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在难中》读书报告
一、书名：《潘先生在难中》
二、作家简介：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辛亥革命后改名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清贫的市民家庭，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中国现代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冷静观察，客观地描写，是他的小说特有的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大多具有结构严谨、布局讲究、结尾含蓄等特点。 他是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说家”。在新文学作家中，叶圣陶以德高望重，“一本真诚”著称，文如其人。诚如茅盾所说：“你要从他作品中寻出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精华生化人的品性力量…圣陶朴素严谨的作风及其敦厚诚挚的情感，自有不可及之处。”
三、作品分析：这部作品写于1924年11月,发表于翌年元月《小说月报》第16卷第1期。是作者描写旧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的卑琐人生”的代表作，历来被称为最能代表叶圣陶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作品，可谓是中国现代小说鼻祖级的代表作。
《潘先生在难中》以20年代军阀混战下的江浙地区为时代和生活背景，通过一个小学校长潘先生在逃难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揭示了封建军阀的罪恶，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思想弱点，塑造了 潘 先生这一患得患失、明哲保身、自私精明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共三节，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组织情节，而让人物在情节的各个环节中逐步展示其性格特点，不断显露其精神世界。
从第一节看：当战事离潘先生家乡让里尚远时，潘先生就收拾细软，寄存在洋人的“红房子”里，急不可待地带着妻儿奔到自以为“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的上海躲难。小说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潘先生一家抵达上海后挤下火车到寻旅馆住下的过程，多方面展示了潘先生在这过程中的神态与心理。下车之前，为了应付“挤”的局面，他对妻儿细心部署，反复叮嘱，其调排是那么精细而“周妥”；下车时奋力向前挤，还兼顾着妻儿，显得那么紧张而卖力；下车之后，一妻一子被人流冲散，他又是那么惊慌失措，“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好容易被冲散的“队伍”会合了，潘先生马上就转忧为喜，并认为家人的散而复聚是值得庆幸的乐事。继而，就是摆出老上海的架式，斤斤计较于两个铜子车费的讨价还价，以及在旅馆装腔作势的要饭要酒，自得其乐等。从以上这些细节看，其中虽然不无对于军阀战争的灾害的揭露，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主人公在这荒乱局势的沉浮之中，为了自己身家利益而精于谋算的性格特点，以及苟且偷安的卑琐心理。作品以潘先生的行踪，串起一连串的事件、行动，在事实的对照中，不动声色的进行讽刺，再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暗暗发出冷光。
从第二节看：在上海安顿妻儿后，潘先生又急匆匆地只身回让里，这一方面是为了察看和照管留在家里的东西，另方面则是为了向教育当局表示自己忠于职守，不致因失职而免职。总之，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潘先生赶回让里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起草开学通知书，一是向红十字会索取会旗与徽章。在做第一件事时，他摆出一副热心教育的姿态，在通知书中大唱什么“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在战争中送子上学“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等高调，其实，他对于学生上学并不留心，表面上的热忱，不过是为了讨好上司而保住饭碗罢了。因此，通知书上堂皇的言论，正是对他卑琐行为的绝妙讽刺。在做第二件事时，他更装
扮出慈善家的面孔，又是“缴纳会费”，又是宣称愿意把学校“作为妇女收容所”。其实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弄个护身符以保住自家财产和妻儿安全。在兵荒马乱、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潘先生竟不惜利用公务以济私，可见这个人物的心灵是何等自私!在这一节中，作者并不刻意追求形式的新奇和故事情节的曲折，只是着重于心理刻画，运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的灵魂。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注重对其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展示，十分准确的展现出人物在世事变化中的不同心态，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涵。
从第三节看：当战事更趋接近，形势更为严重时，潘先生就更紧张地“盘算对于自身的利害”。他忙不迭地携带着舍不得抛掉的破烂，一头钻进“红房子”。到了这避难所，便有 “到了家一般的安全感。于是，在这避难的一夜中，他作了一番更精彩的表演，从而使他那一心为己和善于逢迎的庸俗面孔，更为集中而鲜明地暴露了出来。当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也在 “红房子”里避难的教育局长时，即使几个人挤在异常窄狭的厢房里，他也不忘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不失时机地装扮出对于教育事业的热心，以取悦上司。其实，这时萦系于他心中的，既不是学校开学，也不是周遭惶惶然的避难人群，而只是 “远在上海的妻儿”。“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他们此时睡了不曾”。这段心理剖析，将潘先生那自私的胸襟和世故圆滑的性格特点更为微妙地展示出来。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军阀们制造战乱的罪行的抨击。战事终于平定了，小说以欢迎杜统帅凯旋由潘先生执笔写欢迎对联而结束。一场虚惊之后，潘先生竞将“拉夫，开炮，烧房屋，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等战争带来的血腥惨象置诸脑后，而违心地为军阀写下了“功高岳牧”、“德隆恩溥”等颂词。从这里让人看到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痼疾，甚至就像看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看到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小说最后以余味无穷的结尾，进一步讽刺了这个人物苟安自私的灵魂，是小说的点睛之笔。
显而易见，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在文中不是一个“大英雄”的形象，他的行为也不是多么光彩的。因此，才招致了许多评论中对“潘先生”的“自私，虚伪，不正义，苟且偷生”的定性。然而，从1924年作品诞生至今已有86年了，重新品味这部作品，我觉得我们不能对主人公的定性过于严苛。就像
战争即将爆发，哪个人不会保命逃难？哪个人能够轻易的将生命置之度外？的确，在那个年代，涌现了很多革命英雄为战争牺牲了自我；的确，潘先生为了一己之私没有选择去当革命大英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不反抗就将此人定罪吗？如果可以这样，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难道要把中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拽出来讥讽一遍吗？
军阀混战的岁月人人自保，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潘先生得知后带着全家到上海避难无可厚非，他当不了革命英雄，我们也不能反说他是懦弱和苟安，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渺小的他，如何能站出来和大军阀对抗？渺小的他，如何去顾及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是一个普通人，在灾难面前选择躲避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家庭，他只想倾尽全力保护家人不受伤害而已。
他为了妻子儿子而在火车站指挥全家脱险，他曾一度因为与妻儿的失散而流泪，到达上海之后他安顿全家人，这不正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吗？当他想到开学要回去组织教学，尽管他的本意是害怕丢掉饭碗，但是他仍旧义无反顾的放弃好不容易获得的安全，而再次返回那个潜伏着危险的家乡，这说明他并不是完全地只顾一己之私，说明他还具有基本的职业道德，这与乱世中许多“害人
利己”的人相比较难道不是高尚的吗？在红十字会多要几面旗子和几枚徽章，也是情理之中的，大难临头，谁不自保？况且潘先生是为了全家才多要了这些能够获得安全的东西，不也说明他是关心家庭的人吗？
在整个战乱中，潘先生既没有抛妻弃子，也没有离开教师的岗位，更没有做什么对国家对民族有害的事情，他只是广大老百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成不了英雄，他的肩膀扛不起历史，他的思想装不下国家，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去歌颂他。但是，也并不能因为他担不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就将“自私，苟且偷生，委琐，不正义”的罪名强加于他，这对潘先生来说并不公平。他是无罪的。
小说的结构严谨，结尾巧妙，语言朴实、准确凝练、纯净、富于表现力，善于运用富有特征的动作和典型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并使之具有某种特定的幽默感，并且透过层层的幽默，让我们看到更深沉的悲哀。不仅客观地描写潘先生这类小市民的精神状貌，更注重挖掘其内心的矛盾、卑琐，这一点在当时的文艺界算得上是一个闪光的地方，是人物形象立体化，不显得空洞。小说的语言也没有五四时期作家所常有的欧化气味，十分讲究规范化，经得起推敲和咀嚼。对人物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作细致具体的描摹，使人物灵魂真实地暴露出来，是这篇小说最主要的艺术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