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20076007人文社科学院公关文秘07-02
一、
1、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简称“文协”。1938年 3月27日成立于武汉。发起人包括文艺界各方面代表97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说：“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成立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曾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文协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先后成立分会的地方有：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晋东南、贵阳、曲江、上海等地,组织遍于全国各地。文协成立后，文艺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团体也相继出现。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协分会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支持下得到较大发展，国民党统治区文协的工作却随着政治逆流的袭来，遇到重重阻力。抗战后期，文协支持和推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运动。1945年，文协第6届年会规定5月4日为文艺节。在艰难的条件下,文协以各种方式进行活动：每年召开纪念鲁迅的集会，为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寿辰或创作成就聚会祝贺，开展救济贫病作家、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等工作，“文协”始终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文协”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作用。
2、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梨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3、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建国后，该诗派领导人胡风被批判，该诗派走向衰落。*后，牛汉等编辑了诗集《白色花》，是著名的七月诗派重新引人注目，绿原、牛汉、曾卓等人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特别是那些最感人的诗篇，大都记录了他们在建国后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的心理内容。
七月诗派以胡风的文艺理论为依据，在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主张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要求作者突进到现实生活中去，并要表现出主客观的密切融合；他们强调艺术性而不作唯美的追求，要求诗人在生活中、斗争中去发现诗意，创造诗美。这是七月诗人创作的共同出发点和美学标准。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激情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在整体上呈现出的是斑斓浓烈的现实主义特征。绿原是七月诗派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七月诗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的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它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存在最久的一个诗歌流派。
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学周刊在上海创刊。取名“七月”，编者是要让读者不要忘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月，立志把宣传和鼓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这个刊物的光荣使命。以后，胡风先后主编了《七月》周刊（上海）、《七月》半月刊（武汉）、《七月》月刊（重庆）、《希望》月刊（重庆—上海），并主编了《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三套丛书。从广义上说，凡是在这些刊物和丛书上发表过诗作的作者，都可称为“七月诗派”的诗人。
代表诗人： 艾青 胡风 田间 彭燕郊 牛汉 鲁藜 绿原 阿垅 曾卓 杜谷 邹荻帆
二、
1、周朴园
周朴园在剧中“进行时”的人物形象（与其他人物的关系）
1、与外人，下人的关系：
经常以命令的口气说话，与人交往不带商量
在下人眼中有绝对的权威（第一幕中的鲁贵擦鞋）
对不满意的人或事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2、与蘩漪的关系：
“什么都依着他，什么都不可商量。”
对周朴园习以为常，无可奈何。除了爱情，接受周朴园的权威。
“喝药”一段要她做出服从的榜样。病的好坏为次要，维护他的权威是主要。
3、与周萍的关系：
周萍绝对佩服父亲，对父亲信服。周萍本质软弱，对于爱上他的两个女人来说都是悲剧。他对蘩漪的恋情并不是反抗父亲，更多是为了情欲和不用负责任。
人物形象的实质：典型中国男人形象
有钱门第的小姐是周朴园有意识地将她的那段记忆抹去了，甚至对其有某种敌对情绪，令他放弃了侍萍，放弃了与社会对抗，从此踏上了归顺之路。周朴园并不爱蘩漪，他的感情在与侍萍的交往中就完全燃尽了。他在变成好人物的同时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人伦亲情。蘩漪嫁给周朴园时才18岁，从感情上来说“是他把我骗到这儿来的。”所以蘩漪很自然的把周
萍当作了救命稻草。周朴园在感情和事业相矛盾时显出了他的无情。周朴园在与侍萍相认时并不是虚伪的。因为世事险恶。当一个自己认为永远都不会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忽然出现，作为周朴园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作出如此反应（谁指使你来的„„）感觉到这可能是个阴谋，是非常正常的。当周朴园了解了一切，并对完全认清的鲁贵也放下心时，才与侍萍恢复较正常的交流。他要给侍萍5000大洋，甚至后来汇去20000大洋，完全对侍萍抱一种“你生我养，你死我葬”的态度。但对自身利益造成威胁时，周朴园就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人最低的反应是安全的需要。”一样，他首先想到保护自己。但在与侍萍的交谈时，即使合乎情理，可他已经缺乏情感了。在他这个年纪已不会沉醉于昔日的感情之中，只是在昔日感情的回忆中陶醉而已。在周朴园的内心深处权利，名誉，秩序才是最重要的。他此时只会用金钱来安抚侍萍，心理已经成为人伦亲情淡漠，情感扭曲的了。在序幕和尾声中的老人展现了周朴园天性的回归。在老人身上看不出个性的强硬，眼睛平静而忧虑，绝望地认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了，呆呆地望着火。从中寄托了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悲哀。作者对周朴园有一缕淡淡的温情并为他戴上了上一代父辈的影子。
2、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的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此后“*”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并且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一是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结构完整、趣味性强。赵树理在创作中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他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他就不会因为讲求剪裁而把故事割断了。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能叫大多数人读，这是赵树理进行创作时刻意追求的。
赵树理的小说充分尊重中国农民的这种审美习惯，创作时讲究最大的特点是故事性强。情节环环相扣，引入入胜。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来龙去脉一一交代清楚。如使赵树理一鸣惊人的《小二黑结婚》，整个作品的情节由一个首尾一气相联的大故事组成，而这个大故事又由１２个小故事联结而成，各小故事之间是环环相扣，一贯到底，先是交代刘家峤两位神仙的忌讳，由此引出了三仙姑，再由三仙姑引出小芹，由小芹引出金旺兄弟，由金旺兄弟引出小二黑，到此，交代了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而后通过斗争会、许亲、拿双等一系列情节逐步推向高潮，最后由于区长的介入导向矛盾的解决：恶霸势力受惩处，落后家长受教育，二黑、小芹有情人终成眷属，整个故事嘎然而止。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具有口语化的鲜明特点，在赵树理的小说文本中，农民读者听到了自己钟爱的纯正的\"乡音\"，亲切之情，油然而生。
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带着浑厚的土腥味儿。
从作品人物塑造的语言来看，他没有对这些人物作静止的描绘、分析、议论。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不宜栽种”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实、厚道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从“米烂了”到精心梳装打扮，赶到区上去闹，则表现三仙姑假装迷信、泼而且赖的特征。同样两个落后人物，放在同样环境中，却能将其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由于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因而寥寥数笔就能把人写活，很有以笔传神的功夫。《催粮差》中旧衙役的走狗特性，《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地主少爷的凶顽而又娇弱的性格，《小经理》中老管账的油滑世故，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两笔写活。
赵树理的小说较少大起大落的情节，激烈动荡的场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通过朴实、简炼但却细腻的描写去展现。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细节中表现她们的。细节的真实，颇能表现赵树理的精确描绘生活图画的长处，并使他的小说具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的装扮，《邪不压正》中下聘礼的具体入微的描写，《李家庄的变迁》中树木和侧所所有权的诉讼、吃烙饼的陋规„„。这许许多多细节，不但与人物塑造有密切关系，而且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他的小说完全没有“五四”以后一些小说的欧化句式和“学生腔”，又不用未经加工的方言土语，注重对群众口语的加工提炼，使其语言既通俗化、大众化，又不粗俗、简陋，是富有表现力的、有韵味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切合农民口味，也会让知识分子有别开生面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