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领会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多层次目标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
自1978年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至2011年已经整整走过了33个年头。从当初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至现阶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论点，这三步每一步都走的着实不易。近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不少困难。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虽然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合理，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不协调，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如何确定？发展的步骤该如何取舍？我们或许能够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由邓小平同志所创建的邓小平理论那里找到出路。
《邓小平文选》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邓小平一生中思想的最精髓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部分，无疑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着重讲解了邓小平经济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解决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的经济快速良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贯彻方针，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对社会主义重新做出科学的阐述。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长期以来人们的一般认识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消灭了一切人对人剥削的、实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认识之下，人们往往从生产关系角度考虑问题，仅仅从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来认识社会主义，而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认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展到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在发展阶段上急于“穷过渡”，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以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荒谬理论。而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同志不仅肯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而且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统一起来加以考虑，把生产力作为首要的根本的因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所作的这些论述，无疑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主题。
二、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是确定经济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是全局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概念，列宁也作过类似的论述。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回答，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
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国情，立足现实，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其次，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这些国家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最后，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而增强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保持清醒头脑，坚持长期奋斗。
三、对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社会关系作了新的阐述。关于所有制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所有制实现条件的理论预测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并不一样。多年来，我们曾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或者至多是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邓小平同志在对我们长期追求的“一大二公”深刻反思后，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不能叫社会主义，并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以此为序幕，推动全国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的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关于分配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思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允许其他分配形式的存在，反对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在内外关系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深刻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变化，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同时代主题变换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指导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思想。 在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上，邓小平同志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同时十分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窥见，与毛泽东的理想，浪漫和英雄主义不同，邓小平是理智，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曾这样评道：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使是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多层次目标的制定是邓小平理论的生动体现。它充分表达了邓小平理论中的务实精神，客观遵循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涵义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三个阶段的理念，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层层递进，最终达到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当前，在改革面临闯关，诸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关键时期，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必须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把大胆探索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将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在制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多层次目标时，应本着务实的精神，综合考虑以下几点：
一、善于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是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基本特点，他强调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概莫例外。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都可以采用，因而具有普遍性、一般性。搞市场经济必须遵守其固有的一般规率和方法，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参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邓小平正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而大胆采用的。 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审视经济体制改革。他既看到市场经济的共性，又看到并强调它与社会主义结合的特殊性。他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所强调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特殊性，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其最大效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有的在认识和处理具体问题上存在一些片面性。如有的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固守公有制的单一形式，而排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的只讲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忽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搞股份制“一哄而起”、“一刀切”、“大跃进”、胡乱抛售国有中小企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些认识理解方面的片面性和实践中的偏差，大多是没有对改革中的矛盾作科学的分析，未能像小平同志那样既看到矛盾的共性、普遍性，又看到矛盾的个性、特殊性，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找出适合本地区，本部门正确的改革发展道路。邓小平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剂疗救片面性的妙方良药。
二、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是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重要特点，他反对工作中顾此失彼的片面性，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决策。 唯物辨证法认为，事物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处于被支配从属地位，起着次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善于抓住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把主次矛盾结合起来，围绕中心一起抓。邓小平倡导，坚持“抓中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以此为理论根据，而形成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原则。 邓小平在指导改革中，首先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战略重点，再相继决定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在
改革的步骤上先从农村开始，解决体制问题，再向城市推进。在所有制改革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 在分配方式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上，主要解决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同时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一般国有企业等。邓小平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两手抓”的方法论，突出了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兼顾了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方面，正确处理了复杂的矛盾系统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保证改革在社会稳定中深入，在健康发展中推进。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论原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宝库，已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却仍然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有的抓发展经济，放松了抓打击各种犯罪，致使黄、赌、毒泛滥；有的抓经济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放松了抓反腐倡廉和干部队伍建设，损害了改革的声誉；有的抓第三产业的发展，放松了正面引导、法制规范，“灰色消费”、“黄色消费”滋长等等，不一而足。这类问题的出现，大多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出了偏差。
三、善于把握质量互变规律。这是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突出特点，他反对只重质变、轻视量变的“左”的倾向，注重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阶段性。 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表现出量变与质变的辨证统一，量变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质变体现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质量互变规律揭示出事物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邓小平在设计、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改革发展的渐进性和阶段性结合起来，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进程，避免了出现大的起伏和波动，从而表现出他科学地运用这一规律的高超的方法论艺术。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没有采取有些国家的\"休克疗法\"，正确地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他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左”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积累的问题错综复杂，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行渐进方式。邓小平采取了总体规划，试点探索，分层递进，由点到面，由表及里 ，“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 既循序渐进，又快速推进。他选择了两条线递次推进，一条是体制线，从旧体制的外围开始，在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然后向城市推进开放个体、私营工商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再向体制中心部位的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一条是空间地域线，从兴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沿江经济带，到内陆中心城市，再向广袤的腹地渐次递进，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使改革全面深入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发展程度低，经济落后的大国展开，这不仅需要超凡的胆略，更需要科学的方法。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有的求稳怕乱，先问姓“社”姓“资”；有的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不顾实际情况照抄照搬；有的主观武断，决策拍脑子，干时拍胸脯子，干坏拍屁股走人，如此“三拍”误国误民；有的只注量的扩展，贪大规模乱铺摊子，开工之日就是停工之时等。这些经济体制改革中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倾向和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歪风危害甚大，除极少数利欲熏心者外，绝大多数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不懂得质量转化规律、不清楚经济体制改革是个渐进过程，以致于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昂贵的“学费”。
四、善于把握规律性和目的性。即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是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鲜明特点，他破除了将两者割裂开来的传统观念，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 邓小平把研究、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规律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反复强调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并指出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是导致“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的重要认识论根源。他指出要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基于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他创造性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是建立在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之上的，这也是他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前提。 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不仅内在的具有科学性、规律性的因素，而且处处都清晰而鲜明地突出价值性、目的性。他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他把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把“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社会主义两条最基本的准则，把“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并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以理论命题的形式确定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与评价标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历史过程中规律性和目的性关系的角度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把“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作为两条基本原则统一到社会主义本质中。他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从真理检验标准与价值评价标准关系的角度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强调以此检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邓小平尊重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人民群众实践中获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并加以概括，加以提倡，加以推广。邓小平从以上几个方面辩证地把握规律性和目的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成为他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鲜明特点。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少人没有把科学性与价值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有的跟着感觉走，搞形式主义，不去研究实际问题，不深入到群众中听取意见和建议；有的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不维护国家利益，在资产重组中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党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伤害等等。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1年3月就提醒我们：“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闯关时期，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觉性，科学性，把经济体制改革稳步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