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
（二）
（八至十五章）
第八章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第—节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前1457一前86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他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开始写作《太史公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兵匈奴，被大兵包围，虽然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最终还是失败投降。司马迁出于宽慰主上的忠心，替李陵做了些辩护，谁知又被误解，得罪入狱，且悲惨地遭受宫刑。后来他被赦免出狱，做了中书令。这种遭遇对司马迁的打击异常沉重。然而他忍辱负重，凭着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这部旷世杰作前后耗费了他二十年左右的精力。这些作品跟《史记》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是了解司马迁生平事迹以及他创作《史记》缘由和心态的极为真确、极为自接的材料。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司马迁死后，《史记》渐出。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它宣布于世，该书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汜文学著作，是罕有其比的史学和文学巨著。
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观察，《史记》最浅层的史学特质，是关注几千年中国人生存和文化的已往状态。《史记》更深一层的史学特质，是致力于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内部同一性。这就是要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就是要从朴素零乱的事实材料中，发现贯穿其中的本质。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观察，《史记》更深一层的特质属于文学：
首先，司马迁把“自见”当成再现历史的根本目的之一。
其次，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自觉地追求文采。
再次，《史记》对人物性格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史记》对人物个性的关注和表现，形成了它在文学方面的一大亮点。
必须强调的是，仅仅明了《史记》有哪些性质属于史学、有哪些性质属于文学依然不够。《史记》还包含大量超出现代学术之文学与史学范畴的要素。因此实事求是的说，《史记》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也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它的很多质素强有力地凸显了传统经学的本质。
1 第二节 《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三家注
《史汇》问世以后，一度不曾受世人推重。汉代大儒扬雄、班固等人虽然称赞，但也做出过严厉的批评，直到晋末，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
根据刘宋裴驷所写的《史记集解序》，在《史记集解》撰著以前，《史记》各种本子文句不同，多少互异，而且真伪舛杂，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发明，但殊恨省略；裴驷有鉴于此，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别作《史记集解》一书。
唐代学者司马贞以为《集解》等著作依然有偏失。在这种情况下，他颇事钻研，“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史记索隐》”。
而跟司马贞同时的学者张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
以—亡三家，裴驷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司马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年辈在张守节之前，唐玄宗开元年间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后由弘文馆出为润州别驾，蹭蹬以终。张守节曾官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他们分别撰著的《集解》、《索隐》和《正义》是《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的重要成果，常常被称为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至北宋开始合刻。百衲本、《四部备要》本《史记》一百三十卷，都将三者拆散附于正文以下。
第三节 《史记》第二次大规模整理：泷川资言的《考证》及其基本价值和特点
泷川资言(1865—1946)，名资言，号君山，通称龟太郎，日本岛根县松江人。《史记会注考证》一书的撰著开始于1913年，1932年完成，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
泷川氏的《考证》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究《史记》以及中国古代史非常重要的参考书。一般《史记》版本往往只收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收录了三家注以来中日有关典籍一目二十多种(其中日本学者的著作有二十几种，国人著作有一百零几种)，并相当系统地缀辑、辨析了众家成果，节省了读者翻检群书的巨大辛劳，为研读《史记》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便利。
《考证》发扬了三家注原有的不少优点。它特别重视地理的解释，对书中每一地名都尽量注出当时的今名或今时方位。这对从文献学方面深入研究《史记》跟以往典籍的关系、研究《史记》对传统典籍的继承和发展，很有助益。
与此同时，《考证》扬弃了三家注以及其他部分相关著作的不足和毛病。富于批评精神并善于考辨，是
2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这部著作中，泷川氏对《史记》所写的史实、《史记》的文字和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解决了一系列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晃正误、疑难文句的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虽有解说但语焉未详者，也每每加以考证。
并且，三家注主要是就事论事，《考证》虽然对细微问题同样用功，但更具有宏观眼光，往往不局限于字面，而是善于综合中外历代成果，发为论议，使读者更确切、更深入地理解《史记》以及它所记载的历史。泷川氏在审视《史记》以及前人注释时，不满足于简单诠释文本字句或者下对与错的判断，而是追求从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宏阔的视野中把握太史公的深心以及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层蕴涵。
不过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泷川氏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他宁可简单地持守文本字面意思，也不愿妄加解释。
《考证》搜集了《史记正义》的大量佚文。他依据日本所藏数种占本《史记》的校记，搜集《正义》佚文千余条补入书中，虽然这些东西未必都真正是《正义》原文，但对把握《正义》原貌、对研读《史记》无疑有重要的价值。《考证》还比较注意《史记》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特点。
此外，泷川氏又撰有《史记总论》，放在《史记》卷一百三十之后。《总论》以搜集前人论说为主，偶或出以己意；其内容则涉及太史公事历、太史公年谱、《史记》资材、《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史记》文章、《史记》残缺、《史记》附益、《史记》流传、《史记》钞本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正义》佚存等。所有这些，对研究《史记》都有参考价值。
第四节 泷川资言《考证》的批评精神
在掌握了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泷川氏会毫不犹豫地张扬自己信从的观点，批评前人的谬误，使得《考证》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证》比较注意驳正三家注立足后代观念做出的解释。
其二，“据后以议前”固不科学，泥古不化同样并不可取，《考证》对有关成果在这一方面的弊端也做出了批评。
其三，泥古自然是一种过失，但不知古则是一种更常见的过失，《考证》对此有大量的驳正。
其四，泷川氏严厉批评了《正义》等著作的虚诞倾向。
第五节 泷川资言《考证》的缺陷
不必讳言，《考证》一书也有自己的缺陷。
首先是不少材料，《考证》未曾罗致，颇有遗珠之憾。
其次，泷川氏选择材料有时偏守一说，而未能得其实际。
再次，从版本方面看，《考证》参校了一些本子。他的失误在于往往不作校记，而径直改变或补正原文。后来日本另一位学者水泽利忠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目的之一就是纠正他的偏失。加上这些艰苦的工作，《考证》对《史记》的整理才会臻于完美。
《考证》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校补》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书原本各自刊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没有现代标点，也不区分段落，初学者阅读和使用时会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九章 王先谦《汉书补注》
第一节 《汉书》与颜师古注
《汉书》，又叫《前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也是后汉著名的历史散文。一般认为是东汉班固所撰，其实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此书有一部分袭用《史记》，只在文字上稍有变动，有一部分补充了《史记》的不足，使史事更为完备。其最足称者，乃在于对于编纂体例方面的贡献。班固撰《汉书》，开创了纪传表书体史书，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表书体史书进一步完备起来，成为后世史书的不祧之祖。全书共一百篇，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此书不但是我们了解西汉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我们了解上古政治、经济、文化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由于《汉书》涉及内容广泛，文字典雅古奥，所以它从撰成之日起，便成为一门专门授受之学。到了唐初，出现了第一位《汉书》注的集大成者——颜师古。
颜师古，是南朝齐、梁和北周最通博的学者。他出身于学者世家，其祖父就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其叔父颜秦游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曾著《汉书决疑》十二卷。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曾奉李世民之命考定《五经》，撰成《五经定本》。《汉书》注是奉太子承乾之命而作的。师古在东晋蔡谟《汉书集解》的基础上，汇集了二十三家注，又取《汉书决疑》之义，加以己意撰成《汉书》注，此注问世后，深为学者所重，师古也被称为《汉书》的功臣。
颜注《汉书》，集唐以前《汉书》注之大成，卓然为一大家，但也并非没有剩义。所以自唐代之后，宋代、清代学者继续作了许多研究，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对《汉书》进行了诠释补证，但都还不能算是集大成之作，直到王先谦《汉书补注》的出现，才基本上结束了《汉书》的注疏工作，完成了《汉书》注的第
4 二次集成。
第二节 王先谦及其《汉书补注》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汉书补注》是其史学著作的代表作。
王氏撰写《补注》，花了三十余年时间，此书出版后，印数很少。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用铅字排版出版，收入《国学基本丛书》中，1951重印；1983年9月中华书局根据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影印出版，分上、下两册，是目前容易找到也容易翻检的最好的本子。此外，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5年也出版了同样的影印本，也颇便使用。
第三节 《汉书补注》的学术价值
《汉书补注》以“详”和“全”见长，其收罗之宏富，几乎可以说囊括了前人尤其是清人的所有研究成果。其对天文历法、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的考释尤能见出功力，此书的主要学术价值也体现在对这些方面的补注、考证、校勘、纠谬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旁征博引，补颜注之不足
《汉书补注》系集注性质，称“补注”者，意为补颜注之未备也。全书引用了从隋代萧该到清代俞樾等47家著述，同时参订郭嵩焘至王先慎共20人的意见，对颜注作了大量补充，使《汉书》变的更加容易通读了。
二、校订讹伪，纠前说之谬误
除了补充颜注，《补注》的价值，还体现在贯通史事，多方参订，纠正史书或前人之谬误方面。
三、校勘精审
从宋代开始，《汉书》就被不停翻刻，所以到了清代，即有十余种版本。王氏引版本，今或有不存，因此，这些校勘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为我们恢复《汉书》本来的面貌或进——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尤为可贵的是，补注在对校的同时，还使用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方法，或几种方法并用，比勘订正，得出了许多精彩的结论。
总之，《汉书补注》摭拾甚丰，考证精严，是研读《汉书》者的必读之书。当然《补注》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卷帙浩繁，收罗宏富，《补注》中出现了一些失注、错注，不误而反纠正成误的情况，有的地方则对前人之说不加裁别、一一迄录，导致谬误，或者在引用前人成说时，擅自改易其本意。凡此种种，都需
5 要我们在阅读时有所注意。
第十章 郭茂倩《乐府诗集》
第一节 《乐府诗集》在收录作品方面的价值
郭茂倩生平事迹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曾经做过侍读学士，是南宋初期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由他编撰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收录了从汉朝到唐五代大量乐府名作，也收录了一些汉朝以前的传说的古歌辞是成书较早、搜集最完备的乐府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将所收诗歌分为十二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以及新乐府辞。
从所收作品看，该书不只是载录民间谣讴，同时也载录了大量贵族乐章。比如郊庙歌辞部分就收录了一批汉代贵族乐章，它们全部由文人创作。然而该书的价值，却首先体现在它收录了一批民歌。 《乐府诗集》比较完备地收录了历代乐府民歌，使读者可以从中窥探各阶段乐府民歌的发展，窥探各相关地域乐府诗歌的特性。
从所收作品方面说，《乐府诗集》其次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价值，是收录了历代大量文人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是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佳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拥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从所收作品方面说，《乐府诗集》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即收录了大量“即事名篇，无复依旁”的新乐府诗。它们继承了传统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针砭社会问题以及现实民生，但却不再沿袭传统的乐府旧题。这些诗歌都秉承了传统乐府民歌的血脉，同时也有创造和开拓，在文学史上是不朽的名篇。
第二节 《乐府诗集》在研究乐府诗歌方面的价值
即便是从乐府诗歌的研究方面看，《乐府诗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首先，郭茂倩在各类乐歌卷首都撰有题解。《乐府诗集》的题解可以使后人对十二类乐歌及其前后变化有一个初步的、基本的了解。 在这十二大类之下，《乐府诗集》又细分为若干小类，比如分鼓吹曲辞为汉铙歌、魏鼓吹曲、梁鼓吹曲等，分横吹曲辞为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分相和歌辞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等。这样可以使后人对历代乐府有更深、更细的了解。
其次，郭茂倩在很多传统乐府民歌后面，载录了大量文人沿袭旧题而创制的新篇；在全书后十一卷，则载录了不少继承乐府民歌精神，但不再沿袭传统旧题的新乐府诗歌。这隐隐显示了他这样一种观念，即
6 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发挥过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换句话说，这种编排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确定了乐府民歌的崇高地位和价值，凸显了其不朽的艺术魅力。这表明郭茂倩对乐府诗歌的发展史有一种相当深刻的把握。
第十一章 《文选》及其李善注
第一节 《文选》及其编纂者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武进附近)人。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年三十一卒，谥曰“昭明”，故也有“昭明太子”之称。
第二节 《文选》的价值
《文选》作为一部诗文选集，其所录的作品，上自先秦下迄齐梁，除无名氏外，共有一百二十三家，七百篇。时间、空间的跨度都是很大的。《文选》是在当时文学风尚的支配下，适应社会的需要而编选的一部诗文选集，它大体包罗了从先秦以来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这就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特别是一些先秦、汉魏的作品，是靠《文选》的收录才得以流传至今的。这是《文选》最重要的价值。
其次，《文选》作为一定时期的诗文载体，还从两个方面对后人有关此时期文学的研究产生影响。由于《文选》动态地展现了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了文学观念的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后人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
最后，《文选》还为整理文学古籍提供了资料。《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编纂者所见的古本，有不少与今本有差异，还有不少今天已亡佚了，因此，《文选》所保存的古本原貌，可以供我们整理文学古籍时参考。
第三节 文选学与《文选》李善注
《文选》问世后，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重视，形成了以研究和注释《文选》为主的专门学问——文选
7 学。李善的《文选注》可以说是文选学初盛时最重要的成果。
李善(?一689)，江都人。唐高宗显庆年间，为崇贤馆直学士，为《文选注》六十卷。
《文选》李善注的刻本较多，流传最广的，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尤袤刻本和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胡克家刻本。胡刻本是著名版本家顾广圻等人以尤刻本为底本，经八易其稿而成的，改正了尤刻本错误七百多处，并作了《考异》附于书后。1977年中华书局将此刻本缩小影印三册，后附《考异》、篇目索引、著者索引，查找最为方便。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
第四节 《文选》李善注的特点
《李注》最大的特点是征引繁富，解释精审。正因为如此，使其篇幅大增，才由原来的三十卷，析为六十卷。注中引书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另有二十九种旧注，所引书目遍及四部，甚至佛道。正由于李善谙熟古代典故史事，见书极多，所以注中往往能阐幽发微，准确精当地注出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李注》引证的材料还对我们了解相关作品的写作背景有帮助。
李善注《文选》并不是随手抄撮，汇而成篇的，而是立有不少“凡例”，并严格遵循这些“凡例”来注解的。这也是《李注》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些凡例并没有单行，而是散见于开头几篇之中。这些凡例不仅说明了他的注释方式，而且读者能举一反三，会更好地理解有关注释。
《李注》的缺点，一是繁琐，且有的引证不顾典故在文中的意思，只管引古溯源；其次，《李注》也有不少失误。
《李注》之后，唐代还有吕延济、吕向、刘良、张铣、李周翰注《文选》，称为“五臣注”。五臣注详于词句的训诂，略于典故的解释，质量不如《李注》，但由于时代较早，也受到了后代学者的重视。南宋时，有人把李善注和五臣注合为一书，称为“六臣注”，颇为盛行。现有 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四部丛刊》本，可供阅读。
第十二章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第一节 徐陵与《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南朝梁、陈间的著名诗人徐陵编的一部诗歌选集。它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收录了汉代至梁代的六百九十首诗歌。全书共十卷，卷一至卷八大体按照时代顺序的先后来编排，都是五言诗。卷九收杂言诗，卷十收五言二韵短诗。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早年与父亲徐搞和庾肩吾、庾信父子都以擅长写作宫体诗受到梁朝太子萧纲的宠信，出入东宫。由于他们诗风相近，都是绮艳轻靡，所以当时号称“徐庾体”。梁朝皇室人员都喜爱文学。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萧统曾经编纂著名的《文选》，但是他未及继位，就于中大通三年(531)死去，他的弟弟萧纲(也就是后来的梁简文帝)继立为太子。萧纲也令徐陵编一部文学总集。由于这本选集是在萧纲的授意下编的，所以风格也以萧纲的爱好来左右。
在《玉台新咏》中，收录萧纲的作品非常多，达一百零九首之多。他的宫体诗大多形式华美雕琢而内容淫靡放荡。这些宫体诗是典型的“亡国之音”，对此后直到初唐的诗歌发展，都起了比较恶劣拘影响。当然，宫体诗人们对于女性美的刻画和对华美辞藻的追求， 对于丰富我国诗歌的审美经验和表现技巧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劳的。另外，也有许多内容健康的涉及女子与爱情的诗被收录进了《玉台新咏》。尤其要重点指出的是，《玉台新咏》保存的许多诗歌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其中一些作品在别的总集和别集中是找不到的。
《玉台新咏》专门辑录歌咏妇女的作品，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而且，按照年代顺序来编辑诗歌，也是一种创格。在此之前，《诗经》是按照风、雅、颂分类，《文选》是按照体裁分类的。《玉台新咏》的这些特点，对于后代诗文总集的编选，都是有示范作用的。而且，它所收的诗歌包括许多体裁。卷一至卷八是五言诗，卷九主要是七言歌行，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韵的古绝句，大体展现了自汉至梁诗歌发展的历程和体裁分化的状态。即使是那些宫体诗，在辞藻、声律、对偶、用典等方面也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在艺术手法上是有不少可以借鉴继承的地方的。
《玉台新咏》行世之后，影响很大，对唐诗各个体裁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节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吴兆宜，字显令，吴江人，康熙年间诸生。吴兆宜给《玉台新咏》作了笺注。这是《玉台新咏》惟一的注本。有作者的简介，作品的题解和对篇中字词的注释。对作者的简介，一般是引用正史，并加以概括，并加以少量按浯。作品题解基本上是引用《乐府诗集》、《文选》，偶尔也引史书推证诗歌内容的本事。以上两个部分都比较简略，书中最重要的还是对字词的注释部分，这也是吴兆宜用力最勤的部分。他作注的风格，主要是将与诗文有关的典故罗列出来。 但是，《玉台新咏》和别的书不太一样，它所选的诗歌都比较清新明白，并没有太多的典故。所以吴兆宜的这种注法，可以说并没有对症下药，并不太适合《玉台新咏》的文本。如果在解释具体字词的基础上，串讲诗歌大意，则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十三章 丁晏《曹集诠评》
第一节 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儿子。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深受曹操宠爱，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根据史书记载，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砺，饮酒无节，其兄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所以曹植渐渐失宠，而曹丕最终继承了父业。曹丕、曹散相继即位，其间曹植屡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备受猜忌和抑压，事实跟被囚禁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常郁郁寡欢，当四十一岁之盛年发病而死。由于曹植最后徙封陈王，谥为思，因此每每被称为陈思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钟嵘《诗晶》说：“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按即刘帧)升堂，思王人室，景阳潘陆(按即张协、潘岳、陆机)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甚至把曹植列于上品，把曹丕列于中品，把曹操列于下品。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的话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在诗、赋、文方面都有杰作，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特出。他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意义深远的转变，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学家。他的诗现存九十余首，当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
第二节 《曹集诠评》之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叶，曹植集的原本出现了两种：一种由曹植自己编次。另一种则是景初中叶魏明帝曹颧下令编辑的本子。《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记载景初中诏曰：“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
10 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
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
第三节 《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离骚》之遗，风人之旨。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按指屈原)!”
11 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卷三评《鹦鹉赋》云：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同卷评《离缴雁赋》云：“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结语换韵，如变徵声。”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二诗皆六言精丽。”评乐府《白马篇》云：“为国捐躯是自命语。”评乐府《怨歌行》云：“词旨切直。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评乐府《吁嗟篇》云：“痛心之言。伤同根而见灭也。”评乐府《飞龙篇》云：“此讽求仙之作。末语不说破，最妙，当于言外得之。”评乐府《圣皇篇》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忘其祖乎?”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诠评》卷四开篇就说：“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卷四评《赠王粲》，说：“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评《赠白马王彪》，则说：“恋主爱亲，缠绵真挚。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卷五开篇说：“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又说：“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忠君爱国，恻恻动人。读此方知诗教之重。”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一语，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所以《诠评》吴棠序说：“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
第十四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 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
13 死。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
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汤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
14 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
第二节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
《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 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刘履曰：“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澍按：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
15 “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杰，并非其首创。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
第十五章 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 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庾信也就被迫
16 留在北方。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节 从宇文迪到倪璠
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因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这个本
17 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第三节 《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用力颇勤。他在这部书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只为庾集作注，而是同时还通过《注释庾集题辞》和《庾子山年谱》、《庾氏世系图》等部分，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庾信研究体系。
倪璠在《注释庾集题辞》中，仔细分析了庾信的生平和创作，其中有不少独到的创见。
对于庾信的文学创作，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隋唐以后比较早的全面肯定庾信的人，是杜甫。而隋代的王通、唐代的令狐德菜、李延寿、金代的王若虚、明代的胡应麟等学者，都曾经批评庾信的文学创作，认为他的文风夸诞浮靡，不足观。同样，也有不少人，如明代的杨慎、张溥等，继承杜甫的观点，肯定庾信的艺术成就。两种观点此消彼长，难有定论。到了倪瑶，在《注释庾集题辞》中，反驳了前人对庾信的批评意见，高度评价了庾信的艺术成就。
同样，庾信屈身出仕北朝，也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是全祖望在《鲒崎亭外编》卷三十三的《题哀江南赋后》中所说的几句话：“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也。”全祖望作为明朝遗民，看重气节，这样批评庾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从这一点上来说，庾信有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懦弱的缺点，确实算不上是有气节之士。但是他生活历程中的这个巨大转变，却使他的文学创作有了转变的契机。倪瑶《注释庾集题辞》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子山北地羁臣，南朝才子。
18 若令早还梁使，依然英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兴之国，遇合乃所愿焉，文章蔑云进矣。” 倪璠并没有为庾信的屈身仕北作过多的回护，也不就此问题作过多纠缠，他只是着重于强调这一事件对庾信创作的影响。他指出，庾信身遭巨变，他的创作内容也和在南朝时的轻艳绮靡完全不同了：“《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子山人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
倪璠的《注释庾集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对于庾信其人其文都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其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倪璠在为庾信集作注解的时候，体例也非常严谨。他采用了详注的方法，不但解释单个字义，而且还串讲大意，使读者更加容易读懂作品。
倪璠重视名物典故的训释。因为庾信学识渊博，喜欢用典，不详细注释其作品中所用的典故，就很难把作品的意思说明白。好在倪蹯也是博学通览的人，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出色。
倪璠对于作品文句的串讲，比较注意联系庾信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探求作品的本意。
倪璠的《集注》虽然征引繁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把握好限度，反而显得冗杂，缺乏必要的剪裁。有的注解，也有疏漏错误之处。《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对于《庾子山集注》的缺点和优点都作了归纳总结。
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倪璠《庾子山集注》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是庾信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到今天，庾信研究者们都从此书中获益良多。由于它的盛行，也由于一直还没有一部更加优秀的庾信集注本出现，《庾子山集注》是我们今天最可依赖的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