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访的研究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变迁，由此催生了民众以信访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活动也层出不穷。然而，信访的研究却处在比较浅的层次，与日益膨胀的信访实践极不相称。
海外学界直接关注中国的信访问题比较罕见，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底层民众的抗争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有：Kevin J.O\'Brien、Lilianjiang 对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研究（1996），Peter L.Lorentzenl对中国公众抗议策略方面的研究（2006）等。另外，Tilly（蒂利，2006）、Scott（斯科特，2007）、和Chatterjee（查吉特，2007）等学者，他们虽然没有直接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关注底层民众的抗争，因其独到的解释框架和见解，对本研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国内学界对信访问题的研究虽很早就有所涉及，但比较零碎，主要以政策性的解释为主。真正系统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第一阶段主要侧重信访史的研究，比如，刁杰成的《人民信访史略》（1996），在细致考察了我国信访的缘起与发展的基础上，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信访的发生、发展以及其地位和意义。李秋学则考察了建国初期的信访以及信访权利问题的探讨（2002）；第二阶段开始转向学理分析，尤其注重分析方法的引入。代表性的著作有：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2001），它不仅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我们叙述了两种权力技术如何在实践中双向运作，而且还生动地展现了弱者的反抗力学与国家摆平技术，从而再现了一种“实践着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开启了以“过程——事件”的叙事方式来诠释政治问题的方式。这一方法论的运用和创新在郑欣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和拓展，在其《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2005）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阐释了农民上访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博弈特征，得出了一系列诸如“问题的政治”等令
人耳目一新的结论；第三阶段主要把信访看作是一种抗争术，一种利益表达以及政治参与的方式，并出现了少有的不同观点的针锋相对。比如，在解释村民上访的过程中，针对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1996）的解释框架，在于建嵘看来，它对现今农民的维权活动不具解释力，于是提出了“以法抗争” （2004）来匡正。但是，“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却遭到了应星的批评。应星认为于的解释夸大了农民抗争的组织性尤其是政治性，于是他提出了“草根动员”（2007）的概念，企图修正于的解释框架。不过，在吴毅那里，情况又有了不同，他提出了“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2007）的理解模式，力图既对于建嵘的批评又对应星的补充，以此来解释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性。
另外，朱应平研究了行政信访（2007），李宏勃则把人民信访置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来把握（2007），而金国华等对信访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2007）。当然，还有一些论及信访问题的研究成果散见在有关“群体性事件与政治稳定”研究的文献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肖唐镖对二十余年来大陆政治稳定的状况的研究（2003），胡荣对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关系的探讨（2007），陈映芳对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研究（2004），折晓叶对农民行动的策略的研究（2008），谢岳对因国家变迁而引起的民间反映的研究（2008）等等。
从上述文献的简要梳理中，可以看出：起始于现实关怀的信访研究已经逐渐跳出政策研究与意识形态的束缚，朝着学理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引进与更新使信访研究呈现出解释与改造并进的场面；不同解释框架的争论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等，但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成果要么注重结构性分析，要么关注过程分析，而中观层面的结构与机制分析明显不足；二是在研究的主题上，既有研究成果要么集中探讨信访过程的再现，要么关注信访制度，而对信访的过程机制缺乏应有的关注，从而使研究很难
触及到信访问题的本质，致使以下信访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缺乏有力的解释：① 信访现象一再发生的因果序列是什么？② 如何来解释国家的信访制度设计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之间的悖论？其背后到底隐藏着何种逻辑？③ 政治结构提供的政治机遇与限制是如何制约民众信访的行动和选择？④ 国家如何来看待民众的利益表达诉求？并通常以何种方式来应对？等等。
由此，当前的信访研究，很难从一个立体的视角来全面分析信访制度存续、演进与走向，从而很容易出现对信访制度或实践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对信访问题进行审视和探讨，创新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视角，才有可能来解释上述基本而又常常容易忽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