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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陀螺》读后感
版本版次：俞可平著《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介绍：俞可平，男，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哲学和政治学双科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政治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并且同时兼任多家大学的教授或客座教授。除了母语外，他还会英语、德语、日语等四国语言。并多次受邀去国外著名大学如美国杜克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学校进行讲授与交流。
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等。并出版有《政治与政治学》、《民主是个好东西》、《让民主造福中国》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与好评。在国内国际的相关领域研究中树立了自己的旗帜与地位。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收集了作者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针对近些年来国内外在政治学方面的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择选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诸如国家主权、公民社会、治理、善治、全球治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远程民主与协商民主、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政治评价——进行了重点阐述。本书围绕民主治理这一主题，对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后，分政治与政治学、西方政治哲学、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全球化、公民社会、传统与现代化和中国政治等8个专题进行具体阐述：从政治学原理到现实政治发展，从中国政治改革到世界政府创新，从全球化到现代化，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既有理论上的深刻性，又不乏现实的生动性。 主要观点：
治理与善治：
俞可平教授是国内善治理论研究的先驱者，他较早地在国内引入和发展了西方学者提出的治理与善治理论。
作者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求。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利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为了克服治理的局限性，就有必要实施“良好的治理”或“善治”。 善治，概括地说，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也是政府创新的一个直接目标。
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就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对政府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政府创新除了具有创造性、学习性、自觉性、系统性等一般特征之外，它还具有公共性、全局性和政治性。政府创新，从表面上说来源于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但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因为任何国家要顺应人类政治进步的历史潮流，就必然要根据时代的政治要求对其政府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而要有效地推进政府创新，实行善政，就必须遵循以下四个原则，处理好四重关系，即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与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关系，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提高行政效率与改善政府服务质量的关系，以及保持政府政策连续性与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因为一个良好的现代政府不仅应当是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应当是民主、文明和创新的政府。 具体来说就是要转变执政方式，要从管制政府走向服务政府；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分权；从统治走向治理。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全球化：
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而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是中国政治家和学者们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作者认为，全球化即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括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在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严重的挑战，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动摇即为证明。
接着，作者介绍了当代西方比较流行的新国家主权观：如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多元论，国家主权强化论，世界政府论，新帝国主义论，新帝国论等等。此外，作者还总结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影响的8个表现：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公司不仅操众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国家的传统职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弱；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全球问题的增加使得国家权力的边限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得模糊；民族国家的认同遭到了危机；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针对上述种种挑战，并结合中国实际，作者提出要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加国际话语权，必须发展起一套应对国家主权挑战的战略体系：如深化对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相互关系的研究，根据我国特点和国家利益，形成中国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和全球治理策略；深入分析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的各种观点，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和国家主权理论；想方设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继续加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发挥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改进政治教育的方式，增强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建立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公民社会：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和交往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的利益发生了分化，个人的私人利益得以产生并发展成阶级利益，市民社会就是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离并且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但随着中国早期思想家们的引进、消化吸收以后，发展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公民社会早就存在，只不过一直被政治国家所湮没。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公民社会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并且催生了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在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治理状况，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善治，尤其是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公开化、公民自治、政府的廉洁与效率、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们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愿性程度还不是很高，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需要我们的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规范和完善民间社会组织，从而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开化起更多更大的作用。
传统与现代化：
俞可平说，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民本君主”，这也就决定了传统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想：“安定、统
一、秩序”。但是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流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场传遍大江南北的学术大讨论。争论的焦点即为中国的全球化：究竟是应该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是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西化论者主张西式现代化有三个主要理由：西化是世界趋势；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相冲突；中国传统文明基本上无可取之处。而中化论者认为：东西方文明是可以融合和互补的；中国文明有其合理的内容而西洋文明有其消极的一面，正像西洋文明有其合理的内容而中国文明有其消极的一面一样；中国有其自己的特殊国情。而俞可平老师认为，中华论者和西化论者只从现代化的外部条件或外部因素来分析评估现代化在中国的成败，而没有从现代化的内在因素来看待这一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历经百年而未能实现，外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现代化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也不应被忽视。因此，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除了要进行文化的分析和评估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分析与评估。而作者经过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特定语境中，全球化就是中国化与现代化的统一。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因为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明，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而言之，中国要真正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早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大国转变为强国。
增量民主与中国政治：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民主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可以称之为“增量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发展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破性改革，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增量民主就是在对现有的制度不做大幅度改动下，建立一些新的民主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阻力较小，且更具可操作性。例如，建立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实行党代表大会的任期制等，都反映出中央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同时他认为，增量民主具有以下特征：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上，政治改革应该创造新的增量，扩大资源储备；政治改革应该是逐步的、稳定的；增量民主是在不危害公民现有的利益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该成为政治改革过程中的焦点；增量民主需要有秩序的民主；必须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政治稳定机制；民主建设还要依靠法制建设，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党„„这种策略能够“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个人感想：
对于政治学而言，我觉得自己还处于入门阶段，因为它虽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但却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在浩如烟海的政治学著作中，我个人比较喜欢读俞可平教授的文章。作为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一批政治学博士，他一直活跃在政治学的舞台上。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理论知识的积淀，他对政治学的一些本质性问题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见解，他能用一些非常朴实的语言，将政治学中的一些艰深、晦涩的问题清晰透彻地表现出来，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理解。而且他做人比较干脆、直爽，平易近人，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民主与陀螺》这本书中，他也延续了他那朴实的表达风格。虽然本书是由他的早期学术论文组成，但经过作者精心的调整与修改，整本书显得紧凑而有条理。全书围绕民主治理这一主题，分8个小专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于民主这一词，我曾在不同的书籍里，看到过不同的解释，但那些解释要么艰涩难懂，要么简单片面，很少能让人满意的。但是当我看到俞可平老师给出的关于民主的定义时，感到非常的清新、愉悦：“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民主的运转除了需要相应的程序和机制外，它也像陀螺一样还需要推动力和技巧。陀螺不抽不转，民主政治若没有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去推动，也不会自动运行。”这个比喻是多么的形象、贴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主运行的基本条件：人民和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抛去这二者，民主只能是“伪民主”。此外，他还着重阐述了另一个关键词：治理。善治、政府创新、全球化以及公民社会，都是在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作者认为，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但是由于它无法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也存在失效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善治，它是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最佳状态。在这一问题的叙述中，作者花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探讨市民社会或者说是公民社会，特别是农村问题，因为农村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治理的顽疾，稍微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伴随而来的农村组织的迅速成长扩大是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它们，政府需要做的是积极引导，让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非盲目打压，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最好的佐证。又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想要使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而要解决这一复杂的国际问题，就需要建立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即全球治理规则，这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节国际关系、规范国际秩序，实现世界和谐。
总之，通过对这本书的拜读，使我对民主政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更重要是，作者对当前国际社会在政治学领域的前沿理论成果的解读，使我能够紧握时代的脉搏，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从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弯路，降低学习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更多更有效的知识，从而武装自己的头脑，拓宽自己的视野，活跃自己的思维，以便在今后处理相关问题时得心应手、游刃有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