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人大代表结构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
为什么改善人大代表结构是坚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
第一：目前当选条件的弊病削弱了人大代表地位的崇高性和使命的神圣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最重要、最广泛的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涉及全国人民共同利益、国家和社会重大事务的各项职权。所以，确定选举具备什么样条件的对象当选人大代表是一件及其严肃事情！从目前的当选条件来看，必须认真加以改善，官员代表、明星代表、老板代表、名义代表和荣誉代表还太多，这些代表几乎完成不了宪法赋予的神圣使命。这种众多的来自各个工作岗位的兼职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短暂的人大会议期间，他们不能有效理解和表决法律案和决议案，也不可能完成对规模庞大和内容复杂的政府、计划、财政、法院及检察院的报告的审查任务。
第二：部分人大代表是“养老代表”和“荣誉代表”。大部分人大机关的代表是从“一府两院”、政府成员单位和地方领导岗位上转过来的，他们均自认退居“二线”，人大他们的是“最后一站”，以为进了人大就等于进了“吃闲饭”和“养老”的“衙门”，无作为，也不作为，会议期间不会积极履行人大代表的使命和职责。很多人大代表都是厂长经理和各行各业的骨干，他们几乎都把当选人大代表作为一种荣誉与副业，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业务岗位，不可能有真正的参政议政意识，不可能发挥人大代表的应有作用。大部农民代表看不懂计划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各级党委和“一府两院”的工作人员占了一定的比例，也可以说“官员代表”太多。
第三、人大代表结构太复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议会，既繁杂又不严肃，毫无神圣性，有国家政治领导人、地方各级党政官员、学者、教授、体育明星、电影明星、歌星、笑星、劳模、工人、农民、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港澳台胞和华侨等等，其中还有官僚，以上导致人民代表大会欠严肃，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有违于宪法赋予的神圣使命。
第一个我们要减少代表数量。我们人大代表有近3000名，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如果按照代表与全国人口比例来说了，大概是40万人口一名，省级人大代表在400——1000人之间，比一般国家的议会人数要多得多。如果算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大约有320万人。我们有这样庞大的国会，它的构成非常复杂，代表结构是不合理的。劳动模范型或基层群众、农民代表过多，占20 %左右。 “领导干部型”行政官员代表多，占到30 %多，而国际通行的惯例就是“议员不得兼任何行政职务”。这里面临着一个问题：这部分代表的素质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去掉他们，人大结构就更没什么了。而且代表里新闻人物过多。不少明星代表缺乏代表基本民意的能力，他会演电影，他会唱歌，如果他能够把老百姓的呼声像唱歌一样唱出来也就罢了，但是很多人很可惜不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数代表是兼职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当选不脱离原工作岗位，生活来源主要是原工作单位的薪金和福利待遇，只是在执行代表职务时会有一些补贴。代表的职业化、专业化，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全国人大一千人左右就够了，太少了也不行，或者一千三百人，按照我们十三亿人口，常委会成员定两百个人。代表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社会高科技结构转化，增加专职委员。当然现在也有专职委员，考核第一，议能第一。现在我们的代表当上代表以后，有些代表一年也参加不了一次会议。北京那次会他是有可能去的，平时他太忙，所以找各种理由推脱。同时要给他们必要的基本条件，要他方便于联系群众。现实状况并不乐观。山东有位代表公开自己家庭电话以后，不胜其烦，什么事都找他，不是他选区的也找他，就把他当成李青天来诉苦。这样一种情况呢也让我们觉得有必要改革。第二点，改进现有选举办法，我这里举几个例子。第一，城乡在政治上是不平等。我不赞成农民代表，农民代表未必会选农民，要选能为农民说话的人，或者是农业行业里的人。第二，城市选民比农民选民多，而且少数民族名额相对比较多。第三，军队代表多，现在军队代表还没有被削减下来。我举个例子，八届人大军队有两百六十七名，军队总人数为三百多万。而人口最多的四川省，以前没有建直辖市时的数据，当时有八届人大代表两百零五名。第四，代冒代表。代冒代表是指你当了国家领导人了，或国家知名人物了，他没办法，他其实就是一个分配。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设和完善议会辅助性机构。我觉得我们要聘专职助理，专职助理是影子代表人。在美国，在中国台湾，在很多国家建造很多年轻人打选战，做的好好的。我认为现在人大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你们心中让觉得人大是一个有用的机构，你们毕业以后想去为他工作，全国人大很多著名大学硕士博士毕业以后，去到那儿以后就想下海，就想去经商，就想转到政府部门去。他留不住一流人才。作为国家制造法律的机关，在其任职的应该是最一流的人才。还有一些最主要的，议事方式要改革。会期现在已经过短，现在还有缩短的趋势。比很多国家议会工作期间都短。议会最大的权利就是掌握国家预算权。要立法，要监督，要进行教育公共事业等。可是我们国家普通代表了解这方面的常识不多。议事方式我说他不科学还有一个现象，总共是三十几个代表团，每次以代表团为单位，上海代表团、重庆代表团，到了北京去还是以代表团为单位大家坐在那，自己人和自己人讲话。我们叫做蜂窝状的哑巴会议。代表之间靠什么交流，靠简报。简报有两种。一般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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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都通过普通的简报来交流。我这里提出来一些改革的措施，就是领导少发一点言。一个代表团里有110个人，甚至150个人的话，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啊，要想争得一个发言的机会很难。而且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跑到你这个代表团来了，他一“谈”就“谈”四十分钟，普通代表很难有发言的机会。所以领导发言要少一点，基层代表发言机会要多一点。还有一个提议就是现在政治能不能市场化。政治公关，议会政治怎么做？上海市人大有一个很聪明的定位，他们的定位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政府工作的难点问题就是我们人大工作的重点问题。这个定位非常聪明，帮老百姓排忧解难，帮助政府，协助政府工作，扮演了政府背后的推手。中国的政治要市场化，建设法治道路，能不能以后建立政治中介服务机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我觉得人民代表应该敢于演讲、敢于上电视、敢于说真话。这是我一些想法。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要跟对外交往。对外交往，它是公共外交的一步。议会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我是大力主张人大代表走出国门，看看人家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应该加大各专门委员会和人大国内与世界上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的议会，与美国、欧盟国会建立联系。我们要向他们介绍中国，要让他们为中国喝彩。 选举问题是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怎么选举，的确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我觉得选举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觉很高兴的事孙哲教授也讲到了反对票的问题。在中国，有百分之六十几的票都算大败，而在西方，百分之五十六，五十七的票就是大胜。这可以很显然的看出，中西方对民主的理解是有很大差距的。据《检察日报》2008年6月2日报道，广东省云浮市“亿万富翁”梁广镇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立案侦查，鉴于其云浮市人大代表身份，经云浮市检察院申请，该市人大常委会许可检察院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然而，广西百色市人大常委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原因是梁广镇也是百色市人大代表，未经其许可，云浮市检察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一人可否兼任两地人大代表？两地人大常委会机关意见相左，检察机关无所适从，案件被迫搁置。要加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如果有问题，应该说出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上。现在的人民代表，有大半是各级官员。这个亦官亦代表的“兼差”，如何在人大中发言评论，涉及他的尴尬身分。官有上下级之分，同处一堂，开完会之后，上级代表还是管下级代表，乱说话者也许会惹来麻烦影响前程。
其次，代表虽然经过选举，但候选人都是领导上“协商”出来的。民间自行推荐候选人的情绝无仅有。愈是高层次的人大代表，愈是要妥当协商分配，来不得半点疏忽。当然不能说这个协商出来的候选人名单没有代表性，但一些敢言敢冲撞领导官员的、比较有独立思考的，肯定不会在候选名单之列。
这样层层把关，虽有个别太不孚众望的候选人被差掉的新闻传出，说明领导的评定与群众心目中的差距。法学教授徐永康在谈到网民对人大意见时说﹕“草根的网民与庙堂里的代表竟然有如此大的距离，给人感觉是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让人民民主选出代表
官本位制度和观念妨碍了人大制度的改革。有的人把人大代表也认为是一种“官衔”，只是和党委书记，省、市、县长有不同分工罢了。有的人当上了人大代表，也像当上官一样，更妨碍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社会上发生公共事件，有时闹得群情汹涌、上街示威，也罕见有人大代表介入。也许人大代表缺乏权威，也许人大代表怕事，更可能是人大代表真正无能为力。如果人大代表能算是权力机关的成员，也不至于全国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上访者。
中国的执政权力在于行政机关，人大代表可说只是聊备一格。过去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现在少说了，并不是人大的权力有所提高，而是盖橡皮图章这种例行公事也不受重视。
所以，完善人大代表制度，首先是要增强人民代表的代表性，把真正代表人民、有议政论政能力的人选进人民代表大会里来，扩大选举的民主程度。
合并人大会议和常委会
改革人大制度的另一方面是要把人大和常委会合二为一，精简人大代表人数。各级人大会议每年只开一次会，把法案订立和修改重责放在常委的身上。对重要事务的审定和通过也放在常委会里，这样，人大全体会议就被架空。同时由于全体人大会期较短，审议项目较多，会议文件又由于“保密”的关系而没有事先发到代表手里，特别是人事决定。往往是明天要投票决定人选，前一天才把人选名单发到代表手上，介绍又极为简短，酝酿时间匆促。事实上就是要代表们当“举手机器”，虽然说代表有反对和弃权的权利，但否决的可能性很小。
建议精简人大代表名额，把全国人大、省市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合二为一。扩大常委会，既精简机构，又真正成为常设机关。精选具议政论政能力人大代表，大幅度减少官员代表和“名誉代表”(因某种“贡献”，如运动会取得冠军之类，不论其是否有议政能力，均推荐为代表)。以全国人大为例，现有常委会委员175名，可扩大为400至500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不再设常委会，下属各委员会仍可存在，作为准备法例草案的机构，但以精简为主。
全国人大代表减为400至500名，代表质素提高，官员人数减少，本身作为常设机构，有利于经常议论国家大事，
监督一府两院运作。
四五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已足够
有说中国人多，400至500名不足以容纳各方面有代表性人物，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不是人多便有代表性，没有议政能力的只能尸位素餐，官员们有正常渠道将意见上达，何必再占人民代表名额？我们常常说要精简机构，第一个要精简的便是人大。
“人多好办事”已成为中国国情的一句讽刺语，中国政府机构臃肿己为平民老百姓所诟病，也是中央领导认同要加以改革的。
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说过，“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人大制度的改革，不是改掉当代表的“人”，而是改革人大会议议事的制度。改革是提高效率，提高议政和决策的效率。
局外人身分提出意见
人大制度要改革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大会的发言制度、简报制度，候选人的提名和差额选举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评说。这些意见，笔者早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已一提再提。今天以局外人的身分再次提出，无非是多年身处其中，深有所感，不吐不快也。
与其“筑牢抵御”西方议会制度的错误思想入侵，不如加强人大制度的民主化和议政水平，切实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第3条)，中国的人大制度将在世界上显出它的优越性。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颇具暴力色彩的瓮安、孟连和陇南事件，凸显了言论路塞的严重后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贵州一位副省长近日要大声疾呼：有必要在政府与百姓之间建立一个长期对话机制，“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
这个机制其实并不是没有。这个机制主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众所周知，人大代表本来享有言论豁免权。代表言论为何必须免责？因为言论是有风险的。而言论的风险，主要就是批评的风险，不同意见的风险。人大代表既负有代言民意的特别功能，就必须同时给予特别的权利，在人大代表和呼啸行进的权力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让人大代表有一个安全岛，能够完全忠实于选民的信托，心无余悸，充分转达民意。
诚然，当下人大代表的言论状况很多方面有突破，但改进空间也是有的。随手可拾以下个案——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近日感慨说：“我们开会，10分钟里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完了之后剩下的没有时间了。”
全国政协委员韩美林也称：他参加政协会十几年，听了太多不该政协委员说的话。“太肉麻了，都让人受不了，政协委员可以献计献策，但不能‘献媚’。”
显然，两会代表委员批评功能的弱化，建言功能的弱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是两会代表委员没有批评的冲动、建言的冲动吗？也不是。钟南山就披露，人大代表开会时，领导在场和不在场不一样。领导在场时，代表发言基本上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但是“我观察了一下，领导不在，我们讲得很多，而且讲得很深”。
可见人大代表不是没有话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怕风险。这种怕，客观上印证人大代表言论免责不到位，不充分。 言路淤塞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对此高危局面，高层领导人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胡锦涛在政协会议上一再请委员指正；温家宝日前对话农民代表，也强调 “你有要求我的权利”。高层领导人求言若渴的姿态令人瞩目，但是为什么代表委员仍然不能直抒胸臆？代表委员与高层领导人面对面，物理空间上已经是零距离，但是为什么言论仍然不能零距离？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钟南山认为，人大对代表的定位很清楚，但是人大在鼓励人大代表畅所欲言这方面，谈得很少，也没有认真的鼓励。那么怎样才是认真的鼓励呢？保护就是最好的鼓励，免责就是最好的鼓励。只有解除禁锢，心灵才能放飞，言论才能放飞。否则，言路淤塞的结果，不仅是普通公民普遍的信息饥渴，纵使高层领导人也容易成为受害者，遭遇重重屏蔽而难得到有效信息。公共决策的优化和社会治理的升级，就不免缘木求鱼了。
人大代表的言论免责权不是人大代表的个人私权，而是公共资源，主要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此而言，人大代表言论免责不足，实则是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不足。钟南山说，“人大在鼓励人大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畅所欲言方面还有待改进。”诚哉斯言，人大制度改革或许正当从此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