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江村经济》的心得
最近读的一本书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书是一个译本，原名《Peasant life in china》，是由戴可景翻译的，原著写于1936年，从文字可以见得是那个时代年轻的费孝通对太湖东南岸一个农村的经济土地人口等社会各方面的剖析，本书隶属于人类学（或者社会科学）范畴，是一本博士论文集，却常常被人错误的归为农业书籍，而我起初阅读这本书也以为是关于农村经济类的书籍，本想囫囵吞枣浏览一遍，然而这本书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论文的苦涩乏味。有人介绍此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的书，是根据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是的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同时，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宏观研究是中必要的补充，也是促成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我阅读的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出版的。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部为《江村经济》，下部为《禄村农田》。如果要在二者之间做个比较，那我认为前者更为通俗易懂，数据资料方面也更为后者翔实。后者则是高度精炼，文中的结论更加犀利，不时会让人有拍案叫绝的欲望。还想说一句，如果要了解现实的中国，江村经济是一扇明亮的窗户。
1、关于前言
前言虽然只言片语，却有了读此书的莫大兴趣。时间回到七十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慢慢崛起，国家在混乱中探索着前进，日本人已占领东三省，并且觊觎着关内。
费孝通刚从清华毕业，作为一个人类学专业的硕士，他知道继续研究或许是对他这个苦难的国家最好的交代。1935年的秋天刚毕业的他拿到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PH.D入学通知书，按惯例应于该年暑假出国，但出于指导研究工作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于是偕前妻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1935年冬天的雪下的特别大，意外发生了，108天的新婚妻子死了，而他也重伤。
伤的是肉体，但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对学术的执着，毕竟，这是祭奠亡妻的最好方式。于是多年以后，每当我们翻开他的著作时，
。他的感情生活，在25岁时就结束了。
经医治后，于翌年暑期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他接受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于是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出国前夕才离开该村。这次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上海到威尼斯的航程让人烦闷，他在船上无所事事之际，趁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写下了他在江村的所见所闻。
26岁的费孝通不知道，这本书将奠定他在学界的地位。而他也将在几十年后因之收到赫胥黎奖。
此后，他的人生纵使波折曲奇，却依然致力于调查研究江村及其周围的村庄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变化，记录国家社会历史的一些历史，让人领略其存在的价值。
2、关于调查
这本书展示了社会调研工作涉的内容，以及在科研调查中该有的态度。于是，感受到真正有责任的有价值的社会调研绝不是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形式和走过场，而是需要丰富的地理历史经济人口政治等知识，并且还需要获取这些知识的能力。尤其，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作者一个人完成这个调查和分析并能获得众多西方大家的肯定，是多么的难得。布.马林诺斯基在序言中写到：“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虽然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
作为一个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本书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农村。同样是农民，作者把我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农村问题分析得透彻详尽。农村作为一个对象，原来可以这么科学的解释其所有错综复杂的种种。“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从这点上来说，我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3、关于内容
马林诺夫斯基在评价这本书时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
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以复述静止过去。它有意识的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江村不在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费孝通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费孝通自己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
于是，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都有其历史的根源。 比如八字（52页），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
又比如，第十二章费通过当地蚕丝业的发展与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的，是国际蚕市场的变幻，技术的推动，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团的动机和手段。于是联想到，外资企业在中国遇到本土化难题时，不妨回到他的观点，换个角度，从制度和文化来理解这些问题。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人们的居住环境变了，但根本的思维模式仍然有很大的相似处。文化就是这样的奇怪，大部分生活在其中之人都感受不到并且难以叙述，但又不得不顺着它生活，比如我们依然会喜欢男孩、我们会保持父母子女间的亲密感，我们会走亲访友，虽然早已经没有了“族”的概念。
此外，这本书还有很多独到的，至今都不过时的见解，四个字，受益匪浅。如今，费孝通先生所述的“江村经济”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乡村建设还在继续，社群生活、社区生活，自组织、自治理，如何让乡村社会发挥能动性的问题就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需要在观念和行动上未雨绸缪，而，我们也能从中借鉴。
吕城镇农服中心 2013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