上的豪华越野车，是县政府临时从企业借用的，并非县长专车。县长也出具证据，证明自己的专车是一辆帕萨特，当时正在送修。在庆阳市政府的要求下，有关责任人受到处分，市政府工作组和华池县县长本人专程赶到西安，向交警表示慰问和道歉。
到这里，事情似乎得到圆满解决，但舆论对其中不少疑团的追问尚未停止--
首先，县政府为什么可以从企业借用价值不菲的越野车，究竟是无偿还是有偿，是偶尔为之还是常态？其次，据华池县委、县政府的通报，县长是去西安参加“西洽会”的，可为何事发时县长却在其西安的家中？再有，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县长于当天即匆匆赶回华池，到第二天才折回“路途较远”、有必要借用越野车才好走的西安，“代表县政府”向交警当面致歉？
复述这些疑问，并非不相信当事人的申辩和有关方面的解释，更不是根据怀疑进行“有罪推断”。这里想强调的是，华池离211国道并不算远，去一趟西安，即使一般的车不好走，也不一定要向企业借用越野车，而且是一辆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华池形成强烈反差的高档越野车；既然事发第二天有必要去看望受伤交警，县长就最好是当天赶赴医院及时道歉，而不是跑回华池，待县委、县政府开完紧急会议后才折回西安；既然县长在庆阳驻西安办事处当过十几年主任，就更有责任叮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打消他们为了“领导的车”跟交警执法冲突的任何念头。
也许有人会说，现实生活中，不乏比这严重得多的情况，遇上这样的事情只能怪当事人倒霉。这样的认识值得商榷。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当干部的，尤其是为政一方的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时时刻刻警醒自己，慎权、慎言、慎行、慎友，一言一行，不和那些可能引发议论的事情沾边，不给外界的猜疑和想象留下空间。
这是对干部的基本要求而决非苛求。恰恰是因为现实中“不乏比这严重得多的情况”，领导干部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改变一些干部在群众中留下的不良印象。既然有“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说法，领导干部就更要洁身自好，离“河边”远些、再远些。
对权力的监督不能“慢半拍”
2012年04月10日
如何让监督更及时、更刚性，贯穿领导干部履职的全过程，是陈明宪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警示
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涉嫌在高速公路工程招标等环节严重违纪，被纪委立案调查。
陈明宪最终被立案调查，这说明监督的效力。只是，人们不禁追问：这样的监督是不是来得晚了些？
据媒体报道，陈明宪“生活极度奢靡”，“大约两三年内，一直住在五星级酒店，每天搓麻受贿无数”，“近年塌的桥，都有他参与”。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官员，知情者当不在少数，为什么没有及时监督举报，反而让他“带病运行”？
陈明宪任人唯亲，大笔一挥，他的儿子、弟弟等亲属就相继被安排进入交通系统，形成家族式的腐败链条。对这种任人唯亲的行为，有关部门为什么没能及时察觉、及时制止？
“早在两年前纪委就开始在外围调查陈明宪”,这期间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及时遏制他的腐败行为、尽可能将其危害降低到最小限度？
对权力的监督不能“慢半拍”。
陈明宪的案例表明，没有及时的监督，干部的错误会越犯越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害也会越来越多。这些年，因为工程落马的干部不在少数。一些地方路修通了，干部却倒下了，堪称“前腐后继”，教训非常深刻。对交通运输、国土资源、工程招标等腐败高发的行业、领域，应该前移监督的关口，在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上多下功夫。这既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是对干部本人的爱护。
提高监督的速度和质量，首先要擦亮群众的眼睛。人人负起责任，人人勇于监督，政府才不会松懈，干部才不敢滥用权力。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的力度，防止招投标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必须切实畅通监督的渠道，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有条件监督重大工程。
陈明宪之流的腐败并非高深莫测，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关键是监督者是否尽职尽责，尽心竭力。对于来自信访、网络等渠道的反映和举报，纪检部门、检察机关有责任及时调查，及时采取措施，而不是慢慢悠悠、“后知后觉”。
提高监督的速度和质量，离不开制度的强力支撑。在法治社会，对权力运行监督的及时性、有效性，必须由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证。这些年，针对工程招标等环节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频发的态势，国家制订实施了《招标投标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通知》，一些省份出台了加强招标投标监督管理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不可谓不严密，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在制度上予以细化落实，在执行过程中有效克服纪检监督失之于软、法律惩处失之于晚的问题。
如何让监督更及时、更刚性，如何让监督贯穿领导干部履职的全过程，是陈明宪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警示。
给利益博弈套上法治缰绳
2012年04月11日
防止建设高峰期成为矛盾高峰期，需要从法治完善和严格执法两方面夯实基础。让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本来就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应有图景
遏制强制拆迁，又有新的“尚方宝剑”：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继2011年1月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除行政强拆后，最高法继续完善司法原则，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社会管理注入新的法治内核。
近年来，房屋征收与补偿屡屡成为社会热点，强拆中发生的违法现象和侵犯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因素，给政府公信力造成不小的伤害。
过去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出于追求发展速度的考量，地方行政部门可以自行制定补偿标准，自行组织或责成有关单位执行强制拆迁。随着土地收益占地方财政的比重越来越大，地方行政部门成为土地市场的参与者，成为土地、房屋拆迁的利益相关方。由于地方行政部门天然处于强势地位，被征收人的权利救济渠道狭窄，往往引发暴力拆迁事件，致使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成本剧增。
这次最高法发布的《规定》，有很多引人关注的“亮点”：当事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房屋征收补偿明显不公平应裁定不准予执行，明确“裁执分离”的强制执行方式……这些规定，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效对接，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完善了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和保护手段，体现了限公权、保民权的法治精神，有助于遏制房屋征收与补偿中的乱象。
让法治的阳光遍洒每一个角落，立法固然重要，执法更为关键。在法院应裁定不准予执行的七种情形当中，什么是“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尚有不同的理解。此外，政府申请强拆前如何评估稳定风险，有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参照，尚无明确的标准……最高法的《规定》如何落实、能否落地，还有待实践的探索和检验。
目前，中国仍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土地征用、性质变更、项目建设的高频率不可避免，这种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意味着，围绕土地、房屋征收和补偿的权益博弈不可避免。如果处理得好，博弈的高发期就不会成为矛盾的高发期；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上升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防止建设高峰期成为矛盾高峰期，需要从法治完善和严格执法两方面夯实基础。让行政机关、被征收人等利益相关方习惯法律的审视，遵守法律确定的边界，是实现和谐拆迁的唯一保障。实际上，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本来就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应有图景。
合理制度是虚假数据“还原剂”
2012年04月12日
有缺陷的管理、监督机制，为一些弄虚作假者开了方便之门
国家统计局最近连连发声，对统计造假宣战。对外，连续通报了重庆永川区、山西河津市、甘肃玉门市、福建建瓯市等四个地方公然干扰企业直报数据的事件；对内，国家统计局明确提出，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首要任务。
从2009年70城市房价上涨仅为1.5%引发公众“呛声”，到各省GDP总量相加超出国家数据，或是因与民众感受有差距，或是因统计方法需改进，近年来，统计工作屡受质疑。这体现了社会对真实数据的需求，也折射出大家对统计工作的关注。也正是这样的需求和关注，推动了国家统计部门开门纳言、革除旧弊，统计方法不断改进，统计体系日臻完善。
今年2月，统计领域又一项重大改革拉开帷幕，全国70万家企业开始向国家统计局直接填报数据，这是确保统计源头数据真实准确的重要举措。如果把统计数据比作一条河，那么这条河有千万源头。源头数据的真实，正是宏观数据真实的基础。正因此，统计部门广大工作人员对这项改革寄予厚望，甚至认为这是事关中国统计前途命运的关键之战。
然而，这一改革，却在一些地方遭遇“执行梗阻”。或是成立“统计改革领导小组”来“领导”企业直报数据，或是发文件要求企业的数据要先送审再上报，一些地方甚至搞起了数据“双轨制”，一套对外，一套自用。依照统计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企业独立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企业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统计失真的危害人人皆知，却为什么总是有人热衷造假？统计法利剑高悬，为什么造假却能借政府文件和组织之力？“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官员”，让一些人视统计数据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不健全的考核、监管机制，更是为一些弄虚作假者开了方便之门。
而且，在少数地方，无论是企业还是统计部门，“统计话语权”都偏弱。虽然企业有权抵制那些暗示、授意甚至强令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行为，但哪家企业不需要顾虑生存环境，敢跟“婆婆”叫板？统计部门也是如此。由于地方统计局受地方政府领导，各级统计工作者吃在地方、住在地方，进行统计工作时，很难毫不顾及地方的脸色。正如有专家所言，如果地方统计局只是“小兵一个”，统计数据的质量很难凭一己之力掌控。
数据造假伤了谁？从表面看是伤了数据生产部门--统计局，但其实是伤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扭曲的统计数据会误导对发展态势的研判，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前行。推进统计改革，加强统计执法，需要政府统计机构承担更多责任、拿出更大勇气，更需要各方联手，合力改进方法、完善制度，才能给虚假数据注入“还原剂”。
宽容是给“出格”的最好一课
2012年04月13日
被孩子惹怒，往往是大人情绪失控的表现。对自己的引导能力有信心的人，不会声色俱厉地搞“激情教育”
一名高二学生偷换掉事先经老师把关的讲稿，用“自己的声音”对现行升学和教育制度提出质疑。
身处青春期的中学生不听“安排”、独树一帜，甚至做出某些逆反的举动，并非多大的新闻。反倒是该校汇龙中学对待此事的态度，值得成年人尤其是为人父母、为人师长者借鉴思考。
这名同学的演讲被认为是“言论不当，用词过激”，对这个结论我们存而不论。这所学校按其认定，对这位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校领导表示，本着宽容的态度，不会对其进行处分。更让人触动的细节是：当时，音响主控台就在不远处，也有老师站在演讲台附近，完全可以断掉电源或让该生停止演讲，“但那样也会打击他的自尊心，我们还是坚持让他讲完”。
保护未成年人的自尊心，坚持让“言论不当”的学生把话讲完，能有多少老师、多少学校有这样的心思和气度？
答案恐怕很难乐观。
“师道尊严”，是中国教育几千年的传统；“严是爱，松是害”，在很多家长、老师的心目中，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原则。就在不久前，一名中学生玩笑式地将一段《兰州二十七中逃学指南》的视频发到网上，被学校勒令退学。在广西平南县，19名高中生因为上课带手机被“劝退”或“动员转学”。在江西宜春市第四小学，十几个孩子竟然因为“到校过早”，被老师把脸颊掐青……这些新闻拼接出的图景与严苛的应试教育一起，让校园在一些孩子的心中成为令人生畏的所在。
曾有这样的故事：小学生进校不跟老师打招呼低头而过，老师提醒家长，让他们连续几个早上陪孩子一同步行上学，见到小鸟说声“早上好”，见到目光相接的路人说声“早上好”，结果一进校门，孩子向老师的问好变得特别自然。也听过这样的讲述：孩子入学第一天，学校会发一本厚厚的指南，第一部分是《权利》，上课举手的权利，给老师提意见的权利，受同学欺负时投诉的权利；第二部分是《义务》，上楼梯靠右走的义务，穿校服的义务，按时完成作业的义务……紧跟着权利的义务，让小孩子觉得平等公正、理所当然。
可惜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数是在国外。像汇龙中学这样“坚持让他讲完”的学校，在我们身边遍寻难觅。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过家长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事实上，被孩子惹怒，往往是大人情绪失控的表现。凡是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的人，都会冷静、克制、宽容地对待孩子的“出格”，耐心分析问题的起因，寻找有效应对的办法，而不是声色俱厉地搞“激情教育”。
教育如此，社会管理也是如此。为什么那个面对老人错拿游戏币当硬币却从不拆穿的馄饨店，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为什么有的小区自助小卖部，敢于让顾客自己付账却几乎没有丢过钱物？那是因为他们懂得，激活人的良知，更多的时候要靠鼓励和信任。
为卫生部的“较真”叫好
2012年04月16日
监督不只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管理部门的职责。管理部门必须彻底弃绝\"差不多\"心态，把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担起来
最近，对于“低危害”烟草制品研究该不该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结结实实较了一回真。针对30位院士联名抵制烟草技术参评国家科技奖这一事件，卫生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态：要避免烟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吸烟，而不是用其他方法降低危害。国家科技奖应该鼓励保护老百姓的健康，不应该鼓励类似“低危害”烟草制品的研究。如此鲜明的态度，令业内外人士普遍击节叫好。
事实上，烟草业科研成果参评国家科技奖并非首次。据统计，近10年来，已有7项烟草领域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对这种情况，此前不是没有人提出异议。去年某烟草行业的专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曾遭遇强烈质疑。但在科学研究、科技政策这样一个门槛很高的领域，普通人的意见很难引起重视，即便是专家观点，也容易在部门管理的高墙前碰壁。这一回，有了来自卫生部门的权威声音，相信问题定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平心而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主管的事务发声，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这一事务“已有先例”的情况下。试想，假使最终结果是这项研究退出评奖，那就说明此前已经获奖的7项成果，其获奖资格同样有待商榷。这不仅可能让参评单位和获奖人心生不悦，也可能让主持评奖的部门“没有面子”。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卫生部门不可能没考虑到，但他们仍然敢于坚持原则，敢于鲜明表态，这一态度令人钦佩。
90多年前，胡适曾经为“差不多先生”立传，讽刺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世不认真的人。到今天，“差不多先生”仍未绝迹。“差不多”的情况主要有二：
一种是责任心缺失，懒得较真，自己应尽的责任“差不多就可以了”，遇事爱往人家身上推。以“人造鸡蛋”为例，面对记者的提问，工商局认为应由技术监督局认定，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认为该由农业局管，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则表示“这完完全全属于工商部门管的事”，最后几个部门管不了一只蛋。
另一种情况则是碍于情面，担心得罪人，该管的事情“差不多就得”，不想为此“唱黑脸”。科技部门成立的科研诚信建设机构曾经承诺，对所有实名举报，如不受理必通知举报人，凡受理者必有处理结果。但5年多过去，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仍未建立，接受举报的受理、调查、复核、处理程序和制度也不完善，许多时候，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由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相当于“自己查自己”。这样的监督如何能有效发挥作用？
监督不只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管理部门的职责。与普通民众相比，管理部门有更多资源、更强能力，更大的责任，要让社会管理日臻完善、社会风气日益好转，必须彻底弃绝“差不多”心态，像卫生部这次的表态一样，把公众的感受放在心上，把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担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