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及他的变色龙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创作，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喜爱他的作品，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都借用过契诃夫作品的人物形象。同样，契诃夫的作品，也深受我国人民的欢迎。鲁迅先生称赞契诃夫的作品时说：“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契诃夫创作在思想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之王，著名戏剧作家。契诃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倒闭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极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小见大，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还写了一些中篇小说和剧本。作品大多数取材于中等阶层的“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暴，抨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胖子和瘦子》《凡卡》 《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等等。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也给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更为高明！”严格来说，契诃夫不是在“写”小说，或者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作家在编小说，他是在“吐”小说，“流”小说。他无需编故事，他甚至也不要构思，他的故事在空中四处荡漾。他能从任何角度开篇，又能从任何章节断流，但都是天衣无缝，都是自然胶合。他的人物不请自来，他的情节随手拈来。他仿佛只要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小说便如水源源流出…… 契诃夫之所以能随意地“流”小说，在于它独特的叙述方法。这种叙述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处理，用眼睛和耳朵去追寻，文字像音符那样流动。快节奏，简洁，自然，质朴构成了清纯的文风，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
《变色龙》是契诃夫讽刺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884年，当时作家刚24岁，它表现了契诃夫的非凡的写作才能。
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社会，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反动时期。民粹派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不但没有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促使新上台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采取更加反动的高压政策，新沙皇加强了宪宾警察等专政机构。在意识形态领
域中，加强了书报检查制度，封闭进步刊物，各大学实施了警察监督制。整个俄罗斯笼罩在军警宪兵的白色恐怖之中。尽管如此，俄罗斯的民主主义作家，仍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对反动统治进行无情的揭露。契诃夫的《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装在套子里的人》等短篇小说，是当时揭露警察宪兵制度的优秀作品，契诃夫在这些著名的作品中，创造了奥楚蔑洛夫、普里希别叶夫、别里科夫等官僚国家代表人物的艺术形象，反映了沙俄社会最典型的现象，具有时代的特征。
契诃夫善于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选取题材。习以为常的事件一经进入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活生生的真实气氛，而且能写出社会环境的实质，构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图画，成为独具特色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讽刺史诗。《变色龙》正是这样，它只选取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断──街头巷尾极为平常的狗咬人的小事，但是却表现了一个尖锐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即官僚警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欺压人民。小事情反映大问题，以小见大，正是契诃夫短篇独特之处。
《变色龙》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平淡无奇的故事，能引起哄堂大笑。引人入胜，这是作者根据人物的独特性格提炼情节的结果。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警察制度同广大人民矛盾的基础上的。通过警官对首饰匠被狗咬伤的事件的处理，揭发了警察制度同人民的对立，鞭笞了望风使舵、反复无常、谄上欺下的奥楚蔑洛夫精神。在短暂的时间内，奥楚蔑洛夫五次变色：最初，他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企图收揽人心，决定惩办狗的主人， 提起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自然很容易使人想起他笔下的“套中人”别里科夫。契诃夫在短短的篇幅里，以讽刺的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一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卫道士的典型形象。
作品开始时光从他的日常生活着手，描绘他在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套子”：晴天带雨伞，耳朵塞棉花，把脸也躲藏在竖起的大衣领里。如果仅仅这样，那么只是孤僻可笑罢了，就让他躲在角落里吧；然而不止如此，他还要把思想臧在“套子”里，这个“套子”就是沙皇政府压制人民自由的文告和法令，他老是一个劲地嚷着：“千万别闹出乱子啊！”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就让他自言自语吧，用不着理睬他。但是问题远不止此。他还要用“套子”去凑别人的思想。更令人诧异的是大家看见他都害怕。就是这么一个古怪猥琐的人，就把大家压得透不过气来，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而且全城都受他的辖制，弄得大家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总而言之，人们对这个神经质的、变态的套中人妥协让步，可以说许多人也被迫不同程度地钻进“套子”中去了。作者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别里科夫并不是达官贵人，他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他在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不是作为单个的人，而是作为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一种典型，是旧制度、旧秩序、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人们害怕他，其实是被那黑暗污浊的政治空气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的俄国，亚历山大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在俄罗斯大地上警探密布，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在社会上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别里科夫式的人物。作品通过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将批判锋芒直指扼杀一切生机的沙皇专制制度。
从艺术上着眼，小说最大的特色是讽刺手法的大量运用。首先以夸张的笔墨给别里科夫画了一张惟纱惟肖的漫画，显得多么迂腐和可笑。另外还运用巧妙的对比手法，以他荒
谬绝伦的思想和他一本正经的语言构成一种对比，使人忍俊不禁。骑自行车，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他眼里却变成了极为反常的事，他一本正经地指责道：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就要倒过来用脑袋来走路了”。作品还不露痕迹地运用了反语和丰富的潜台词，极其辛辣地嘲笑了别里科夫，作者写道：“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瞧！这个“套中人”死了，反而倒有神采了！作者接着指出：原来他“仿佛是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装进了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作者暗示我们，只有棺材，才是别里科夫应该去的地方，而且这也应当是一切“套中人”最好的归宿。
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也不能忽略。它们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小说是从一月夜两位打猎朋友的聊天开始的，他们本是海阔天空地闲聊，殊不知别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们的感慨和深思。开始的轻松宁静和别里科夫的故事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种反差，接着又引出了一段皎洁恬静的月色的描绘。这又和别里科夫的故事形成一种反差；大自然是宁静美好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黑暗污浊。于是在那个月夜里，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浮想联翩，想到生活中的种种套子。作品最后写到伊凡·伊凡内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来，坐到门外，点上了烟斗。也许，他想到：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小说的这个结尾耐人寻味。
一）朴素、自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含蓄、冷峻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和主观议论，而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瞌睡》写13岁的小女孩瓦尔卡白天不停地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地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困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尔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对此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三）简洁、凝练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加以描绘、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