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读书报告
——中法革命对比浅析
学号：10161170146 姓名：王诗梦
革命是每个想要继续生存的国家都必须经历的阶段，因为时间在不断推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动社会发生或缓慢或快速的变化。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处社会之中的人与国家都必须尽快适应并改善自身才不会被淘汰。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相反，自上而下的只能称为改革。“革命”一词的本义是变革天命，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称为革命。经过数千年之久的改朝换代，很显然每一任掌权者都不愿意自己主动放开大权，就算有开明的君主愿意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也是基于维护统治的基础上的，这样的改革不具有颠覆性，这一个朝代的根还深深地扎在地下。要将这样的根拔出来，不能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自省，便只能依靠底层民众自己奋起，这样付出的代价更大，但得到的结果也更彻底。
中法两国的革命史阶段划分都十分鲜明，都是以一个革命爆发为首开始革命历程，最后以制度确立标志着革命的完成。法国即为以法国大革命为首，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至1870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在法兰西正式确立。中国即以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为首，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伴随着国家主权的确立落下帷幕。
中法革命的性质与任务
中法两国革命爆发所处的时间段和社会背景，以及引起革命的原因都截然不同，导致了它们各自所承担的任务也明显迥异。革命的爆发象征着旧制度被推翻，但它所蕴含的意义却远远不止这一点。
法国大革命爆发恰恰处于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的历史节点，在经济方面欧洲商品经济逐渐复苏，带动了资本主义的蔓延与发展，在思想方面逐渐摆脱神学束缚，科学理性的思想在欧洲传播。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使自然科学取得很大进展，封建神学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与摧毁，在此基础上人们要求摆脱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压迫的愿望日益强烈，启蒙运动的开展更添了一把火。“任何事物都不再是神圣而不可讨论或批判的”，理性、人文主义的理念传播，但“启蒙运动并未导致革命，导致革命的乃是社会团体的计划”（威廉·多伊尔，2004：20）。
可以说虽然法国人亲手攻占了巴士底狱，但欧洲都与其一心。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是全新的时代，它为欧洲乃至日后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树立了榜样，其意义是足以拓展到世界范围内，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列宁，1956：334）。
而中国的革命相比之下来的有些仓促与惨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列强已经凭借它们早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优势，积累了远超在腐败安逸中浸润的清朝的实力。中国的革命是被“打出来的”，如果不是这些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不知道究竟还会沉寂多久才能迎来一场革命。
所以中国的革命只能是本国的，它本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更不要谈在世界范围内起到引领作用，这场革命最终的目的只能局限于帮助国家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壮大自身以夺回国家主权。虽然中法两国在性质上来说虽然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两者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却天差地别。
中法革命历程中的曲折
中法两国的革命历程如果一一细数一遍的话，不难发现都摆脱不了“曲折”二字。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使君主立宪制得以确立，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但这样的民主模式仅仅持续了十二年就被拿破仑帝国所取代，在此之后又经历了波旁王朝复辟，仍然是短短十五年就被七月革命推翻，法国在共和国和帝国两种制度中摇摆数次，才最终确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体制。
法国革命的曲折中更多的是“反复”，基本就来回于革命与王朝复辟。其国家本身的原因占据绝大部分，虽然也有欧洲封建君主不愿看懂法国作为民主国家崛起，以动摇自己国家的民心所向和国家地位，但更多的还是由于法国封建势力顽固且根深蒂固，法国大革命并不彻底，同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抵抗封建王朝。
而中国革命的曲折则被国内和国外因素都各自占据一部分原因，被列强残忍掠夺和侵略给国家造成巨大负担，甲午战争使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又作为亚洲主战场收到战火的摧残，这比比皆是阻断中国革命真正顺利进行的原因，但是“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冲突”也难辞其咎（华岗，1982：23）。这里的封建势力除了阻碍革命的发生，遏制先进思想的传播，更过分的是沦为列强控制中国的傀儡。华岗曾提到过这样的现象：
何况在在买办制度方面来说，当然是笼罩着全中国整个儿的铁网：从官僚式的最高买办，经过洋场上的巨商买办，经过官署军队下之政客胥吏，经过内地的批发商，甚至于小洋货铺的店东，直至农村中搜刮原料的富农小绅士——帝国主义伸着如此之长的“巨灵之腕”（买办制度）来剥削中国。（华岗，1982：24）
可见封建势力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多少便利，这些细节四散在普通百姓身上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当其所得利益汇集到一起由列强伸手收下，可能便会化为炮弹打回这片土地。
中法革命的思想奠基
如果说前两个方面中法革命都有异有同，那这一点上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二者的差别。
中法两国思想奠基的差异从何而起？在本书中便有非常直观的例子。当法国国王和王后与贵族们在花园里一起轻歌曼舞时，“在同样的时期，哪怕你是贵族，你倒是和中国皇帝去‘社交’一下试试”；当贵族在宫廷见游说“离经叛道”的思想时，“东方皇帝过来看一眼的话，准会摇着头不屑一顾：君不君，臣不臣的，成何体统！”（林达，2002:114,122）
中国和法国的思想在开始就是出现分岔的，这并不是说内容有什么不同，思想本就是多样化的，不同的思想可以塑造不同的民族精神，其关键是在于对待思想的态度大相径庭。 虽然都曾处于封建专制下，但法国却对知识分子是倾慕和向往的。这里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明里暗里讽刺王朝的人，他们在这能几近自由地吟诗作赋，受人推崇，被请入王宫。法国自十三世纪起便已经有议会传统，国王权利向来是收到一定制约的，在这样的局势下国王远不如中国古代的帝王那样专制霸道，这构成了孕育思想的摇篮。
相反，中国向来人口众多，在分裂和战争中帝王学到的是统一，而单单国土的统一是不够的，要讲语言文字乃至思想都统一，才能利于管理和统治。在这样的治国理念下，君主成为权利集中的一国之主，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在这样的强权面前思想难以自由，如果遇到了赏识的君王可能还有传播在外的余地，如果一旦威胁到其统治，可能面临的就是灭顶之灾，是对思想的绝对抹杀。
中法两国的革命虽然有前后之分，但总体来说仍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在共同进退的历史背景下无论哪个国家的革命都有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或多或少都受时代的影响，“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1972年：82）但是同时，每一个国家从诞生以来的文化历史积淀也发挥着重大作用，我们与世界，既是相通的，又是独立的。
参考文献：
威廉·多伊尔，2004，《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蔡百铨译，台北：国立编译馆。 列宁，1956，《列宁全集》，第2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岗，1982，《中国大革命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林达，2002，《带一本书去巴黎》，北京：三联书店。
马克思，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