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作业
第一题：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有望全面复苏，在新一轮周期中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房地产业特别是住宅业的发展，仍然是新一轮周期中重要的动力源之一。
在政府扩大投资的强力拉动与全球景气回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快速摆脱了下滑局面，进入巩固复苏的阶段。
在发达国家经济继续震荡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政府转向市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提高的格局下，中国经济出现相对温和的增长和较低价格上涨的良好局面。
在需求总体平稳增长，而生产和供给能力充足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明显通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在3%以内。据统计，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商品零售价格以及投资品价格分别下降0.5%、0.8%和1.8%。2010年价格水平恢复上涨，据统计，居民消费价格、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以及投资品价格将分别上涨2.1%、1.8%和1.3%。
由于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退，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有三个隐忧。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又进一步回升。而失业率的提升，对于经济回暖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是国内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有待进一步加强.
此外，在经济回升过程中避免出现所谓的“大起大落”。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我国经济总体上已经呈现止跌回升、企稳向好的趋势，经济增长实现了“保八”的预期目标。在具体措施上，做好了2010年以及今后的经济工作，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并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投资、消费、净出口是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的三个重要指标，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得经济体抵御国际经济波动的能力变差，过高的投资增长率也缺乏可持续性。如何促进内部需求、扩大消费，协调“三驾马车”共同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也是政府关注的问题。专家从调整需求结构、调整供给结构、调整要素结构等方面提出了实现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的建议并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在受全球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形势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型反转态势。
在后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经济形势相对于其他国家向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取得初步成效
无论是年初确定的“双防”方针还是年中调整的“一保一控”方针，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强，使夏粮连续第五年增产，秋
粮丰收在望，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9%，年内有望继续小幅走低，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6.3%，物价过快上涨的趋势得到扭转。
2.及时调整调控政策取向，促进三大需求积极变化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连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1~8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前8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84920亿元，同比增长27.4%，增幅同比加快0.7个百分点。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上升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
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初步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10%左右。
3.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在宏观调控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两高一资”产品和粮食出口受到政策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上升。从工业生产看，高能耗产品产量增速明显放缓。1~8月，生铁、粗钢、钢材、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分别增长6.5%、8.3%、10.1%、13.3%和7.4%，增幅同比下降9.8个、9.4个、10.8个、11个和7.6个百分点。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产量同比增幅由上年的10.2%提高到31.6%；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产量同比增幅由上年的5.2%提高到50.3%。工业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也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第三题：
“十七大”以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界、学者及民间热议的焦点。作为担负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试先行区和首善之区的广东，更是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贯穿2010年广东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头戏和第一要务。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进广东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
（一）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以脱离历史发展与演变的时间维度和全球化、国际化等空间尺度。迄今，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对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服务业文明三种文明样式。产业结构上经历“一——二——三”的演进系列，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服务业经济时代。从生产方式看，经历了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深刻转型。从空间尺度看，城市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城市本身也演绎着“大城市——大都市——大城市带——都市连绵区”的形态变化。
（二）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1978年尤其是上世界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和“对外开放”是并驾齐驱的创造中国30年发展奇迹的两大法宝。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中西经济、社会、文化碰撞和交流日益频繁，全球本地化、本地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不断深化。由于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上述转型过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持续。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让世人瞩目，2009年，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势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 353亿元，增长率达到8.7%，居世界第三。可以预见，在2010年，中国经济实力将超过日本，跻身世界第二。30年发展实践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铸就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他们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广泛参与国际并购，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加之，中国的消费能力和潜力十分可观，2009年中央40 000亿经济刺激政策下，中国很好的开启了农村和
二、三线市场，去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度引导、干预及相关政策的出台，为经济良性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经济面临外生性和内生性问题。从外部看，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很多，风险也越多、越大。2009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制造业经济遭受重创，虽有经济回暖迹象，但仍不稳固。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亟待加强。从自身看，中国经济的高度增
长是以大量土地供给、廉价劳动力、大量耗能、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高科技占经济总量的份额较小，智力、管理等软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观，但发展质量不够，是经济大国而不是经济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嬗变，需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嬗变。
（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新时期广东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直以来，广东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对外开放的先发优势、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香港作为华南区域经济增长极的经济辐射及依托大量外来劳动力的低成本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30年来，“世界工厂”、“专业镇”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名片。欣喜之余，广东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农田锐减，环境恶化，地区间产业同构，城市恶性竞争，贫富差距拉大，产品附加值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限。从区际比较看，随着上述经济发展要素和政策在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相对均一化和普适化进程的加快，中央政府针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及以武汉、郑州、成都、西安、沈阳等为各自中心城市的圈域经济的振兴计划、规划、指导意见的出台，和香港发展步入深水港时期，广东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以东莞为首的“世界工厂”遭受重大创伤，因为订单大量缩水，很多企业停产、减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广东经济面临一个转折口：①是沿袭传统发展模式继续向前走，继续内耗型发展逻辑，广东辉煌将不再？②还是励精图治，敢闯敢拼，勇于创新，突出重围，杀出一条新路？毫无疑问，广东的明智之举是停下来反思，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凿开这条出路的利器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几点建议
（一）继续弘扬敢想、敢做、敢为的广东精神，下决心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珠三角未来要成为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试先行区，其中，开放、创新的发展思维和理念至关重要。据悉，面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在2009年推进的“双转移”工程，引起不少舆论，来自企业界的反对之声不少。究其原因，少数利益集团担心既得利益外溢是关键。面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有关方面需要审时度势，综合权衡，积极发扬广东的敢闯敢试的文化力量，当机立断，力排众阻，坚决推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各项决策。某种意义上，犹豫不决、让步妥协、过分关注内耗型平衡，就是贻误发展机遇。
（二）改革现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扫清障碍。诚然，在一些官员、一些企业主眼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性理解并不明晰，很多时候， “发展”等同于“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率”，而对于“发展”的要义——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共生，全体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创业和人居环境优美，对人的需求满足度不断提高，社会福祉整体提升则置之不理。由于GDP主导全过程，“一切为了GDP”、“增长就是硬道理”、“组装、粗加工舍不得丢弃”、“石化项目大量上马，环境问题靠边站”、“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只看表子，不
看里子”的行为屡见不鲜，变脸行径更是层出不穷。故而，笔者建议对“增长与发展”、“科学发展”、“GDP主导发展观”等重要概念及内涵要进行科学深入研究，在全社会形成大讨论，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改革与其相关的管理机制和体制。毋庸讳言，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三）经济发展方式要从硬要素推动转向软要素。长期以来，土地、廉价劳动力、水、电、媒、气等主导广东经济发展，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模式主导广东经济发展，而管理、高科技人才、创新、核心技术、自主产权、研发等对经济的贡献较小。未来广东的发展，一定要在上述软要素上面下功夫，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新型经济业态。政府和企业要高度重视研发，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联手，形成企业创新文化体系和区域创新网络。
（四）内需要扩大，出口也要巩固。由于中国庞大的农村及内地中小城市强大的市场需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扩大内需”成为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力推之举，这对于启动广大农村市场、推进内需型城市化进程、扩展城市可持续发展途径和方式、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扩大内需”绝不排斥“外贸经济”，尤其对于出口量巨大的广东而言。广东具有发展外贸经济所需的优越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和底蕴，担负着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不可贸然因为扩大内需而削弱外贸经济。唯有通过改善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加强品牌意识、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学习领会国际竞争规则、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在竞争中学习，在竞争中进步，才能进一步提升广东作为对外开放大省的地位。
（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城乡关系等一系列要素的综合性问题。系统论视角看，系统各组分相互关联，某一组分变化必然引致系统内其它元素变化。从地域层次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只是中心城区“退二进三”、“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问题，城市边缘区、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面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从职能部门看，从政府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甚至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需要转变，如公务员需要提高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民众需要更“低碳”的生活方式。从经济发展逻辑看，任何经济发展都需要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研等于一体的支撑体系，缺一不可，如面对金融危机，从再就业培训、临时安置、心理疏导等都不可或缺。
（六）广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香港的支持。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何“加快”？我的理解，应利用外溢效应，积极学习世界各地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经验和做法，积极吸收和借鉴。当务之急，广东应充分利用身处毗邻的香港的优势，以求真务实、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学习、去取经。虽然广东经济总量早已超过香港，但两者在经济、社会、文化面向上的长期互动形成的唇齿关系亘古不变，广东未来的发展仍然要依托香港。虽然在某些合作意向上基于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发展阶段和看问题的不同立场与视角，粤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或隐忧，但总体看，粤港一体化、世界级的粤港大都会区是大势所趋。香港的管理、人才、培训、市场意识、政府廉洁度等都是广东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学习和
努力的方向。
改革、开放、创新和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缔造了过去30 广东的辉煌。未来，广东将何去何从？我们以为，改革、开放和创新仍将是制胜法宝，不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相信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广东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广东一定能打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硬仗，一定成铸就新的广东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