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论》读书笔记
吴 锋 滨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吴锋滨（1988- ),男，浙江金华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经济社会学。
[内容摘要]《社会分工论》一书作为涂尔干的博士，奠定了涂尔干在社会学界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提出的思想理论成为其后来研究的来源之一。该书总共分为三卷，第一卷为劳动分工的功能，第二卷为原因和条件，第三卷为反常形式，本文对后两卷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个梳理。
[关键词] 社会分工；原因；条件；反常形式
涂尔干作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特殊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社会分工论》发表于1893年，它不仅仅是一篇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提交的论文，更是他最初确立其思想理论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即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出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埃米尔·涂尔干，2008：1）。
第二卷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分工的原因和条件，分为五章来进行论述。第一章，在结构上可以说是第二卷的一个引子，而内容上主要是批判了一种观点，即社会分工源于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本章围绕“幸福”与“分工”，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快乐的产生及分工受限，第二部分对幸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三部分则讲了两种乐趣及快乐对分工的作用。在本章开头，作者进行了一番论述与引题。“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分工也相应发展起来”，这是作者首先阐述的一个普遍事实。接着，作者指出，“分工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的平衡”，但这“绝对不是分工产生的社会原因”，分工还有潜在的“副作用”。接下来，作者开始引题，指出了通常的理论所认为的“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这一典型观点，同时又依据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解释，指出了“正是对幸福的需要才驱使个人日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为了检验这种观点的“原因所在”，作者分三部分进行了批判，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了许多命题，即“快乐的产生要适当”“中庸理论”及“最高限度”。
快乐的产生要“适当”，“快乐并没有伴随着太强或太弱的意识状态”，快乐不符合一种刺激规律，即“刺激太弱，则不会产生感觉；如果刺激超过了一定程度，它的增量也会产生越来越少的效果，直到人们完全感觉不到它”（埃米尔·涂尔干，2008：191）。在此，我联想到了社会学上另一个概念，即霍曼斯的剥夺—满足命题，或者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则，一个人在最近越是经常得到一种特殊的报酬（在此为快乐），那么该报酬的追加也是对于这个人来说，就越来越没有价值。如果某人所占的资本不多，他就很难相应地增加自己的资本，也难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境遇，经济活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同样，如果某人所占有的财富太多，那么他在额外利润里也不会发现快乐，他总是根据自己已有的财产来衡量这些利润的重要性。最后，作者提出了“纯粹快乐的强度能够产生变化的范围是有限的”。
在文章的第193页，作者提出了“中庸”理论，“刺激过多或过少都不会带来快乐，只有千金难买的中庸才算是幸福的条件”，紧接着又说，“假使劳动分工在现实中为了增加我们的幸福而不断进步，那么它本应该会像它所形成的文明一样，早就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了，也就是说，两者早就会止步不前了。既
然平庸的生活最容易得到快乐，那么要想使人类获得这种生活，就不必毫无止境地追求所有刺激，这样，人类就会史无前例地进入到一种停滞的状态之中”（埃米尔·涂尔干，2008：193）。从而，反正了劳动分工的进步并非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幸福。
紧接着，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最高限度”，“是什么限制了人类的幸福？就人类在肉体和精神的发展程度而言，始终存在这幸福的最高限度，是不可逾越的”（埃米尔·涂尔干，2008：194）。这四个方面分别是科学理论，道德准则，审美活动以及物质生活，作者强调了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都会给我们带来冷漠和痛苦。
第二部分，作者对幸福做了详细的解释与分析，区分了幸福不同于快乐，以幸福与自杀对比，指出了社会分工的原因不在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在于社会环境。首先，作者认为，快乐与幸福是并存的，“我们感受到的快乐越多，痛苦也就越多。”“幸福是一种持续和普遍的状态”、“快乐是幸福的一个因素，但快乐毕竟不是幸福”、“快乐常常是以幸福为基础的。”接着，作者提出了“一种可以测量不同社会的情感强度变量的客观标准和定量标准，我们同时就可以测量在同样环境下不行的平均强度的变化，这个标准就是自杀的数量。”在对自杀现象的描述中，作者从利他型、利己型两方面描绘了欧洲的“自杀分布图”，指出了法国德国等国家分工程度高，同时自杀率也高，即说明了他们的幸福感低，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幸福的变化与分工的进步是没有联系的，我们的幸福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得到增长。”第三部分，作者点明了本章的主旨，“人们常常完全根据个人动机来解释分工发展，根本不考虑任何社会因素”，从而暗示出社会分工的根本原因来自社会！
本卷的第二章是改卷的关键，涂尔干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中才能找到解释分工发展的真正原因。涂尔干在本书中指出“随着环节结构逐渐消亡，组织结构渐渐产生了，继而劳动分工也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了”。作者认为环节结构的存在是劳动分工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此看来分工不断发展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环节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分割各个环节的壁垒被打破了。我个人认为环节结构可以有很多含义，比如可以具体理解为阶层、地区、职业等。关于社会分工的原因涂尔干在本节中有一段集中的描述“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引起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埃米尔·涂尔干，2008：219）。社会密度包括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其中道德密度指“人们的相互结合及其所产生的非常活跃交换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社会密度的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人口密度不断增加；
二、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城镇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城镇的形成也离不开道德密度的增加，如果仅有大量移民而道德密度没有增加就不可能形成城镇。比如，19世纪初美国淘金热逐渐兴起，大量人口由东部涌入西部在很多金矿附近聚居起来，然而，随着淘金热的逐渐冷淡下去，这些移民也逐渐散去，而很多移民聚居区并未形成城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固定的生产关系（或者说道德密度尚没有增加到足以形成城镇的程度）将这些移民固定在这些聚居区；
三、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数量和速度的扩张等。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消除或削弱了各个社会环节之间的隔绝状态，促进了道德密度的增加。
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简言之，就是人口的数量规模扩大。一般而言，社会越是进步，社会容量就越大，劳动分工也就越发达。人口数量规模的扩大就要求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同时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只能逐渐趋于专业化就要求分工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涂尔干指出仅有人口数量规模的扩大而个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增加也同样不能引起分工的变化，这从西欧先于人口相对集中的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见一斑。在中国和俄国，劳动分工并没有随着社会容量的增大而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如果社会密度没有在同一时期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容量的增长也不能成为进入高等社会的标志，正是因为如此涂尔干在后面引用斯宾塞的说法特别强调“社会容量的增加之所以能够影响分工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它决定了分工的发展而是因为它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埃米尔·涂尔干，2008：220）。
如果说随着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劳动逐渐产生了分化，这并不是因为外界环境发生了更多变化，而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竞争变得更加残酷了。达尔文说得不错，两个有机体越是相似，就越容易产生激烈的竞争。同样的需要，共同的追求目标使他们每时每刻都陷入一种互相敌视的状态中。换言之，竞争的人数越多，对匮乏资源的欲望越强，战争就会越激烈。当然，如果他们的生活或者生存方式不同，就会互不妨碍，因为相互遭遇的机会越少，相互冲突的机会就越少。人类也是如此，在同一个城镇里，各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同时存在，互不侵害，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士兵追求的是赫赫战功，牧师追求的是道德权威，政治家追求的是权力，资本家追求的是财富，科学家追求的是学术声誉，但是，各种职能越是比较相近，接触点越多，也就越容易产生冲突。所以，不同地界上的同种只能往往会产生竞争，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与这些职能的相近程度成正比例的关系。如果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任何社会群体不断接种的趋势，特别是人口增长的趋势最终决定了劳动分工的发展。社会成员越多，这些成员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他们的竞争就会越残酷，各种专门的领域也会迅速而又完备地产生出来。
第三章论述了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及其原因。本书的前半部分认为，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或者说，正是因为这样，分工成了团结的主导因素。但是，集体意识和分工进步的原因是相互矛盾的，分工发展越缓慢，集体意识越明确；分工迅速，集体意识越薄弱。分工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在于个人具有变化的可能性，在斯拉夫人，希腊，罗马和卡比尔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例子。同样，社会生活也有同样的现象发生，宗教也是一种共同意识形式，但只有在他失去了某些权威以后，哲学才能产生，宗教也是一种集体意识，而哲学可以看作是一种分工与进步，它的出现影响了宗教这种集体意识功能的发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集体情感是如何在各种不同的装扮下，阻碍着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在各种次要因素中，首要的次要因素就是个人相对于群体而言，逐渐具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群体允许他们自由的发生变化，针对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增加，涂尔干做出了具体分析。首先，越是较小的社会，因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大致相同，导致他们意识状态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个人意识融汇为集体印象，集体印象是固定的，明确的，但是当社会扩大以后，共同意识就会变的抽象，具有共性。这是因为社会扩大后，就覆盖了较大的范围，集体意识为了适应这一切，也必须变得抽象，人们的生活环境也不是处处相同的，这导致个人印象五花八门，集体印象也抽象起来。比如宗教力量起初只不过是事物的特征，但后来它们远离了这些事物，被物化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共同意识越普遍，越会给个人变化留出地盘。集体意识越理性，个人的变化也会得到允许。集体意识朝着更理性的方向发展，它的强制性色彩也就会越来越少，也不再阻碍个人的自由变化和自由发展了。其次，共同意识的形成是非常缓慢的，要想形成普遍化的或结晶化的行为模式或信仰，就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要想失去这些行为模式和信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共同意识几乎完全是过去时代的产物。集体意识的权威也是有传统权威造成的，权威越明确，环节社会就越明显，并且在它们依靠地域和家族存在时，个人被牢牢地维系在本土范围内，一则是因为他必须依附与这种关系，二则是因为他不能到别的地方去。血缘关系成为了最重要的力量之源，每个人都围绕着它。所以有一条普遍规律：社会结构的环节特征越明显，越会形成庞大的，密集的，不可分割的和与世隔绝的家族。
再次，社会扩大，逐渐密集，也就越难控制人的分化。比如，在小城市里，个人非常难摆脱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习俗的限制，在大城市则相反。这是因为人们与公共舆论联系越紧密，越容易受到监视。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如果有人稍有一点闪失，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立即遭到制裁。古语“人海之中，最易藏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后，涂尔干指出了机械团结与环节社会类型之间存在的联系。他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能够使社会把个人牢固的维系起来，使个人紧紧地依附于家庭环境，既而依附于传统。所以结构不仅为社会范围划定了界限，而且也使这种界限变得更为具体和准确。因此，这些纯粹的机械原因把个人人格吸纳进了集体人格，假如个人人格有一天脱离了集体人格，其原因也莫过如此。
接下来的部分论述的是社会分工的次要因素，即遗传性。这部分给我最大的感觉是逻辑非常难以理清。遗传性对社会分工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遗传性对社会分工的作用在不断的减弱，
要想劳动分工真正得到发展，人们就应该逐渐摆脱遗传的桎梏。作者在文中指出，遗传性对社会分工起阻碍作用的原因来自于遗传性的两个特征：保守性和稳定性，同时，作者给出了遗传性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降低的原因—不受遗传性影响的新的行为方式的产生，遗传性已经不能够为我们提供生存所需的各种武器了。在书的第271页，作者同样用职业遗传的例子来批驳——有些职业能力是从遗传而来的——这一观点。作者指出想证实遗传的确实作用，仅仅说明父子之间具有同样的学术天分是不够的，还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环境的影响等。然而，作者在书中的第277页提到“这些智慧和感情都是与生俱来的。”显然这个观点是作者想当然的给出来的，同样作者没有排除掉家庭的影响，另外，在书本的第274页“只有数学的思维能力和音乐的感受能力才是与生俱来的禀赋，是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这个观点也有待考究。
在本卷的最后，作者进行了一个总结，阐述了社会分工与生理分工的重要区别。在有机体中，每个细胞都有自己比较明确的职责，很少发生变化。在社会中，各种工作的分配形式却很容易发生变化，生理分工在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固定性，严密性，有比较明确的职责，很少发生变化；而社会分工则具有可变性，延续性，其分工程度越发展，它的灵活性和任意性就越大，它的复杂性越大，弹性也越大。人类的发展主要收社会因素的支配，随着社会元素和社会密度的增加，相互结合的群体也越多，人们之间就越容易产生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势必会超出有机体的范围，从而个人逐渐摆脱了有机体的支配力量，而主要受社会因素的支配。人们的分工越细化，相互间合作程度也越高，人类个人人格，自我意识，精神生活也更加发达，即人类的社会性也越强。因此，涂尔干甚至认为，与其说个人是社会的创造者，还不如说个人是社会的产物。
涂尔干在对社会分工进行功能分析时，区分了常态分工和变态分工，分别考察了前者对社会团结的正面功能和后者对社会整合的负面影响。涂尔干具体分析了如下三种反常分工：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不协调的分工（侯钧生，2006：48）。失范的分工往往会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道德的约束，对分工产生的新角色的规范模糊而不详尽，结果是社会成员丧失了知道他们行动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从而导致社会失范和有机团结的发展。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要想产生有机团结光靠人们遵守社会规则，各行其则还不够，他们之间的责任还必须相互适应和平等分配。然而，当这些社会规范不再与事物的真实状态想呼应，不再具有自身的道德基础时，它就会表现为外部的强制，由此产生的分工是一种病态的强制分工。强制性分工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它往往会造成偏离有机团结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如由财产继承引起的不平等，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从而威胁社会秩序，只有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消除不平等达到公正合理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机团结。涂尔干指出的最后一种变态分工是不协调的分工，它是由不适当的分工组织的出现导致社会成员行动不和谐，劳动积极性缺乏所产生的。他认为，如果社会成员的老公更加集约化，组织化，分工组织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持久、和谐，那么他们之间更容易产生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感，从而加强社会团结；反之，就会损害有机团结。
涂尔干对社会分工的论述，虽不能代表其全部思想，但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是从法的角度来具体阐释集体意识的社会作用的，社会结构还仍然充满了浓重的斯宾塞色彩和强制性意涵，正如涂尔干所说，“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这种功能分工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事实上，劳动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