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典民主政治的得与失
摘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梭伦改革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而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因为交不起地租要以其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的，而债务人的借款则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使债务无效、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被拔除；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 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梭伦创立的缺席还不稳固。梭伦卸任以后，由反以梭伦改革的贵族后裔组成的平原派与坚持梭伦制度的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没海派仍在激烈地斗争。同时，山区农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要求进一步改革，重分土地。最后，雅典政权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虽曾两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终还是建立了僭主政治。这种僭主政治对梭伦创立的制度显然是个反动。于是，尽管庇士特拉妥“处理国政也是温和的”，“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并且拨款借贷贫民”，但其政权毕竟不能长久。僭主政治历史时49年便告结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奥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斯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彼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Ecclesia）“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
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 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雅典的民主制度，对雅典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又使雅典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雅典的皮里优司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条件和允许个人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氛围，使雅典的科学文化空前地繁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派别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数学、医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方面，雅典人也有杰出的贡献。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讲中骄做他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种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举击败六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若非具有为捍卫自己的制度而激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才智，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励着雅典人为之慷慨而战，从容赴死，“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
然而在我们对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评述之后，我们还必须记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被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斯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因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更何况，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他们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和其它希腊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同盟中的各邦进行控制剥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同盟各国收取贡款。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撇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归很结底，由剥削阶级的性质所决定，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应当使我们明白：奴隶主剥削阶级民主一方面意味着对奴隶和非公民群众专政；另一方面意味着保障奴隶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参预国政，就第一方面的含义而
言，这种民主政治同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他各种政体并无区别。而就第二方面的含义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向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它政体形式相比，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等形式下，连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都谈不上。
总的来说，雅典民主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一种颇为原始的直接民主，且它是建立在剥削压迫非雅典公民的基础上，存在着弊端，但它毕竟促进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盛，在盛行专制的古代世界率先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民主制度，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奠基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