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双百”方针：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在文化科学问题上要贯彻两个口号，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是双百方针。毛泽东将其定为党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名词解释）
当代17年（1949-1966）诗歌的特点：
第一：抒情主体的国家定位。诗人的定位不是个体和诗歌要求的定位，而是面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定位。
第二：个人话语空间的紧缩。当代诗歌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农兵”化的双重演进，导致消失了个人意识。对外部生活的关注，代替了个人感受的抒写，每当个人与外在发生对立、矛盾时，往往通过对个人的谴责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第三：诗歌情境的抽象化。在当代诗歌语境中，许多符号都失去了它的自然与本真，语言的能指特征迅速萎缩，一些意象都有了固定的所指。
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诞生于五十年代，1959年才成为“诗歌中的一个崭新的形式”，并有了理论上的阐述。形式上看，政治抒情诗是现代自由诗在当代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变形。历史地看，政治抒情诗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对《女神》式融合抒情与批判表现方式的改造，它的前辈三十年代前后的“普罗诗歌”。除内容必须表现政治外，它还具有颂歌的文体风格。代表诗人是贺敬之和郭小川。（名词解释）
散文新三家：杨朔、刘白羽、秦牧。
《茶馆》的艺术成就： 王立发，常四爷，秦仲义
从主题上来看，《茶馆》是献给三个旧时代的葬歌；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看，《茶馆》中绝大部分台词兼有交代事件、体现性格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多重功能甚至有用说一个字来写活一个人物的神来之笔，具有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从人物形象来看，《茶馆》中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刻画得非常具有代表性，让读者可以在人物只出场一次的时候就印象深刻地记住他，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在结构即艺术特点来看，《茶馆》用一个小茶馆反映一个大社会，主要人物自始至终，次要人物“子承父业”，更次要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人物带动故事。三个时代三部戏同一个茶馆，采用冰糖葫芦式结构，用茶馆串起三个时代，真实再现了普通中国人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人生百态。
李隼《李双双小传》：李双双，孙喜旺 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水利局副局长老田
周立波的【反映农业合作化】农村题材作品《山乡巨变》：盛佑亭，陈先晋，李月辉，邓秀梅
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赵树理《三里湾》：王金生，范登高
柳青《创业史》的主要人物：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世杰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的主要人物：徐义德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
吴强《红日》沈振新、张灵甫、李仙舟
罗广斌《红岩》：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徐鹏飞 梁斌《红旗谱》：朱老
三、严志和、冯兰池
柳青《创业史》
杨沫《青春之歌》：杨道静，余永泽，卢嘉川
周立波《山乡巨变》 杜鹏程《保卫延安》 ：周大勇 曲波《林海雪原》：杨子荣，少剑波
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小说、文学理论）：集中在干预生活小说和报告文学。 小说方面，一是反映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如宗璞的《红豆》 文学理论方面，文学理论界集中探讨了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对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认识。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阶级性与人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歌颂与暴露、人物塑造、风格与表现手法多样化等问题，都做了有价值的探索。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简答题）
干预生活：“干预生活”是小说创作的一种类型，是在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其代表作品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的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创作更多的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趋向使文学届流行的“无冲突论”得到遏制，而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昭示。但是后来被认为是有“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所以被视为“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名词解释）
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是自“*”开始到七十年代初，在文艺领域的废墟上唯一被允许存在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旨在为政治服务，是“*”时期主管部门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代表作品有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理论集中体现了一元化的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三突出等基本原则。革命样板戏虽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也直接导致了*文艺千部一曲、千人一面的机械复制现象，从而基本上阉割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力，直接阻碍和破坏了新中国文学和文艺的发展。 （名词解释）
潜在写作：*时期和主流文学相对应的地下文学的简称。许多老作家在受到迫害时的即兴创作，以或曲折或直露的方式表达对“*”暴政的反抗，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残酷以及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名词解释或者简答题)
*时期的低下诗歌中的代表作品：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北岛的《回答》、《宣告》、《波动》，芒克的《天空》，舒婷的《致橡树》 伤痕文学的奠基之作：卢新华的《伤痕》主人公王晓华和 刘心武的《班主任》主人公宋宝琦和谢惠敏
《今天》刊物的特点：早期，第一，刊发了不少在“*”中流传的“地下”作品；第二，所刊发的作品内容上真挚有力，震撼心灵，编辑风格也非常简朴前卫（粗糙的纸张，富有个性的手刻标题，配以若干出自“今天派”画家的简洁、抽象的素描）它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是当主流文学普遍面向历史的时候，《今天》却把目光投向周围的地平线:一是不再以“昨天”的价值观念和创作方法剪切真实的内心经验和艺术想象，而是重视对二战以后西方现代文学的你了解和借鉴。
“归来”的诗人：当代诗歌批判界把七十年代末以来几代重新歌唱的诗人称为“归来”的诗人，可能缘于艾青1980年5月出版的诗歌《归来的歌》。他们主要包括两部分的诗人：一是因思想和艺术趣味不能适应“新的人民的文艺”而先后放弃诗歌写作的诗人，如辛迪和穆旦。二是因政治与思想运动受迫害而丧失写作权利的诗人，如牛汉和艾青。“归来”的诗人的主要特点，是从“诗人必须说真话”出发，重新续接了五四以来抒情与批判传统。（填空或者简答）
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崛起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初期出现的现代诗潮，其名来源于一篇批判“读不懂”的诗的文章，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为“朦胧诗“。它具有着注重个人情感及内心冲突的抒写，更多地带着诗人主体的感觉、印象，呈现出内向的特点。在内容上，朦胧诗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思想上，主张让非人回归到人，以英雄主义的方式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崇高感，善于用象征、意象、通感、变形多种艺术手法来暗示特定的现实经验和生活体验。在语言上，注重极具意象化和个性化语言的追求。诗歌既有主题或内容上哲理的思考，又有写法上现代诗艺如象征手法的运用。代表诗人有：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等人。
《受戒》
主旨：通过纯真的异性朦胧情感，表达了“桃花源”式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创作特色：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闲话文体；超功力的潇洒率性自然之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语言洗练，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又有法度。
“复出”小说家群：以王蒙为首的“复出”小说家群，与五四后主流性的创作风气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复出”，既照映出这批作家特殊的人生情况，也是其重新“讲述”历史的一个特定视角。人道主义关怀和对历史创伤的揭露，是他们都比较感兴趣，创作也比较集中的题材领域。代表作家有王蒙、陆文夫、邓友梅等。（论述或者名词解释）
《陈奂生进城》：小说通过主人公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心理变化，暗示了身负历史重荷的中国农民在跨入变革时代的微妙的精神状态。精神胜利法。
张洁文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母亲钟雨、女儿珊珊 谌容的《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 宗璞的《红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 戴厚英的《人啊！人！》 汪曾祺《受戒》：明海，小英子 高晓声《陈奂生进城》：陈奂生 陆文夫《美食家》：朱自冶，高小庭
《围墙》：马而立
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等。代表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棋王》的主题：《棋王》事实上只写了“吃”和“棋”两个字。在生活窘迫、精神匮乏的七十年代，“吃”是广大民众也一种最真实的心态，因为它实际暗含着许多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下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平静的精神坚持即“人还要有点东西”这正是主人公对生存的思考和大彻大悟似的超脱。小说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着专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事知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了“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以及“人还要有点东西，才叫或者”的人生思想。
《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它取材于作家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在主旨表达上却没有如通常的“知青小说”那样去大肆渲染、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而是体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自觉认同。
整个小说中，反复突出和反复描写的是两种意象：饥饿和象棋。吃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需要。王一生一生只有两种基本欲求：一是吃饭，二是下棋。乍看起来吃饭与下棋毫不相干，一个是纯物质需要，一个是纯精神活动。其实，这蕴含了丰富的人生道理。
《棋王》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的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著钻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表现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世之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和肯定了衣食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基础，和作为人要有一些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柱的生存哲学。这也是“寻根文学”探讨*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全民族在乱世动荡中得以生存的要义。
《棋王》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新写实”小说：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
贾平凹的作品及其人物：短篇小说《满月儿》，“商州系列”小说：《小月前本》门门，《鸡窝洼人家》禾禾，《黑氏》，《腊月。正月》王才，《天狗》，《古堡》老大，《火纸》 长篇小说《浮躁》主人公金狗，《商州》 史铁生的作品及其人物：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礼拜日》、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与地坛》
贾平凹《浮躁》：金狗，田中正，英英 史铁生《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张承志《爸爸爸》：丙崽 《黑骏马》、《北方的河》
阿城《棋王》：王一生
刘震云《一地鸡毛》：小林 《新兵连》、《塔埔》、《单位》
池莉《烦恼人生》：印家厚
苏童《红粉》：秋仪，小萼，冯老五，老浦
余华《现实一种》：山峰，山岗
方方：《风景》
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老枪》、《丰乳肥臀》
女性文学：泛指女性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女性作家的“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 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于现代，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新文学同步，但对我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较晚，始于90年代初，1995——1996年形成高潮。代表作家有迟子建、陈染、林白。
王安忆其《长恨歌》的主题：《长恨歌》首先写的是一个女人和城市的故事。简单地说，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作者选择王琦瑶这个上海美女的一生遭遇进行书写另有一番情味。早年辉煌、中年落寞与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盛衰枯荣的历程恰好构成了奇妙的同步，成了上海命运的活生生的隐喻。她是这个城市小市民的缩影，以她的命运遭遇来反映人性的渺小与脆弱与上海的时代变迁与沉浮，更具有一种强烈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沧桑感。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视角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一生，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都在不停地追寻，追寻她想要的爱情与生活，但现实环境的熏陶、“男性世界”的包围，和她自身性格与价值观的影响，使她求而不得，最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全文无一“恨”字，但王安忆恰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凸显“恨”。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挣扎，没有惊天动地的呐喊与咆哮，只有空中鸽群悲鸣的声音，只有王琦瑶临终前摇曳的灯光，一如片场，一如人生琐碎的平直，，人在历史和时间面前如此渺小而卑微。
《长恨歌》的主要情节只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那么的简单，却又那么让人沮丧。五个男人从她的生命中匆匆走过，只是那样略一驻足稍事停留，随即便转身离开，一切恢复宁静，彷佛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他们这一群可怜可悲可叹的旧时代的遗物，全都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一切正如程先生自杀之前所说，“其实，一切早已经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拖得实在太长了。”
小说中处处抒写旧时代中人的身不由己，却又处处不吝笔墨地大肆渲染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四十年代的繁华，四十年代的浪漫，四十年代的从容。王安忆对四十年代旧上海的向往和怀念使王琦瑶回忆中的四十年代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彷佛早已忘记四十年代对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王琦瑶在四十年代的旧梦中沉迷，王安忆在王琦瑶的梦里沉醉。
可以说，王琦瑶对命运对未来对人生的渴求是矛盾的，却又是合理的。一方面她渴望四十年代旧上海的繁华，另一方面却渴望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生活。因此概括出来，她渴望精致的外表下细水长流的生活，热闹的是外表，平静的是内心。只是她年轻之时对此毫不知晓，因而被繁华的外壳欺骗了而已。
有评论家认为，《长恨歌》是一部“怀旧”小说，但是，作者的怀旧“不是企图真的回到既定过往，而是一种时间上的错位”。事实上，“怀旧”、“移位”只是王安忆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她的真实目的，仍然是促使读 者重新认识和感悟历史，并从中获取某种对现实人生有益的东西。
陈忠实《白鹿原》的主题：透过雄伟悲怆的政治史和凝重复杂的家族史的帷幕，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以此激发我们对于民族意识命运、文化命运的人性的深层思考。
中国陕西黄土高原上的白鹿村，是历史久远，素有仁义之称的礼仪大庄。《白鹿原》一书描写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繁衍，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大家族以及周围的各色人等，为温饱、为脸面、为光宗耀祖、为争抢风水„„祖辈三代纠缠在财、权、利、欲的无休止的谋算与争斗之中。作者以细腻深沉的笔触，描绘出一群不同典型的主人公的命运悲喜剧，生动、形象、厚重地反映出民族悲壮秘史的一角。
白鹿原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没有太多的区别，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同样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传统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思潮冲击下被击打得无法分辨。白家就代表传统，一直谨遵祖训，恪守着世代不变的传统，白嘉轩对待世道变化的唯一态度就是坚持自己，不去理睬外界的冲击，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情，管理好自己的田地和宅院，坚信传统里的仁义，不肯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鹿家最能适应外界变化，总能跟上潮流。鹿子霖是代表，一直当着乡约等，而且和田小娥有着不清白的关系，又能嫁祸于人。两个儿子，大的是兆鹏，一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直潜伏；小的是兆海，开始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天真是他的本性，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一直好着，在战死前娶了秦岭中一长相酷似白灵的农女，留下一个孩子。这两个人无论是跟哪个党派都可以说和时代潮流跟得很紧密的。
《白鹿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并以全新的话语诠释了历史.从小说主题到思想内容,从叙事方式到人物格调以及语言表征,《白鹿原》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新历史精神,《白鹿原》也正是在新历史精神的指引下,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因此,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地发现其艺术价值。
《白鹿原》是作者浓墨重彩铺排而就的一篇富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结构严密紧凑，以历史为经，以两个家族的恩怨纠葛为纬，全景观地展示了白鹿原上各种势力、各色人物的人性百态，是一部气度不凡地叙述五十年间历史变故的文学长卷。陈忠实《白鹿原》：白嘉轩，田小娥
关于王家新、于坚、王小妮、海子的诗的分析
1． 海子的诗：海子带着对诗歌精神的信念走入诗歌，走入永恒。他直接成为这种精神的象征。海子的诗歌精神即浪漫精神。它要求通过一次性行动突出原始生命的内核和本质。海子的诗歌就是这种行动，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宠廓的前景，我们开始从当下的现实抬起头来，眺望远方。天空和大海的巨大背景逐渐在我们身后展开。
尽管海子不喜欢人们把他看作一位抒情诗人，但恐怕海子自己都会沮丧地承认，他的确只是一个抒情诗人。海子的诗表现了他一生的热爱和痛惜，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之情，对于生命的世俗和崇高的激动和关怀。 海子的诗歌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他的诗歌观念是对古代史诗、近代抒情诗、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理念的综合。从思想上，他接近于一个存在主义者；从情感上，他接近于一个浪漫主义者；从精神上，他接近于一个“狂人”式的先知；从认知方式上，他又是一个充满神性体验色彩的理想主义者。
海子的抒情诗写得很美，充满了神启式的灵悟意味，笔下的事物放射着不同凡响的灵性之光。海子的诗中还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执着地认同死亡的情感，但这种绝望并不显得颓废，而是显得非常壮美。他的诗直来直往，虽然后期作品灌输了很多死亡颓废的气息，但是他颓废却绝不堕落，让人感到悲凉又不厌恶，让人叹息又不责备。“倾心死亡”是海子对艺术和生命的一种终极式的哲学理解，是使他的作品焕发出神性与不朽力量的原因之一。
2． 于坚的诗：于坚等“第三代”诗人是以反叛“朦胧诗”的姿态出现于诗坛的，他们一方面承认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的成功，另一方面又认定它已“过时”。他们正是以对朦胧诗所表现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作为自己的诗学目标。所以第三代诗最显著的特征是“反传统”与“反文化”，即反抗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那些已经模式化、概念化的意象群。
于坚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美学经验，以调侃、游戏，甚至堆砌的手法表现当代生存的平面化，生命的分裂感和心灵的破碎状态。他成功地将平民性、生活场景、以口语为基础的诗歌语言等变成了诗歌现实。于坚的诗学强调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坚持以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场景为诗歌的切入点,倡导“口语化”写作,提出“拒绝隐喻”的命题。
于坚的反叛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每个人都生在活伟大的文化传统中，不可能彻底离开隐喻的传统，否则便没法生存，更不用说写诗了。所以于坚的写作业不可能彻底做到“从隐喻”后退。因为于坚有效地吸收了传统的文化因子，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也就越来越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