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们刚从历史书里得知南京大屠杀时的感受吗，除了无比的悲愤，同时我们也在怀疑那些日本军人究竟抱有怎样的一种心态，犯下这么肆无忌惮这么残忍灭绝人性的举动的，路西法效应读后感。同样的，令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的，还有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暴行，那些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同样还有就发生在约十几年前的卢旺达大屠杀，伊拉克虐俘行为，等等。历史和现实从不缺少这类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通过各种渠道我们也能了解到当时参与这类暴行的人们后来对于这些事件的看法，他们有的会觉得十分惭愧认为自己是个恶人；有的只是觉得我当时必须这么做，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有的会说我在完成我的任务，是上级指派我这么做的，我身不由己；还有的会觉的当时这么做其实是在帮助对方。
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并理解这类暴行发生的原因呢，众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都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有的说这关乎这类人群的心理健康，即他们是由一群心里变态的人组成；也有的说他们是一群被鼓动了的人群；也有的说这是历史或斗争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产物。
而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路西法效应这本书里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津巴多认为这类暴行的发生的原因更多的来自于情境的力量，即当时的环境带给人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的发生。他认为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在路西法效应这本书里，津巴多教授通过他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深刻且令人恐怖的展示了在监狱里几个通常意义上的标准好人是怎么一步步转化成让人胆寒的恶人的。津巴多教授把这一过程称之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别名。这也是这一书名的由来。
通过了解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制度带来的权力，然后是制服带来的去个性化去个人化，再来是群体的归属感及认同感。这些都成为情境力量的重要部分。
我不打算重述斯坦福监狱实验，我决定从我的亲身经历说明这一过程。
如我们这一代，在上小学时都会参加少先队，佩戴红领巾。还记得我们刚戴上红领巾时的情景吗，我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国旗下宣誓效忠祖国，然后排着队欢乐的走进教室，这里有着那么一部分还未够资格戴上红领巾的同学们，其中不乏你的好朋友，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么，他们也许正在用羡慕的眼神盯着自己，也许正在伏案哭泣，也许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而我们呢，我们可能会摆出一副同情的表情，极尽热情的安慰这些人，或者趾高气扬的走过他们身边，无论我们怎么做，其实在心底已经将这群人划归为另外一类人，一类比自己低等的人。你没有?呵呵，也许你忘记了当你还未佩戴上红领巾时那一股透入心底的沮丧还有面对红领巾时的自卑。
再回过头来回忆下老师是怎么挑选学生加入少先队的吗，学习成绩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你是否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当你申请成为少先队时，老师会告诉你，好好学习，积极表现，成为品德兼优的好学生，这样你才够资格申请。通过老师的话，你是否已经把红领巾和非红领巾划归为两类人群，一类是品德兼优的好学生，一类是不思进取，思想恶劣的坏学生。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如果你堕落成坏分子后，老师是有权力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摘掉你的红领巾并撤销你的少先队身份的。
那么，我们再回忆下，为了获得红领巾或保住红领巾的身份，你是否有向老师或者班长打过某位同学的小报告，哪怕他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违反纪律的小事，比如在上课时和同座轻声的说了那么一句悄悄话，读后感《路西法效应读后感》。做出这一类行为的背后并不只是为了保住红领巾，还有一重要原因是，你觉得做为红领巾的一员，你有权力也有必要这么做，这么做可以维护红领巾的名声，也可以显示出红领巾的优越性。
看吧，在这一环境下，你开始理所当然的向权威者出卖自己的同学自己的朋友，并认为他们是低等人群，理应受到改造，如果他们不服从，有必要对其进行惩罚。在我的小学，我的班主任，每次他觉得某个学生不听话时，他就会安排大家在课堂上举报他的任何不合乎纪律的行为，并且让大家对这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当然，做为权威者的他会对其施以一定程度的体罚，比如罚站，打耳光之类的做为对学生们的检举行为的反馈。我还记得当时课堂上的情景，首先是少先队员开始进行检举，非少先队员则会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会觉得这是获得表现的机会，一部分会感觉到羞耻，因为在他们的同类中有个人居然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会沉默着低下头，就像是大家正在批评自己一样，还有一部分人，会以看热闹的方式面对这一切，并在他人检举的同时偷笑被检举者的表情或是别的什么。
重点在于，我清楚的记得，最初时我对这一行为感到很为难，有时被检举者会是我私底下的朋友，但是为了保住我的红领巾，我不得已对其进行所谓的检举揭发，开始我只会说些无关紧要的行为，这让老师很不满意，而事后我在被检举者面前也感到羞愧，不管怎样，我违背了我们之间的友情和义气。但是，后来，我渐渐习惯这一行为，我变得热衷于这一行为，因为这总比听课要来得有趣的多，我还可以毫无顾忌的笑，我也开始学会罗织罪状安在被检举者身上，哪怕他并没有干过这些。事后我在他面前也不再感觉到羞愧，有时被检举者会在私下反驳我们莫须有的罪状，但是，我们通常会这么说，既然你在某个时刻干过这样的事，那么你在另一个时刻也肯定这么干过，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相信做为非红领巾团体中的落后分子，你一定会这么做的。同时，我们还会将这一反驳行为积极上报给老师，以换取更大的信任，甚至是权力。
其实，这就是一出活生生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现实生活中的折射。尽管我们并没有对非红领巾一族进行身体上的侵犯，但是，如果老师允许的话，我相信我们会这么做的。
在这一过程里，可以清晰的看到通过佩戴红领巾获得了去个人化的效果，在斯坦福监狱里，狱卒和囚犯都有各自的制服，我们还可以回想下一个标准的红卫兵的装束，绿军装，佩戴毛主席徽章，怀揣红宝书。而去个人化让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权威者即老师赋予了我们这个群体相对于另一个群体的优越性，于是，我们会认为所做的一切只是对于另一个群体的行为，而非个人，不妨想想反右运动，左派对右派的迫害，没有人会觉得那是对于一个人的恶行，左派们认为这是为了改造右派而已。还有就是课堂纪律以及学校纪律也就是制度带来的权力，做为红领巾的一员，即是认同制度的一员，我们有必要为了维护自身所认同的制度而对反抗者进行教育以及惩罚，这包括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这些惩罚会在维护制度这一观念下变得更为理所当然且不用背负罪恶。
但是私下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当我们脱下红领巾，走出校园后，我们就会立马变成一个软弱的，善良的，温顺的孩子，我们和小朋友们欢乐的玩在一起，不分彼此，就算这里面有非红领巾者，我们尊重长辈，爱护动物，我们是他人眼中的乖孩子。
看吧，这就是津多巴教授在书里给我们揭示的情境的力量。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我之前提及的那些暴行，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但是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情境的力量，并小看它。比如在回看文化大革命时，很多人都会说，我才不会去批斗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人们不会相信自己会去做恶，但是，你恐怕忘记了你是怎么跟随大部分同事对那个私底下是个很不错的人的同事进行落井下石的，你又是怎么跟随着众人耻笑那位可怜的裸露着身体的疯子的。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做恶，恶行并不总是一种直接施与受害者的行为，有时候默认也是一种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让人心寒的恶，比如围观多人殴打一人，比如围观跳楼者。默认会助长恶行的扩大化和严重化。我突然想起有很多贪官在回忆录里都会提及，起初他也是报着为民办事并恪守清廉的准则来为官的，但是，当他发现原来大多数的官员都在贪污时，他的立场变发生了动摇，最后一步步的堕落成大贪，这其中有着来自行贿者和权力的各种诱惑，同样也有着我们对走后门这类事的默认。
总体来说，路西法效应里揭示了人在情境下如何展示出自己的令人胆寒的恶的一面的，似乎看起来情境的力量如此的让人难以抵抗，似乎只有英雄才可以在其中独善其身，然而在书的结尾，津巴多教授最后也提出了对抗情境的力量的十步法，包括承认自己的错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等。但是能够严格遵守这十步法看起来是那么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正直的人令人尊敬的一生会遭受那么多苦难的原因，因为情境的力量是那么的强大。不过，让我们好歹也尝试着，尝试着对抗它，尝试着成为一个追求平等，追求自由的正直而善良的人吧，如果我们都去进行了尝试，那么，同样的这也会成为一股情境的力量，一股温暖充满爱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它会令恶人转化成好人，那时，我们也许可以称这个转化的过程为安吉尔效应，安吉尔angle，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