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低保政策
1、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为了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1997年9月2日，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下发。这个通知是从1997年初开始，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起草的。在此期间，李鹏总理作过两次重要指示。这两次重要的指示，对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加快起草国i务院的通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自1999年10月1日实行，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
2000年1月14日，民政部下发 关于深入贯彻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进一步规范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提出将“深入落实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切实解决部分应报未保问题”纳入重点民政工作之一。 2001年1月22日，民政部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2001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提出：“2001年全国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总人数要有较大的增加，缩小应报未保面，争取用比较短的时间彻底解决保障对象遗漏问题。”2002年2月4日，中央在专门研究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安排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特别强调要 进一步做好城市低保工作，把符合低保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各地党委、政府和各级民政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把低保工作摆在突出位臵，反复排查摸底，调整支出结构，加大资金投入，使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第一阶段，用了7年的时间，城市低保制度完成了以点及面，在全国普遍建立的历史使命：最初，城市低保制度的创立表现为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意和自发的行政行为，继上海之后，又有大连、青岛、烟台、福州、厦门和广州等东部沿海城市加入了有个性地创建制度的行列；1995年，这项制度为中央政府的相应的职能部门 民政部所认可，并下决心在全国组织推广；1997年，这项制度再次上升为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决策，发出了《国务院关于在各地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在本世纪末，全国所有的城市和县治所在的镇都要建立这项制度；到1999年建国50周年前夕，民政部宣布：全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出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这项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和长期的基本国策。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低保制度首先用了4年的时间，突破了“资金瓶颈”，从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第一阶段的创建过程中，当时的政策取向是城市低保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越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方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面临的城市低保对象越多，分担的低保资金也就越多。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城市低保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挥保障城市贫弱群体最起码的生活水平的作用。当全国所有的城市和县镇都建立起这项制度时，实际上只有281万城市贫困人口得到了救助。与当时学界和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在1500-- 3000万的估计数相比，只占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2000年，国务院作出重要决策，从2001-- 2003年，中央财政负担的低保经费要连续翻番。于是，从2000年的8亿，增加到2001年的23亿，2002年的46亿，再到2003年的92亿，2004年的105亿。加上地方财政支出后，全部低保经费从2000年的27亿，增加到2001年的42亿，2002年的109亿，
再到2003年的151亿，2004年173亿。随之，低保制度保障的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从2000年403万，增加到2001年的1171万，2002年的2065万，再到2003年的2247万，2004年的2201万。2005年，截至到5月份的统计数字，累计支出低保经费77亿元，低保对象为2182万人。从2003年起，城市低保支出稳定在150亿元以上，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上下。于是，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重点走向了“配套措施”和“分类救助”。所谓 “配套措施”是指为解决低保对象在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及冬季取暖（北方）等方面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采取的配套政策。所谓“分类救助”是指对低保家庭中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成员，如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重病人等采取的特殊政策。2003年，民政部发出了《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2004年，民政部、建设部等联合颁布了《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民政部与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救助工作的通知》，民政部发出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困难毕业生救助工作的通知》。从2004年开始，民政部积极与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协商，总结、推广部分省、市的经验，着手探索和建立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主体，以优惠政策和临时救助制度为补充，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相配套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争取为城市贫困居民解决更多的实际困难。
2、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在全国“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要求。7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农村低保标准、保障对象、规范管理、资金落实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在年内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并保证低保金按时足额发放到户。8月2日，财政部、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有关通知》，并首次下拨中央财政30亿元补助资金。组织开展一系列政策宣传、业务培训活动，积极指导、推动
各地建立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这标志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已完成试点探索过程，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就此揭开了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后新一次“为民解困”行动的序幕。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政府对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常住户口居民实行救助的制度。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维护和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推进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低保工作，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确保2005年年底前各市、县基本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县农村低保制度是在2005年11月开始实施的。由最初的不成熟，到现在逐步完善。毫无疑问， 13年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过不断地改进、完善和规范化建设，在城市低保制度发展的同时，农村低保制度和社会救助体系也有很大的发展。实际上，最初提出“最低生活保障”这一概念，在农村更早于城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创立城市低保制度的过程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再次被提出。1996年民政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差额补助的制度”。同时，在这个文件中，也确立了“保障资金由当地各级财政和村集体分担”的筹资原则。此时，上海、北京、广东、辽宁等省市纷纷提出了“整体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设想。到2003年，民政部官员披露：已经有15个省的2037个县市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对象为404万，约占农业人口0.4%，支出的低保资金为8亿元。为此，民政部发文要求各地对特困农民人口进行全面排查，并寄希望于中央给予农村低保财政支持。但是，遗憾的是，2003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未通过针对农村低保的新政策。此后，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对象，农村低保制度和社会救助体系有了不同的“说法”：其一是北
京、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江苏、天津、辽宁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正以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领到低保证的有将近440万人，共支出低保资金12.6亿元。其二是中西部其余23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实施特困户救助为主，领到特困证的将近800万人，共支出特困户救助资金18.3亿元。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共有需要救助的特困人口1972万，东部8省市领取低保证的和中西部23省份领取特困证的加起来合计共有1257万人，得到低保救助的占调查特困人口总数的64%。另外，全国还有255万“三无老人”得到了“五保”供养，其中有50余万老人在24000多所各类敬老院中安享晚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的有关精神的推动下，2003年，中央投入 3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因此，民政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财政部、民政部联合出台了《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了实施办法，943个县（市）实施了医疗救助，492万困难群众得到了实惠。 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
近13年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过不断地改进、完善和规范化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社会政策都是“双刃剑”，优点与缺陷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作为一项政策工具，随着我们对低保制度 国际上称为社会救助制度（Social Aistance Scheme） 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我们对这项制度的运用也就能越来越得心应手。因此，如今在讨论低保制度的现状时，我们可以清醒地从这项制度的优点和缺陷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与评估。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优点是：能够保证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低保制度的这个优点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整个社会保障体制中，社会
救助的立足之本，就是其与众不同的“须经家庭经济调查”的特点。这项制度设计了一整套相关的行政程序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直到确认其“确有需要”，亦即确认申请者确实因为收入过低乃至中断而不能维持其最低的生活水准，在这个前提下政府有关部门才能动用纳税人的钱来对其施救。同时，在受助者领取救助金的整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会对其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一旦其收入超过救助标准，救助即告一段落。正因为有了这样严格的行政审查制度，纳税人的钱不被滥用才有了保证，从而也确保了在反贫困方面财政支出的效益最大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缺陷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缺陷也像其优点一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低保制度并不能帮助低保对象脱贫在国际上，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制度还有一个别称，亦即“收入维持制度”。此类制度的政策目标都是“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准。从这一点上说，这项制度本身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并不能帮助受助者脱贫。从中国的实践看，当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对象2002年突破了2000万大关后；2003年再度上升，达到2247万；2004年略有下降，2201万；2005年上半年再度小幅下降，则为2182万。可以预计，如果不采取其他更加积极的政策，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低保对象的规模将稳定在2000 --2200万人之间。2．低保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 因为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制度都需要对申请者进行家庭经济调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法定的受助条件。在受助者享受低保金期间，还要对其进行追踪调查，以确认其在此期间没有因为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一旦超过法定标准，就必须取消其受助资格。以上这些法定程序的进行，都需要大量的人工。从中国的实践看，在城市低保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巧妙地利用了遍布在中国城市中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80017个（2004年数）的社区居委会，动员起至少30-- 50万人的从事调查审核的“志愿者”队伍，所以只花费了极少的人工成本就使一个庞大的“低保机器”运转起来。在城市社区中，居委会与社区居
民几乎“零距离”的接触，这对于他们掌握对制度实施必要的信息非常有利。但与此同时，这种“零距离”接触也导致了两个的居委会干部不利的因素：一曰 “优亲厚友”，二曰“身家性命受到威胁”。
3．低保制度容易同时 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低保制度的最初的设计应该是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对于这些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和互助互济的传统的社会救助在社会上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当失业者 他们是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就业机会的人 也获准享受同样待遇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低保制度“养活穷人”的钱实际上来自于全体纳税人，于是，一部分纳税人对这项制度是否“养懒汉”变得十分敏感；而另一部分人又常常从人道的角度，同时对这项制度的行政程序中的“羞辱性”问题提出指责。这种同时受到两面夹攻的尴尬处境，常常使低保制度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从中国的实践看，在2200万左右的城市低保对象中，实际上70%上下是失业人员，而有劳动能力的要占到总数的50%左右。因此，自从低保制度实施以来，对这项制度“养懒汉”的担心颇盛，以至于地方上一度普遍采取所谓“虚拟收入”（对失业人员不管事实上有没有收入都按当地最低工资计算其收入）来设臵“门槛”，造成了大量失业人员被排除在外的“应保未保”的现象。而与此同时，又有从人道的理念出发，对严格的家庭经济调查和追踪调查进行严厉批评，在社会舆论中，在新闻媒体上，造成了对低保制度的负面影响。
二、城乡低保存在问题、对策、发展前景
1、城乡低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城镇低保：一是部分低保户想法设法隐瞒家庭收入；二是开具虚假证明；三是低保入户核查提供虚假住址；四是户籍制度改革取消非农户和农户的限制，统称为家庭户，这为以户口性质介定城镇低保带来难度。
农村低保：一是村干部存在优亲厚友；二是部分村未暗农村低保审
批程序进行操作；三是未户保障，存在“保人不保户”的问题和按人口总量派发低保“指标”的做法。
2、城乡低保总的思路是打造阳关诚信低保，坚持三评三示，采取户报、村（居）委会评议、乡镇（社区）审核，县审批的程序，保证公开、公正、公平，强化乡镇（社区）、村（居）委会的主体责任，实行定时审批，定期核查，加大责任追求力度，最大限度地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准确施保。 （1）、定时审批
城乡低保审批实行每季度审批一次，每季度第二个月10日前乡镇（社区）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将乡镇（社区）申请手续报民政局，民政局在履行程序后落实低保待遇，要按照城乡低保的政策规定，严格落实自下而上的三级评审机制，把好每一道关口，做到精细化管理，确保该履行的程序一步不少。
（2）、推行民主评议和公开制度
一是全面推行村（居）委会民主评议。村（居）委会、乡镇（社区）接到低保申请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人开展家庭收入核查，并进行民主评议，防止把评议变成选举，杜绝暗箱操作、徇私舞弊行为。申请人家庭收入和民主评议情况公示无异议后，由村（居）、乡镇（社区）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连同所有申请人申请书报乡镇（社区），民政局审核，村（居）委会不得拒绝受理或据不上报群众的低保申请。二乡镇、社区要加大公开公示力度，在民政局统一制作的公开公示牌上公示。对低保政策长期公开和新增低保对象在审核审批过程中按规定进行正常公示，是公开县、乡镇（社区）监督电话，接受群众咨询、投诉和举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并有详细记录，促进低保工作公开、透明，提高群众的满意率。
（3）、明确责任
一是村（居）委会负责对个人申请以及相关证明材料的整理，家庭收入的核实，民主评议工作，做好听证会议记录，负责村级低保政策的宣传，张榜公示，上报申请材料以及人员变动情况等工作；二是乡镇（社区）负责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入户核查，监督（居）会民主评议工作，低保家庭的审核和月度核查工作，三级联审联评，分类施保，动态管理等工作。三是民政局低保中心负责全县低保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建设，政策宣传落实呢，业务指导培训，低保金的审批和发放等工作。
（4）、建立核查队伍、完善核查机制
建立专门核查队伍，成立城乡低保社会调查对，加强城乡低保定时核查机制和随机核查机制。乡镇（社区）、村（居）委会实行每月核查，强化乡镇（社区）、村（居）委会的主体责任，按照统一标准重新核查家庭收入，采取乡镇干部包村责任制和“谁入户、谁审核、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打造阳光诚信低保，最大限度保证弱势群体的权益，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民政局城乡低保社会调查队不定期抽查，每年抽查新申请城镇低保家庭总数和已有城镇低保家庭总数的20%，农村低保每年抽查新申请和已有低保家庭总数的20%，对调查出的情况上报县政府主要领导，限期整改。
（5）、加强责任追究制度
实行一票否决，对群众反映的低保问题，村中低保全部停发，待调查核实后补发，并对反映强烈的村的低保问题在媒体上曝光。加强责任追究，要继续加强与财政、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完善低保责任追究制度，对农村低保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违纪、不讲诚信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责任追究。
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展望
毋庸臵疑，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前景是被看好的，
其做法也是与国际接轨的，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到了国际国内专家的一致好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低保政策中的优点和缺陷是同时并存的：因为有家庭经济调查，才有社会救助制度，取消了这项前臵条件，社会救助就不成其为社会救助了（变成社会福利或社会津贴制度了）。但因为这个前臵条件的存在，如果执行不力，就会形成福利依赖，就会“养懒汉”；同时，如果执行过头，也会形成社会排斥，从而导致基层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实施这项制度是为了稳定社会的初衷。正因为如此，应对策略应该是不要使低保政策在反贫困领域“单打独斗”，要与其他反贫困政策构成一个社会政策的“组合”，用其他更为积极的反贫困政策来抵消低保政策的副作用。目前，可以与低保政策相辅相成的其他反贫困政策有：社区组织、可持续生计、资产建设和劳动力流动。 “社区组织”是指以社区为单位将低保人员组织起来，尽量争取为他们提供一些临时性、季节性的工作机会。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则进行学习、交流，也为社区提供一些志愿服务。这样做，可以避免他们因长期失业而导致的“边缘化”倾向，使他们回归到主流社会中来，达到“增权”的目的。 “可持续生计”是指要帮助低保人员打破固有的“就业”观念 8小时工作、按时上下班、按月领工资……而去尽力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努力帮助他们找到一种既适合自己又可持续的谋生手段，这种“生计”大多与自谋职业相关。同时，政府的政策应该有利于帮助他们建立“可持续生计”，而不是在城市建设的旗号下，肆意破坏老百姓的生计。“资产建设”是指鼓励低保人员建立自己的金融资产 个人发展账户。低保政策不再“逼迫”低保人员在收入和财产方面必须永远处于“山穷水尽”的窘境；另一方面，也是干脆承认他们的收入和财产实际上政府机构也不可能查清楚这个事实，从而避免对抗和冲突。用指定的目标，譬如子女教育、发展可持续生计、治病……来引导他们向指定的个人账户中存钱，同
时在他们动用这笔存款时，政府给与一定的配比。 “劳动力流动”是指鼓励低保人员向有就业机会的地方流动，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际上，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地方，不流动是没有出路的。以上的“政策组合”实际上是用低保制度来维持城乡贫困人口的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以达到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的目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引导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寻找他们的“可持续生计”，建立他们的 “个人发展账户”，从而走出贫困的困境。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政府有关部门还没有意识到低保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在发现了低保对象在医疗、住房、子女教育、冬季取暖等问题后，政策设计仍然按不断扩大救助范围的思路来进行。这使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大增，从配套措施得到的实惠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低保金本身。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利于鼓励工作积极性的，反倒会造成“福利依赖”。同时，也造成了基层的干群关系紧张，这样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稳定不利。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低保政策是否又到了一个应该 “转向”的“拐点”。在农村，以经济开发为主要手段的扶贫工作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对现存的贫困人口 一是孤寡残幼，二是“一方土地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的人口，三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地方的人口 实际上已经难以起作用，近年来农村贫困人口总是在2500--3000万上下徘徊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更为明智的做法是用社会救助，亦即低保制度来接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