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新闻史 读书笔记
13级新传三班 赵异宝
2013.12.20
浅谈新闻自由
--读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有感 《中国报学史》涉及面很广，联系当今实际问题，其中我想就其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由《中国报学史》中我们看出，戈公振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出现及发展有其独特理解，他认为民报兴盛时期是中国新闻自由的开端。甲午惨败，先进知识分子惊醒，“政治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抄”，创办报纸不失为便利的宣传手段。
早期资产阶级代表王韬主张“办报立言”“指陈时事”，是中国第一位提出新闻自由的报人。而新闻思想集大成者梁启超指出报纸“监督”与“向导”的两大天职。究其内涵，二者无不指向新闻自由这一实质。
新闻自由言及言论自由，苏报案为其第一案。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鼓吹革命之健者》一章重笔介绍苏报案，赞扬其言论自由精神。就我看来，苏报案的意义不能止于对革命的助力。从新闻自由角度看，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清廷的猛烈舆论攻击，从而打破了其严厉的舆论监管。从此，一批报人才意识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此外，苏报案后，要求革命的资产阶级报刊的舆论宣传似乎更有底气，立场鲜明了，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同时，清廷不可避免地意识到立法控制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言论自由”不等同于“新闻自由”，但报纸在当时必然是首当其冲的受
害者。第一部新闻出版物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后，逮捕报人，封闭报关的行为就屡见不鲜，可见清末对新闻自由的极度钳制。
事实上，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没有新闻自由，新闻事业的发展根本是无稽之谈。回顾清末明初新闻法规，保障新闻自由只是表面，本质还是利用报刊为政治目的服务。其实在哪一个时代不是这样呢？
当时的报人，有很多同时是革命者，他们敢于直言，甚至辱骂当权者。反观我们如今的报纸等媒体，有几家敢说官家“闲话”？前日《新快报》案中，不清白的又何止是该记者？但却无几人，指出警察非法逮捕的过失。
学习历史，当以史为鉴。作为一个准新闻人，我想，真正的新闻自由，必须使媒体重新获得应有的监督权，不仅是监督社会，更为重要的是监督当权者。待到当权者已经敢于被监督，也许那时我们的新闻自由才能见一片开明气象。
也说史学客观性
--读《中国近代报刊史》
《中国近代报刊史》为方汉奇先生所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概括了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相对于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此书考订更为详尽。阅读此书我有些小小的看法。
由于资料翔实，全书夹叙夹议，多实事而少空论，而不像有些书讲求虚写，泛泛而谈，使历史概念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因此我认为书写历史不能先发空论，而应该尽量按历史原貌，对历史进行详细阐述，再从中引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 的确，史家有其自身价值判断，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不像散文可以“笔锋常带感情”，无可避免地会掺杂自身主观看法。然而历史又要求客观公正，这是不可避免的矛盾。
“春秋笔法”，自孔子和司马迁之后向来为史家惯用。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儒家讲求文字隐晦、文笔婉转而含有褒贬意思的写作风格。这也符合其倡导的中庸之道。但我认为与史不免有相悖之处。
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说，史学研究应尽量避免主观性。然而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判断。《中国近代报刊史》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史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阶级倾向。
比如，对外籍报人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办报活动的评价，有简单化，“一刀切”的倾向。读完这本书。让人感觉似乎当时所有参加办报活动的外国人，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确，当时在中国办报的外国人有许多以文化渗透为目的，但并非一个好人也没有。对外籍报人，需要具体分析。同样，将《时报》《大公报》划入反革命营垒也欠妥当。是非功过，无论如何应据具体情况作具体评价。
作为新闻史学习者，我认为我们不能拘泥于事件或其意义本身，尤其是那些教科书上“说好的”意义。史学研究有其不同角度，或者说“史观”，而这些角度又有不同价值取向。面对如此的众说纷纭，我们又如何去发掘史实的真相？
一如新闻事实，如果说史实的绝对客观如此遥不可及，那我们所能做的只有“采众家之言，成一己之意”。无论如何，在掌握足够事实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利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方汉奇先生之后，我们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