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读书笔记
——《礼记》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这个寒假中，通过阅读我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让自己在专业课的学习能力上又进了一步。通过对中国儒家经典《礼记》的阅读。我深深体会到了礼记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意义，也明白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说起《礼记》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总会觉得带有某种戏剧性。它最初的身份不过是《礼》的附庸，而后来竟蔚为大观，而原来的“主子”则黯然失色。非独此也，不仅《礼记》一书作为一个整体日益走红，而且从《礼记》中剖离出来的《大学》、《中庸》2篇，更是红得发紫，被编入了朱熹撰写的《四书》。
在西汉时期，《五经》中的《仪礼》，并非《礼记》。但在西汉的政治生活中，《礼记》却显得非常活跃，而《仪礼》却相形见绌。例如《汉书·宣帝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秋七月霍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无嗣，择支子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后，奉承祖宗，子万姓。’奏可。”这是涉及立皇位继承人的大事，霍光从《礼记》中找到了理论依据。《礼记》的被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三国时期，《礼记》正式升格为经。《礼记》的升格，以为着它已经取得与《礼仪》平起平坐的资格，已经摆脱了附庸的名分，蔚为大观。而随着《礼记》地位的上升，《仪礼》的地位则日趋式微。《北史·儒林传旭》：“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唐初，孔颖达奉太宗之命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中的《礼》已经不是仪礼》而是《礼记》了。换句话说，《仪礼》的《礼经》地位已被《礼记》取而代之了。此后，《仪礼》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
《礼记》与《仪礼》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其原因究竟何在？我想到的有三点。第一，《仪礼比较难读。唐代的韩愈，当过国子博士、国子祭酒。但犹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则一般人可想而知。第二，从宋代开始，《仪礼》失去了科举考试这根指挥棒。中国的读书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考试什么，我就学什么；你不考试我就不学。这是很实际的事情，读书人不会在这方面犯傻。第三《仪礼》和《礼记》的内容不同，因此影响了人们的取舍。《仪礼》17篇，偏偏都是一大堆繁琐的礼节单，篇与篇之间又多雷同，其枯燥无味自不必说了。更严重的是，它脱离现代，脱离生活，近乎一堆僵硬的教条。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将其弃之如敝屣也就不足为怪了。《礼记》则不然。《礼记》虽然也记载了一些礼之末节，但分量很小。它的内容是系统的讲理论、讲礼的原则和意义。譬如说，《中庸》上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统治者看到这句话会不喜上眉梢吗？正是由于《礼记》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具弹性的礼治理论，而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所以赢得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所以才产生了上述戏剧性的变化。清代学者焦循《礼记补疏序》说：“以余论之，《周礼》、《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何谓“礼以时为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与时俱进。这句话精辟的道出了《礼记》日益走红的根本原因。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而赢得这个美誉的最大功臣应是《礼记》。《三礼》之中，《周礼》原叫《周官》，是讲中央政府的设官分职的，严格地讲，和礼仪有点不搭界。/《仪礼》是讲礼仪的。它一共讲了15种人生礼仪，好是好，问题是它讲的礼仪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后世很少与有人问津，时过境迁，已是明日黄花，可谓有历史意义而无现实意义。在礼仪文明形成的长河中，唯有《礼记》与时俱进地陪伴着我们。
《礼记》是讲究礼仪的百科全书。在中国书的海洋里，最具有此种功能的书非《礼记》莫属。平天下需要讲究礼仪，治国需要讲究礼仪，齐家需要讲究礼仪，修身也需要讲究礼仪。最高统治者需要讲究礼仪，一般士大夫需要讲究礼仪，普通百姓也需要讲究礼仪。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都有你需要讲究的礼仪。这些礼仪在其它书中你或者看不到，或者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在《礼记》中你都可以看得到。比较而言，《礼记》最切近人们的生活，他离我们并不遥远。
举些例子来说吧：
从共产党的十二大开始，“小康”、“小康社会”、“小康水平”、“小康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词语不仅高频率的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且也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一部部落实在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小康”一次的取义，便是癞子《礼记·礼运》。
我们看到土葬时所用的棺木前方写一个大大的“奠”字，我们看到花圈中央也写着大大的“奠”字，这是为何？或曰：“这是表示祭祀亡灵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写一个“祭”字，让人一看就明了呢？《礼记·檀弓下》说：“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孔颖达疏云：“奠，为始死至葬之时祭名。以其时无尸，奠置于地，故谓之奠也。”朱熹《仪礼经传集解》云：“自葬以前，皆谓之奠。其礼甚简，改哀不能文。而于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礼事之也。自虞以后，方谓之祭。”由此可知，葬前之祭，只能叫奠，不能叫祭。我们看到的棺木和花圈，都是在下葬前，所以只能写“奠”。
如今的中国高校一般都有校训。校训的文字一般非常简练简洁，寓意深远，耐人咀嚼。一般是8个字，多者16字，少者4字、2字。而很多大学的校训都和儒家经典有关。其中，尤以与《礼记》者有关者为多。
1、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东南大学：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2、湘潭大学：博学笃行，盛德日新。
“博学”、“笃行”，出自《中庸》，见上。《礼记·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3、香港大学：明德格物。
《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又云：“致知在格物。”
4、香港城市大学：敬业乐群。 《礼记·学记》：“三年视敬业乐群。”
校训中有取于《礼记》者甚多，。我们知道，校训是格言，是座右铭，它反映了学校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培养目标。它不仅镌刻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以期达到警示作用，而且嵌印在每个学子的脑海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这么多高校的校训不约而同的选自《礼记》，这至少表明在中国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礼记》是一部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儒家经典，在塑造中国未来的栋梁的国民性的事业中大有用武之地。
当然，《礼记》中也有糟粕。例如《礼记·郊特性》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就是所谓“三从”，束缚妇女的三道紧箍咒。再如《礼记·昏义》：“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就是所谓“四德”，古代妇女砥砺自己的标准。
总而言之，《礼记》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在继承这份文化遗产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古人的智慧渗透过千年的时间，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