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媒体应有怎样的“两会态度”
如实反映代表委员的评价，包括表扬、批评和建议，不能搞一边倒，这才是负责任的媒体态度
进入3月，5000余位代表委员将陆续赴京，2013年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大幕。
每年两会，也是媒体的一场“新闻大战”。今年，国内外各路媒体3000多名记者将参加两会报道。媒体报道是对两会的传播，责任重大。如果说两会是体现中国开放、透明的平台，新闻报道则是展现两会的窗口。及时充分、准确生动的媒体报道，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进公众对重大政治活动的了解和参与，从而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媒体如何能够以更成熟、更积极的姿态应对两会这场大考，在参与上有更多进步，这是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
两会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记者带着赶庙会、看热闹，甚至是追明星的心态来采访，即使写出报道，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报道两会，应该全面、客观、准确、负责、理性，而不应该像探照灯一样照到哪里算哪里，更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而只将镜头对准个别话题和明星人物。
两会的新闻矿藏，大多不是露天矿。很多新闻报道，需要俯下身、沉下心去更好挖掘。记者应当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委员，充分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两会报道中，选好采访对象、取好采访角度，挖掘不同的声音、独特的观点，这是对记者的一次考验。只有冷静观察，才有可能发现各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
如实报道两会审议、讨论情况，公开代表委员所提交的各种议案提案，以及对这些议案提案的审议、办理和答复，是媒体必有也应有的“两会内容”。也要看到，政府工作和法院检察院工作，即使做得再好，也还有不足之处，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作为媒体，应该如实反映代表委员的评价，包括表扬、批评和建议，不能一边倒，有的详细报道、有的一笔带过。
两会报道还有一个如何创新的课题。如何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提高两会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和亲和力，满足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如何创新两会报道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形成多媒体、全方位、立体式的报道态势？只有更加讲究报道视角、报道手法的变化，更加追求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才能更好地传播两会，完成媒体应有的使命。
作为一个庞大的“新闻场”，两会对媒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传播重大事件、解读热点话题的同时，通过两会报道展示媒体自身的素质，使两会报道既产生强大的新闻效应，又凝聚起改革发展的共识，积攒下未来中国前行的正能量，这是媒体的“两会共识”所在，更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所系。
3月18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让更多人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伟大时代给了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制度变革为追求梦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个春天，从两会会场到街头巷尾，“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话题。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昨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国梦为主题，向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话语铿锵，掌声雷动。这掌声，不只响起在人民大会堂，也激荡在13亿人的心里。
“中国梦”何以在国人心中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它拨动了大家的心弦，道出了共同的心声。去年底，习近平深情阐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句“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抓住了“家国梦”这个最大公约数。而这一次的三个“共同享有”，更激发起人们实现梦想的无限期待。
伟大时代给了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改革开放，释放出人们追逐梦想的巨大能量。亿万农民工为“城市梦”打拼，推动了城镇化的时代进程；无数创业者为“财富梦”奔走，激发出市场经济的无限活力。无数“出彩”的人生，撑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想时代。“小巨人”姚明因此感言：“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我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制度变革为追求梦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有梦想就有方向，有机会就有舞台，有奋斗才有未来，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一切才皆有可能。公平分配是保障房的“生命线”、让“拉杆箱一代”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防止“择校热”损害教育公平……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深化改革的呼唤，与“梦想之声”形成交响。它所折射出的，正是党和政府通过“天下为公”的制度安排，为梦想护航的不懈努力。
“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从梦想与公平的角度看，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可谓充满担当。从构建网底不破的民生保障网，到打造公正“一杆秤”；从破解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到“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的决心，所思所虑，实实在在，彰显了维护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
梦想不会自动实现，机会也不会自动到来。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改进作风反对特权，异地高考改革破冰试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向深入，新农合大病医保扩容，推进依法治国“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登记门槛……教育、医疗、司法、市场，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梦想之火。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它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梦想汇聚而成。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社会运行，珍视每一个梦想、呵护每一次努力，让更多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3亿人组成的，将是力量磅礴、不可战胜的“梦之队”。
3月19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摘牌只是“铁路改革”的开始
真正成为市场主体，铁路系统政企分开的正向效应才会完全体现出来，摘牌不是结束，而只代表开始
3月17日，北京复兴路10号门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的牌子被撤下，换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新牌。与过去铺就的历史长轨告别，铁路系统驶入新的发展轨道。
这是历史性的一步，也是充满挑战的一步。铁道部拆分，是铁路实行政企分开的必然要求。过去，政企合一的机制弊病，导致市场职能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削弱了铁路资源的合理配置；对行政职能的过于倚重，还妨碍了公平竞争环境的建立；由于职能错位、权界不清，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经营职责往往转由政府承担，从而增加了经营的风险性。消解这些结构性弊端，就必须实施政企分开这样的大手术。
铁道部摘牌，只是在政府架构层面消除了政企分开的屏障，让“政的归政，企的归企”。但政企分开，却不仅是摘牌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既涉及“政”能否克服过度干预的冲动，管住“看得见的手”；也包括“企”能否转变经营思路，建不建得起现代企业制度，形不形得成良性市场竞争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摘牌不是结束，而只代表开始。
由于历史原因，铁路系统的政企粘合度较强。因此，实现政企真正分开的挑战，也相对较大。这也可以从铁道部拆分方案公布后，社会各界的一些担心中反映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2.66万亿元的债务由铁路总公司继承后，是否会因为企业拥有了自主经营权而导致火车票价上涨？又如，原来铁路部门的贷款和发行的债券，实际上由政府信用担保，改制后信用是否会下降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是，铁路总公司是否会自然发展成为又一个超级国企，从而导致原有的行政垄断格局在事实上延续？
这些担心，折射出了社会对铁路政企分开含金量的较真。这本身，就是铁路系统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关键所在。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没有成本。应该如何支付改革成本，要看谁是责任主体。铁路系统原有的公共服务性，作为政府职责，其转型期间的成本理应由政府支付。对指令性、公益性运输任务，以适当形式加以补贴，这既是政府的承诺，也是社会的期盼。此外，铁路系统的战略性地位，也要求政策层面对于其融资需求实行一定程度的倾斜。
不过，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还需要通过铁路部门的主动变革去实现。一方面，应通过产权明晰、治理结构调整、企业文化再造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提升市场理念和服务意识，让新组建的铁路总公司“脱胎换骨”，成为市场经济中真正的法人主体。另一方面，需要真正引入社会资金。引入社会资金，提了十多年，但效果不彰，原因是社会资金进来后往往难以享受平等待遇。向社会资金放开，既需要降低门槛，更需要赋予“外来者”与“血缘关系者”同等地位。
这样的市场主体形成了，铁路系统政企分开的正向效应才会完全体现出来，社会的担心也才会随之消失。作为过去的“铁老大”，铁路部门理应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从变革中获得重生。 3月20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
面对“跨界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3月21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靠“愧疚”管不住吃喝的嘴 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公款吃喝，百姓反感，干部怎么看？最近，《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到愧疚。联想起此前有干部抱怨“一天陪洗八次澡”、感慨“做梦都想喝小米汤”，这一数据折射的干部心态更耐人寻味。
可能有人会说，一边享受公款接待，通体舒泰，一边感到愧疚，良心不安，是不是有点矫情？其实，不必如此苛责。心怀愧疚，起码说明这些干部心里有是非标准、荣辱界限，对奢靡之风是有评判的。
当然，不管有没有愧疚，在公务接待上都不能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愧疚是不可期待的，也是靠不住的，更何况现实中不少人不仅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欣然受之。比如，媒体曝光，今年1月初广东省阳江市数十名中小学校长，分别到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公费“考察交流”。面对质疑，有关部门竟然以中央八项规定文件“来得慢”为托词。说到底，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日前，中央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其中包括用公款大吃大喝，也包括以开会名义公款旅游，还包括滥发福利等等，都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消息传出，舆论普遍好评。就在前不久，有全国政协委员还表示，要防止“中央强调抓一下，强调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松一下”的一阵风现象。中央纪委的通报表明，转作风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动真格、见真招。如果将通报监督制度化，就会形成更强大的震慑效应，减少走形式、搞变通的现象。 赏罚分明，才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现实中，“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怪象，反映了一些干部“吃吃喝喝不犯法，只要不往兜里拿”的认识误区，更暴露了违规成本低的现实问题。正如调查显示，逾八成的受访干部认为“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的可能性”较小。如果公款吃喝近乎零风险，必然引来更多的人效仿，把公务吃喝当成一种心安理得、不吃白不吃的惯性。
清除这种惯性，除了加强个案监管，还应看到铺张习气的形成，与不良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把接待当成“生产力”，“不宴请、不迎送，心里不踏实”，“四菜一汤，项目泡汤”。这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印证——多数受访干部对于公务接待给自己带来的“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得到更多升迁机会”，比“得到他人的尊敬和羡慕”更感兴趣。
这就说明，要管住奢靡之风，除了加大惩处力度、曝光强度，还需从清理灰色官场文化、净化政治生态入手。通过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等，使干部看到，成绩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招待出来的；升迁要靠真本事，而不是靠利益输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玩乐的需求与冲动。
治奢靡、倡勤俭，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但这也是一场持久战。好比钉钉子，不奢望一下子到位，不追求一锤子就钉得牢，重在稳打稳扎、步步推进，常给力、不卸力，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如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可期。 3月25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下水道吃人”叩问治本思维
治理下水道问题，需要全社会凝聚治本的合力
又一起“下水道吃人”的悲剧发生了。22日的暴雨夜，女大学生杨丽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一处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走，下落不明。事发后，当地公安、消防、卫生、市政、街道办事处等均派人赶赴现场救援，媒体也将聚光灯对准吞噬生命的洞口，网友纷纷祈祷落井者能奇迹般生还。
伤感、愤怒、期望之余，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几个老问题：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井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部门来管井盖？为什么大雨就能冲开井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九龙治水、管理部门推诿、防范不够、整治不力，而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城市规划不合理、排水系统老旧。
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长期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策，而不愿去改变造成结果的真正源头。
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忙于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惜动用地下管线专家“会诊”，却没空想一想，为什么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热力等都要“各自为井”；城市道路拥堵，车辆限号、购车摇号本都属临时管控，却逐渐习以为常，延缓了优化交通规划、城市布局。
渐成常态的治标就这样代替了治本，以至于井盖管理应急处置中心都成了正式编制。而一提到治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出了状况先以非常措施救救急，缓下来后，治本又被一再搁置。许多城市就这样成了生病的美人，地面光鲜靓丽，地下炎症不断，靠的是擦粉装头面，直到拖得转成慢性病，最后不得不移肝换肾。
管理者缺少治本的动力，甚至缺少治本的思维，原因何在？为官一任，根治下水道这类事情，利虽长远，功却可能不在当下。这就造成了一种短视的政绩观：任上看不到成绩的工作不急，积重难返的问题往往是出了人命才能高度重视，媒体曝光才能协调出动，上面检查才能突击应对。
约翰·奈斯比特曾在《中国大趋势》中提到，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下水道问题，单靠指令或是单靠民意都无法根除。上级政府部门首先必须改变问标不问本的政绩考核办法。有不少市长，因为大水淹死人而被问责，却没有哪一位市长，因为水漫城区而请辞。下水道等平时看不见的民生工程也应该严格纳入考核范围，通过立法或行政界定直径和深度等具体标准，确立阶段性目标，达不到就要问责。这就能够迫使城市管理者重新评估治本的价值。
同时，民众也需要为治本提供动力。惋惜消失在下水道的女孩，更要持续关注本城市的下水道改进，经常出谋划策、时刻监督政府的进展，当然也包括承担升级改建下水道带来的成本。
治本，难度总是会远远超过治标。无论对于管理部门还是民众，都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斗争、局部调整和整体调整的博弈。提升治本动力，需要全社会思维的共同更新。 3月26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堵住裸官的“贪腐漏斗”
“裸官”已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需适当加以限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
继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申言“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后，地方也强力跟进。近日，广州市纪委决定，今年将对这种所谓“裸官”加大监督力度。
“裸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是指亲属移居国外的官员。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对公职人员提出政治忠诚方面的要求，是现代行政体系的共识，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这也是对“裸官”实行特殊监管的依据。
客观说，“裸官”确实面临较大的贪腐诱惑和贪腐空间。家属在国外，转移非法所得可能性加大；东窗事发或“金盆洗手”后，一走了之只需“一张机票、一本护照”，也更无后顾之忧。何况，要“努力赚钱”才能支撑家属在海外的生活，这也滋长了腐败意愿。“裸官”已经在事实上形成“漏斗效应”，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
虽然“裸官”一词始自2007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落马，但“先裸再逃”模式，却是很多贪腐者共同的选择：福建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纪检机关约谈后留下“我已经远走高飞”字条遁逃，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率团考察法国时突发“腰突”滞留不归……有人形象地将此总结为“三部曲”：和尚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方丈也走了（贪官外逃）。一个“裸”字，尽涵其事。
从这个角度看，“裸官”的要害不在“裸”，而在“逃”；“裸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下裸官”——那些我们不掌握情况、缺少监督的“裸官”。诱惑越大、风险越小，铤而走险的比例就越高，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事之常理。监督视野之外的“裸官”，相当于处身无人看管的果园，渴了饿了馋了，难免会伸手摘果子。
正因此，要监管“裸官”，首先要弄清谁是“裸官”。报告个人事项执行已久，对于组织，领导干部可谓“已裸”。然而，还需从报告出发，走出实质一步。梳理上报信息，准确监督核实，及时找到“裸官”，是制度起作用的发力点。广州以15%的比例抽查申报信息的措施也昭示，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并合理公开，必能进一步激发制度效力。
弄清谁是“裸官”后，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适当加以限制，有效防止“裸官”变“逃官”。深圳曾规定“裸官”不得任正职，东莞今年更进一步，“裸官”不得任班子成员，都是很有针对性的举措。说到底，断其利、增其险，既是对公信力的维护，也是对“裸官”本身的保护。
加大反腐力度，是中央一以贯之的坚定决心。增强社会信任、筑牢民意资源，这是促成中国进一步前行的“反腐红利”。“裸官”只是一个反腐切口，更多更艰难的战役，还期待我们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攻坚到底。
3月27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打掉苹果“无与伦比”的傲慢
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则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管这企业有多大来头，也跳不出这个基本原则
苹果公司在中国，一直是以励志片面目出现的，乔布斯的传奇恨不得成了创新的楷模。近些日子，这部苹果励志片忽然有演变成烂片的趋势：无视中国消费者、售后服务分三六九等、涉嫌偷税漏税、被抓到错处还死不认账……甚至还好意思自我称许“为消费者提供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中国有句古话，桔逾淮而为枳。据说，苹果在美国本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不敢太傲慢，何以跑到中国，就“无与伦比”地耀武扬威了呢？
按理说，中国市场应该是苹果的“金主”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市场在支撑着苹果的骄人业绩。有报告显示，中国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上一季度，包括零售在内，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达73亿美元；在苹果公司去年12月份的收入增长中，中国占34%，比美国本土还高。那么，西方这枚苹果，对自己东方的衣食父母倨傲的本钱在哪里呢？
一方面，或有西方人传统的优越感在作祟：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古国，咱拿高科技侍候着，您还指望和咱享受同样的售后？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本性也让这枚“苹果”变得疯狂，如果得罪了中国消费者，没有任何风险，还会减少成本，人家何乐而不为呢？
还不光是“苹果”，中国的消费者在面对那些西方所谓名企耍大牌时，经常会有一种无力感。仿佛他们进入中国就成了天然的规则制定者，充分享受“店大欺客”的特权。而我们的工人或消费者只能隐忍其轻慢，毫无还手之力。那些曾经被我们推崇的源自西方的市场诚信原则，对消费者的善意，以及顾客受损的巨额赔偿之类广为流传的传奇，换个地方，何以就突然变脸了呢？一些曾经嘲笑中国诚信匮乏的西方大牌，它们自己的“诚信”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关键在于，中国消费者的靠山何在？我们有没有对付苹果之流的利器？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企业，都不是天然的慈善家，都不可能站在道德高地上任人膜拜。要想保护中国消费者应得的权益，唯有加强监管一途，让它们因为“得罪”了消费者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才有可能乖乖就范。
这个监管，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法律和政策，二是市场监管机制。现在，我们这方面还有一些漏洞，让苹果明明钻了空子，还敢得意地百般狡辩。狼闯进羊圈，叼了羊、咬了“上帝”还扮无辜，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监管，亡羊补牢迫在眉睫。
当然，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则仍然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管这企业有多大来头，也跳不出这个基本原则。如果非要挑战中国消费者的爱心和耐心，非要继续无赖下去，再风光的企业、再牛的大牌，也会有盛极而衰的那一天。
至于我们，一要扎牢自己的篱笆，还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个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3月28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三公消费，“看得懂”才能管得住
三公消费“看得懂”，不仅是技术要求，更是确保制度产生实效的关键环节
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从今年开始，要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公开的形式要通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这两个要求看似简单，但意义重大，标志着规范三公消费迈出实质性一步。
规范三公消费的法理首先在于“看得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运行需要一定成本，但这种成本支出如果呈现出隐蔽性、庞大性与浪费性，则显然是不合理也不正当的。公开，让支出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查有所出、出有所依。对行政机关来说，这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保护，因为不公开所造成的民众怀疑、公信力降低，会让政府付出更高成本。
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等制度手段，使三公消费在“看得见”方面卓有成效。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高效便民”的依法行政原则；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三公消费的公开提供了最基本的程序依据；2012年 10月施行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第一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公开制度，定期公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可以说，让三公消费“看得见”，在今天中国已经从理论走向行动，从观念走向制度。
治理三公消费，不能止步于“看得见”，“看得懂”是接下来要实现的目标。实践中，三公消费只是一个泛称，很多地方演化出各种不同的具体名目，让人一头雾水。不少支出账目在消费事由、消费标准、消费内容等方面比较模糊，有的地方只公布数字而不公布事由，也有的地方公布事由但未必公布了标准和依据，使得“看得见”的监管效果大打折扣。
“看得懂”是为了管得住，如果关键信息不公布或模糊处理，容易让腐败蒙混过关，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无法遏制其中可能的腐败。过于模糊的信息表达和过于复杂的信息内容，都会给公众了解真实情况增加了负担，久而久之，容易产生制度疲倦，在不明就里中失去了解、监督的兴趣，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与提升。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看得懂”是确保制度产生实效的关键环节。各级政府必须学会规范化、科学化地公开三公消费信息，设计合理格式，明确具体内容。这不仅是一种技术要求，更是对人民负责的政治道德与责任伦理。
从“看得见”到“看得懂”，最终是为了“做得到”。“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就是一个切实的要求。选取“公务接待费公开”作为重点突破，不仅因为公务接待、迎来送往是一个突出问题，还因为这是一个有可能激活整个制度优化的局部和细节。破题是解题的开始。由点及面，从一个方面的治理逐步而稳妥地延伸到其他领域，既是治理三公消费的务实思路，也是整体改革设计的一部分。 3月29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闻风抢气”，不只是谣言作祟
越是重大价格调整，就越要在信息披露、程序履行、政策引导等方面，把工作做扎实
近日，在“天然气价格将大幅上涨”的不实传言影响下，川陕甘鲁等地出现抢购天然气现象。国家发改委、各地物价部门纷纷出面辟谣。“闻风抢气”，令人深思。
重大价格行政决策绝非儿戏。2008年出台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明确规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实践中，听证会制度也早已成为行政程序的一部分。天然气价格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决策相当慎重。相关调研、咨询论证、合法性审查、举行听证会等，是必须经过的程序。
而且，由于不同地区存在发展差异和收入差异，还需要制订相应的价格补贴政策。不经这些既定程序，天然气价格不会“自动”上涨，更不可能大幅上涨。
即便调价，也不只是价格数字的变化，而要统筹兼顾，尤其是考虑对民生的影响。发改委此前透露，天然气价改的趋势是阶梯式调价。这表明，天然气价改不会是激进式的。其中居民基本生活的部分将在政府强力干预下保持相对稳定，而对于超出基本需要的过高消费，则通过价格杠杆进行调控。实际上，不仅是天然气价改，在其他公共领域，“保民生”也是政策调整的一条主线。
有明确的政策出台程序，有清晰的政策调整逻辑，为什么还会出现因个别报道而导致抢购潮的现象？个中原由，恐怕还不是传谣、信谣那么简单。
客观地看，天然气价改确实存在上涨的基础动力。过去，天然气使用量偏低，实施政府定价还不至于导致供需关系扭曲。如今，天然气使用量在持续攀升，必须更多依靠市场实现增加供给。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水平偏低，国产陆上天然气平均出厂基准价格仅相当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25%左右。与价格水平失真相并行的，是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在攀升。据估计，今年的天然气进口还会持续增长。
在这种局面下，理顺天然气价格体系，已是必须闯过的一关，而民间也有天然气上涨的普遍预期。这种预期，一旦与“听证会就是走过场”、“听证会就是涨价会”等印象相结合，就会形成抢购天然气的内在冲动。
这也说明，“抢气”固然不理性，但多少表达了居民的涨价焦虑。面对这种焦虑，要求政府部门在重大价格调整时，在信息披露、程序履行、政策引导等方面，做得更扎实一些。信息披露，既应该告知正在进行的政策调整准备，还应该告知政策出台的考量。政策信息传达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避免居民误读的最好办法。程序履行，则需要以更刚性、更严格的规定，杜绝假冒和操纵现象，让公众真正成为程序的参与者，树立程序的公信力。像天然气价改这样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就更需要充分互动，以达到政策引导的目的，消除不应有的负面效应。
简言之，保民生，要保得理直气壮，调价格，也要调得顺理成章。这是公共决策的应有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