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祥林嫂之死因及《祝福》的深邃意蕴
【内容提要】：关于祥林嫂之死因，主流观点一致认为是以鲁四老爷代表的政权，柳妈、四婶那些人代表的神权，祥林嫂初婚的婆婆、贺老大代表的夫权族权，即政权、神权、夫权、族权所谓“四大绳索”压迫致死。也有人将小说叙述者“我”补充为不是凶手的“凶手”，甚至鲁镇风俗习惯也成为是“凶犯”之一。我们认为上述因素的确也导致祥林嫂之死，但都只是外在的因素，真正导致祥林嫂之死的直接因素是其主观上认为活着对她已无意义，或者说选择死亡比活着更有意义，死亡是她主动选择行为，换言之她死于自杀。这种处理更见出鲁迅创作与众不同，意蕴更为深刻。
【关键词】： 《祝福》 祥林嫂死因 自杀 思想意蕴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是鲁迅作品的极具代表意义的名篇之一，被广泛收入各种选本和大中学校的教材，广为传布。对于祥林嫂之死因众口一词，曰“四大绳索”，即政权、神权、夫权、族权的压迫致死。这四大绳索又分别在文中找到相应的形象化代理。鲁四老爷代表政权；柳妈、四婶那些人代表着神权；祥林嫂初婚的婆婆代表着夫权；贺老大则代表着族权，四者相互作用把祥林嫂推向死亡之地。“四大绳索”之说源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3），毛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虽未就祥林嫂之死发表高论，但在20世纪下半期那个特殊的时代，毛的任何话语都是绝对真理，“四大绳索”说成为《祝福》解读的既定版本，甚至可以说官方版本。中国大陆每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几乎都按此说给他的学生们讲着鲁迅的《祝福》。改革开放后，鲁迅研究者们对鲁迅思想及其创作进行了深度挖掘和重新阐释，“叙述者”“我”于是也加入到“凶手”之列，成为不是凶手的“凶手”。我们的主流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主客观因素，甚至主观因素有时更为重要。祥林嫂之死正是如此。“四大绳索”也好，“我”也罢，充其量只是祥林嫂之死的外在因素，只有揭示出祥林嫂自己内心深处真正心理状况及其行为动机，才能解开祥林嫂死亡之秘。我个人倾向认为祥林嫂死于因活着绝望而自杀，下面将逐一分析。
一、所谓政权：鲁四老爷之于祥林嫂之死
《祝福》中对鲁四老爷的外貌没有进行细致描述，但提到他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一见到“我”就寒暄起来，说“我胖了”，然后就“大骂新党和康有为”。对鲁四老爷的书房描写却较为细腻且颇具意味：
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这段十分细致的描写标明了鲁四老爷的的身份，爱好以及立场。书房里的两本书
都是宋代理学的入门书，一幅对联也是出自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文章。但是似乎陈抟老祖的“寿”字在这儿有些不合时宜，陈抟老祖是科举不中而去做道士的，好象和书房的气氛格格不入。这恰恰真实刻画了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人格。他在鲁镇并不担任什么政府职务，并不染指政权，充其量只是一个小镇乡绅，政权上谈不上压迫祥林嫂。
那么在家里呢？会不会剥削压迫祥林嫂？我们且看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小说文本是怎样描写的：“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四叔因为她是一个寡妇而不悦地“皱了皱眉”，四婶看她是个能做活的人便留下了她，说好每月工钱五百文，事情果然如四婶所料，出生山里的祥林嫂“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一般论者喜欢提到鲁四老爷给祥林嫂所付的工价太少，才五百文，工作太累太杂，食物方面虽没细说，大抵也不会太好。我们无法知道那个时期家庭女佣的月工资水平，但我们不妨做个推论：祥林嫂月工钱五百文，一年就六千文。祥林嫂被婆婆嫁给贺老六得财礼八十千，为小叔子娶媳妇花财礼五十千，相当于祥林嫂在鲁家做8到12年工的收入。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当下家政工在小市镇年薪6到8千人民币，乡村买卖妻子价目也在5万左右，彩礼在不发达乡村也在3到6万元人民币之间，上述数据比较结果相差也并不大。就鲁四老爷和祥林嫂而言，双方雇佣关系有中介人卫老婆子作证，说好的价目，且祥林嫂新年刚过就被婆家派人抢回，鲁家照实结算工钱，无一文克扣，和今日的农民工得不到工钱，用种种奇招讨薪的资讯相比，鲁家也无懈可击。最为重要的是祥林嫂在鲁家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之后，“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从中可见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祥林嫂在鲁家应该比她在婆家过的更好。鲁四老爷观念守旧却表里如一，并没有乡愿气息，对祥林嫂也没有丝毫淫邪行为。四婶在祥林嫂走后，因雇佣的女工和祥林嫂差的太远而时常自言自语的说着“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既有希望她能再来的意思，也有牵挂，当得知她交了“母亲也胖，儿子也胖”的“好运”（文中多次提到“胖”，传统社会认为“胖”就是身心愉悦的体现，故有四叔一见到“我”就说“我胖了”，祥林嫂到鲁家也“胖”了之说）之后也不在提起。
然后过了大约四年，再次丧父丧子的祥林嫂又在卫老婆子的引领下来到了鲁家，三十来岁的祥林嫂是这个样子：“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第二次来到鲁家祥林嫂不变的是穿着，青黄的脸色和低眉顺眼，变的是精神没有以前好，眼角残留着泪痕。待卫老婆子话音一落，接着便说起她那伤心地阿毛的故事，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文本中“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这段文字反复多次出现，而且用的字词变化很少，从中不难发现祥林嫂对两任丈夫的伤故，固然心里有悲伤但那不是她自己的错，阿毛不同，她深深责备自己由于粗心，由于傻才导致儿子的被狼吃掉，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于是她逢人便诉说。通过倾诉来排解积淀在心中的那种负罪感，直到每一个人听过这个故事，且厌烦之后，她只有在心里默默忍受这个不幸和负罪，直到伤心处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四婶听得“眼圈有些红了”，本来开始四婶还有些“踌躇”，这下想了想便同意了。其中也有人性的同情因素，四叔的态度如初次“皱过眉”，后也不大反对，但在暗地里告诫四婶，祥林嫂“虽可怜”，但是“伤风败俗”，帮忙可以，凡祭祀不得让她沾手。而鲁家最少人最需要帮手
的恰恰是祭祀，祥林嫂不能沾手，就得再雇帮手，祥林嫂则反而闲了。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不论四叔还是四婶对祥林嫂多少还是颇有人情味的，并非冷酷无情、赶尽杀绝。
至于后来打发她走人，我们今天也能够理解。鲁家雇工做事，而祥林嫂再次丧父丧子之痛使她已不如前，“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在和柳妈讨论过“捐门槛”可以赎罪之后，一度“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然后坦然去参与冬至祭祖，却遭到四婶的阻挡。四婶也没有说过于伤她的话语，只不过说：“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似乎和柳妈对捐门槛“赎罪”持不同看法，或许是四叔的告诫，因为祭祖在传统社会是极为神圣的，自然不可马虎，凡事小心为妙，所以四婶也就不得不让祥林嫂住手。这件事情给祥林嫂非常大的变化，“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祥林嫂到这个地步，作为雇佣方鲁家自然有所不满，四婶有时当着祥林嫂的面都说；“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想让她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这个方案似乎没有立即实行。最终什么时候实行小说也没有交代。即便放在现在语境下审视，鲁家对祥林嫂之死应该说没有多少责任可言，相反倒是做得很人性化。
二、所谓夫权族权：祥林嫂的婆婆和贺老大与祥林嫂之死
祥林嫂第一次嫁的是祥林，故而人们叫她祥林嫂，若要考证其姓和名就有难度，这在传统中国社会是极其正常的形态。姓名作为一个人的指称符码，只有在社会交往中具有必要性，这个符码才被使用，传统社会的妇女活动区域，婚前在娘家，婚后在婆家，接触的都是左邻右舍这些同一村落的社会成员和一些往来的亲戚，姓名并没有现代社会这样的重要作用，所以，婚前大多按其在家庭中的出生位次，婚后嫁人则随夫社群的习俗来指称。由中人卫老婆子系其娘家邻居来推测，大概姓卫。至于名压根儿不会有的，她与祥林的婚姻也值得注意。在年龄上她和她婆婆相差得不远，而大她丈夫祥林竟有十岁。这种女大男小的婚姻在中国传统社会颇为常见，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这类叙事文本。沈从文的《萧萧》，李宽定《良家妇女》都是这种情形，只不过其中的丈夫年纪更为小。《萧萧》中丈夫需要抱在怀里，《良家妇女》中结婚时丈夫还是个六七岁孩子，这和《走西口》中丹丹的情形相似。一般而言，这种情形女子家中多贫困、而男方家中缺乏劳动力人手或孩子需要照顾，婚姻在传统社会不以个人情感为基础是通例，更多地考虑功利性为正常。“三从四德”是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基本规范，也被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奉为圭臬。官方树立的榜样物化为一座座巍峨的遍布于民间的牌坊和见诸于官修卷帙浩繁的烈女传，影响着指引着祥林嫂们。
由此不难理解祥林嫂在祥林死后宁愿守寡在婆家一起过日子，而不愿改嫁他人，如果她婆婆允许她这样做的话。当然前提是，家庭各方面条件都允许她守寡做节妇，这对其家庭也是极为光荣的一件事。如果祥林嫂早生几十年，说不定会得到政府的表彰，建一座牌坊立在她的村口。问题是祥林还有一个弟弟未成婚，其家境也不富裕，眼前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时下的中国乡村也正是如此!）精明能干的婆婆自然想到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把大儿子的寡媳再嫁出去为次子换笔聘礼，可谓两全其美。这于情于理都不为过，大媳妇二十
六、七岁还年轻，又没有孩子，法律也不反对寡妇改嫁。祥林嫂偏偏不这样认为，她立志做一名节妇，这样婆媳之间便有了冲突，而且无法调节。冲突双方在力量上自然不能达到平衡，
处于不利地位的祥林嫂没有屈服，竟然义无反顾从夫家“逃”出来，逃到鲁镇来为鲁四老爷作女佣，以此来维持生存。就地域选择而言，她不可能回到娘家去，也不可能“逃”到别的村子里去，只有城市才能为她提供一种工作（生存）的机会。但这与今日乡村女性因情感困惑逃到城市“打工”有极大的不同，祥林嫂所处的时代社会开放程度还远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我们不难推断祥林嫂做出这个决断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还说明传统道德观念在祥林嫂那里不只是某些人口中的一种标榜，而是真诚的皈依和信仰。在被婆家人找到藏身之处，抓回去“嫁”给贺家坳的贺老六的途中，祥林嫂的表现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卫老婆子叙述，“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在嫁给贺老六婚礼仪式过程中，祥林嫂的拼死不成，关进洞房之后三天没有起床，这三天对祥林嫂无疑是漫长的，内心自我进行着生与死激烈的搏斗。三天里她没有再次选择自杀，不是她怕死，头撞香案即想一死了之，而是“死亡”对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关进洞房前的“死”是崇高的，节烈的，关进洞房后的“死”就不再有崇高，不被人所认同。传统文化吊诡的正在这里，门内门外截然相异。人性的本能让她活了下来，这也许为人所诟病为“苟活”，大约此时她心中传统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起了作用，对此女人没有更多的选择。
贺家坳在山里，山里男子找妻子不易，贺老六的情况我们在文本中没有找到多少信息。诚朴肯做自然是山民之本，中国农民的婚姻是务实地过日子，没有什么浪漫情调，贺老六和祥林嫂自然也是一起“过日子”的婚姻.(其实在今天大多数中国家庭都如此)。我们不难推想：两个诚朴、勤劳男女组建的家庭在有了孩子（何况还是儿子！）之后那就是幸福家庭了，对好不容易找到（确切的说是买到）妻子的贺老六而言是这样，对经历丧夫之痛被逼改嫁的祥林嫂来说也是这样。一个典型中国女人在有了一个勤劳又对她很好的男人和一个大胖儿子之后她还需要什么呢？这些就是她的幸福，她的“好运气”，别人这么认为，她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可以断言，这时的祥林嫂是幸福的。现实的幸福消抵了寡妇再嫁的罪恶感，也不再折磨她的心灵，直到丧子后再次到鲁镇作佣工，下雪冬天和柳妈在灶前回忆这一段故事的谈话中祥林嫂脸上瞬间展现的笑影揭示了存在于她的内心深处的这种幸福。
在小说中，不论祥林还是贺老六对祥林嫂都没有行使什么夫权的证据。然而，祥林嫂实在命运多舛，先是丈夫伤寒而亡，不久儿子被狼叼食。似乎所有的不幸都随她而来，虽然这些不幸事件也是常见的，可偏偏却发生在祥林嫂身上，也不是作家的有意编排，祥林嫂故事有现实原型（参见周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祥林嫂和她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这种不幸不归于偶然而归咎于命运之神，其背后的深层推理则深植于中国民间社会命理学说的相生相克理论，即认为祥林嫂命相太硬，既克夫又克子，故而先后有两任丈夫和儿子死亡。既然是天命如此，平常人又能奈何。
在贺老六和她的儿子相继死后，祥林嫂就孑然一人在贺家坳。乡土中国惯例（习惯法）是不保护妇女财产权利的，因为妇女本身就是男人的所属财产。再次守寡的祥林嫂对她在贺家坳所居住的房屋，所耕作的土地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在贺老六父子相继亡故后，贺老六大哥便来“收屋”，也就是收回贺家的产业，
在家法制乡土中国这也是惯例，“从来如此”的，所以祥林嫂那个时代的乡村中国这样做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即使对祥林嫂而言是有些不近人情，但传统乡土中国社会对妇女的权利的漠视就是这样子，历史地看问题就该这样。所以贺老大所行使的族权对祥林嫂固然有伤害，仍然不是祥林嫂之死的直接原因。和祥林嫂的婆婆一样不能为祥林嫂之死承担直接责任。
三、“我”与祥林嫂之死
“我”在文本中是个叙述者。祥林嫂的故事由“我”来叙述给文本读者，但“我”并不是鲁迅自身，“我”作为故事中一个次要人物存在，除了叙事功能外，与故事的主人公祥林嫂也产生短暂的直接交流。这种叙事角度给人以直接感和真实感，但也不便于直击到人物的心灵世界，我们上面对祥林嫂内心世界的剖析不是直接源于文本叙述，而是心理分析。正因为“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报告者，又是其中人物，所以，有的论者发现“我”也参与了对祥林嫂的围杀，成为不是凶手的“凶手”。虽然说这种论调也能说得过去，但我认为“我”的关键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叙事功能，即能使这个故事更为真实可信，因为在祥林嫂身上承载着太多的不幸，为避免让读者喟叹故事太过戏剧性和巧合而冲淡故事的震撼效果。“我”对祥林嫂之死所起的作用仅仅在于在祥林嫂她熟悉的鲁镇世界人们都无法解决她的疑惑时，就想到“我”这个在鲁镇人们眼里的“异类”（从“我”和鲁四老爷一见面寒暄之后，鲁四老爷便大骂新党，“我”的反映是“这并非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要康有为”中我们解读出，“我”不同于鲁镇其他人的见解）。对话这段文字如下：
我就站住，预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
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
这段对话怕是祥林嫂最后言语，祥林嫂“阿毛”的故事在人们厌倦之后，已经不多和镇上的人说话，她等“我”回来已经很久了，这从“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眼神和“极秘密似的切切”神态可以看出。自从四婶和柳妈对于“捐门槛”的不同态度，让她不知该信谁，于是疑惑就缠绕着她，所以等“我”这个在她眼里既“识字”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人回来。她的问题相互关联：“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有无地狱？”这两个都是“有的”，那么第三个是“死掉的家人能否见面？”这几个相关问题对“我”来说很突然，“我”自己向来不介意死后有无灵魂，本着为她着想，不愿她苦恼，按鲁镇人信仰鬼神的习惯都做了肯定回答。毕竟是违心的回答，所以并不爽快，显得“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心里很不“安逸”，怕这个回答给她带来危险，怕出意外。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我”对祥林嫂的命运多舛是深为同情的，这也是“我”和鲁镇人们的不同所在。在心里“我”担心我的回答导致祥林嫂的意外并且为此深感“该负若干的责任”。而事实上和“我”担心预感到的一样，得到“我”相关问题的肯定回答后，很快，祥林嫂便死去了，死在鲁镇人们的“祝福”声中。对祥林嫂之死，“我”“ 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本想从四叔那里再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考虑到临近“祝福”祭祀，四叔的忌讳颇多，“我”又不懂隐语只得作罢。在“雪花瑟瑟的冬夜”， 先前所见所闻的祥林嫂的半生事迹的断片在“我”脑海浮现开来。
“我”作为一个在鲁镇人们看来是“异类”的知识分子对祥林嫂的遭遇还是颇为同情的，对她的死也是颇有内疚感的。上面已经论证过。“我”试着从她所处的文化语境——鲁镇多数人信仰观念来回答她的问题。我们试想，如果按“我”自己的方式真实地回答那又会怎样呢？这并不是说“我”就是“凶手”，我只是回答了她所关心、所疑惑的问题，她得到了她认为确切的答案，然后作出了她自己的生死选择。
四、祥林嫂死于生之绝望
对祥林嫂的死因，鲁镇人的代表性看法是“穷死的”。这从小说文本中有明确的答案，“我”似乎也意识到“我”的回答可能导致某种意外后果。作为叙述者也是小说人物，当然是次要人物的“我”，虽然不能等同于作者鲁迅，但我们从中可以推测作者的创作意图，尤其是当我们把这篇小说与作者的思想相结合考察时。现在一般都认为鲁迅的早期思想是改造国民性为主体的，据鲁迅留学日本时的朋友许寿棠先生回忆，认为中国国民性缺乏“诚”和“爱”，改良之策“首在立人”，“立人”之重点在于张扬个性，这需要精神启蒙。“我”这类知识分子自然充当的是启蒙者角色，而祥林嫂们就是被启蒙的对象，（当然启蒙者自己也有种种问题，我们暂不讨论），整个《呐喊》《彷徨》人物形象也集中在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人群，对农民群关注重点也是精神层面所受的残害，而非物质层面的剥削压迫。祥林嫂之死正是如此，与其婆家（祥林家、贺老六家），东家鲁四老爷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与鲁镇其他人像柳妈也是如此。祥林嫂再次来鲁镇人们虽然因其寡妇再嫁而有时歧视，但也没有什么过激言行，小说中这样写道：“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祥林嫂不理会这些，因为她自己心里明白，她因丧夫首次来鲁镇时，是那时人们观念中值得肯定的人物，尤其是深知她改嫁过程中异乎寻常的“嚎”“骂”“喉咙全哑”，三个男人“使劲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之“刚烈”可见一斑，
颇得人们称道。而再次来却是寡妇改嫁，且再次丧夫又丧子。在这种情形下，“失节”、“克夫克子”、“命硬”这些在当时通行的观念，人们自然就用在祥林嫂头上，这种观念和看法藏在人们的心里，虽然对她心存歧视，表面上也还是假心假意，客客气气。这种做派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色，由来如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对此了然于心，操练纯熟。
祥林嫂自然明白这些，她也不可能有超越鲁镇一般人的见解，她和他们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她明白她的所为有人所不耻之处，但她没有办法，她是“刚烈”的，她拼死反抗，但没有成功，所以前功尽弃，事已如此。对人们心里的歧视她只好不理会，也没有办法解释和别的办法。而儿子被狼所吃才真正让她有不可饶恕的罪恶感，作为母亲她感到她严重失职，两任丈夫的伤亡令她悲伤，但可以归咎于天命，而儿子的死则由于她的“傻”，没有料到春天狼也会来村子找吃的，这是让她耿耿于怀的，所以，她逢人便说“我真傻，真的”。这件事在她心里造成的精神创伤之巨，我们可以推想得出：一个两度丧夫的不幸女人，唯一的儿子却因为自己的一时大意，自己的“傻”而葬身狼腹，这个打击，这个悲痛是何等之重！几乎摧毁了她生存的价值和目的。家人的相继亡故，影响到她对“生”的思考，对亲人死亡的理解和态度，也影响到她对“生”的价值和态度。这些我们今天看来的“意外事件”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她的答案自然是自己命太硬，克夫克子，而这背后就免不了因果轮回的解释，此生的一切，乃前世之果，又是来世之因。这样她活着的价值已经不在此生，而为来世做准备。在“捐门槛”事件中，四婶和柳妈的不同看法，让她颇为疑惑。她的知识背景无法解决这个疑惑，所以要等“我”这个既“识字，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人来帮她解决疑惑，这个等待对她而言是艰难的，沦为乞丐的祥林嫂此时“头发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的“活”已是纯原始生命的延续，活着的唯一意义是弄明白人死后会怎样，亲人能否见面。换言之，如果人死之后亲人能见面，她倒想快去见他们，尤其是她儿子阿毛；如果不能，那么她也许还撑着，因为这可以赎她的罪。所以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祥林嫂便放心地死去了。“死”是她自主的能动的选择，和别人没有直接关联。
说祥林嫂之“死”是自主自愿的选择，是出于对“生”的意义的彻悟，并不消解《祝福》意义和价值，恰恰相反，这更证明鲁迅创作的深刻，他超出一般人的肤浅理解，直击问题要害：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传统中国封闭的国门被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西方国力的巨大悬殊，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拯救之策。从师夷之技的洋务运动到体制改良的百日维新，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复辟。经历欧风美雨洗刷的一些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才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化体系，发出思想启蒙的呐喊。而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认为中国国民性必须改造，否则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口号虽新，骨子不变，当务之急，“首在立人”。只有国民得以解放其精神，张扬其个性，才是正道。这远比政治经济角度的解放来得重要。即使今日，和祥林嫂那个时代相比，我们在物质上已远远超越，但精神领域仍然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鲁迅先生之前瞻和深刻就在于此。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孙郁 黄乔生 主编 《回望鲁迅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周作人著《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彷徨＞衍义一文 》 P63-73 (2)、许寿棠著 马会芹 编 《挚友的怀念》—许寿棠忆鲁迅 P118-121 (3)、高远东《〈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P335-343 (4)、毛泽东谈鲁迅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 P59
2.乌丙安著《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P138
3.陈方竞著《鲁迅与浙东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P178
4.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版 P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