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并不保护“创意”
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在一片质疑声中，于正担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视剧《宫锁连城》终于在湖南卫视收官。不过在大部分人看来，相较于剧情，这位“金牌编剧”与“言情教母”琼瑶关于“抄袭”的你来我往，才是更具时代特色的看点。
不久前，76岁的琼瑶发公开信给国家广电总局，不满于正《宫锁连城》抄袭她的《梅花烙》，指认其在剧情、人物关系、具体细节等方面均有抄袭，就连男主角洞房之夜跑出去与情人私会的细节都异常吻合。于正则认为，这只是“一次巧合和误伤”，并无冒犯之意。
4月28日，已“心如刀绞”的琼瑶正式委托律师控告于正侵权。尽管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琼瑶的维权，但据4月底的最新收视率数据显示，《宫锁连城》稳居各大卫视电视剧收视率第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文学影视作品“同质化”的今天，文娱产品的制造者正成为娱乐本身;而由于法律上侵权的“低成本”，艺术伦理正被利益逐步拆解。
模糊的边界
从最早郭敬明的侵权案，到如今的于正**，近些年来，文化界“抄袭”事件似乎在以固定的频率时有发生。颇值得玩味的是，“抄袭”这一明显负面的词汇，衍伸出了包括“借鉴”、“致敬”、“学习”等各种版本。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国内目前保护知识产权领域的边界似乎并不明确。编剧李亚玲透露，早在5年前，于正就动过效仿《梅花烙》的心思，“他说抄袭只要不超过20%，比如你把20集戏全抄了，但只要扩充到100集法院就不会追究。”
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著作权法里关于“抄袭”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细则，而且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已成为文字载体的作品，“创意”不受保护。“文学影视作品中，„借鉴‟多少比例就构成侵权目前在法律层面无明确规定，由法官自由裁量。”广州律协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赵俊杰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宫锁连城》与《梅花烙》在人物关系、出身背景、故事情节等方面，在„表达‟上是否实质相似，是在授权之外认定本案是否存在侵权的关键。《著作权法》，并不保护„创意‟本身。”
这或许意味着，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成功，也并不如想象般轻松。相对乐观的看法是，“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如按网上关于本案两部作品之间在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方面确实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实，于正可能确实存在„利用他人创作的电视剧本原创的情节、内容，经过改头换面后当做自己独立创作的电视剧本‟的侵权嫌疑。”知识产权律师黄春海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关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各个国家不尽相同。编剧玉香笼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在北美，一个论文，一个作业，你都要写下你的参考书籍，不能一段话的写录，可以采用某个观点，但是要注明。”
低成本侵权
与诸多其他社会事件类似，“不见下文”似乎是近几年作家状告作品被侵权的结局。事实上，面对侵权，作家们有的自认倒霉，有的遭遇败诉，也有的终于控诉成功，却只用大量的精力换来少得可怜的赔偿金。前段时间，作家毕飞宇诉编剧陈枰、西苑出版社侵犯其《推拿》著作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虽判定侵权成立，却只判定被告赔偿毕飞宇5万元作为经济损失。而另一桩翻译家马爱农起诉中国妇女出版社抄袭译著《绿山墙的安妮》案件，同样只判定被告赔偿马爱农各项损失3万元，谁都知道区区几万元在当今时代意味着什么。
在知识产权上，倘若不考虑声望等隐性损失，“作恶”成本的低廉，令“作恶者”可以大张旗鼓。如同作曲家谷建芬所说，侵权就像中国式过马路，人人知道是违法，但人人都在做。“多年来，著作权侵权案一直存在维权成本高，赔偿金额低的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同样存在于专利、商标等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中。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但从结果而言，目前的司法保护水平不高，特别是对侵权行为人的惩治力度不够，确实客观上起到了助长抄袭、假冒等损害他人知识产权行为的负面作用。”黄春海律师告诉本报记者。
赵俊杰向记者表示：“立法滞后，如三修《著作权法》迟迟不能出台;执法效能，如对权利人要求高而对行为人处罚弱;司法裁判周期长、判赔额低是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此外，版权意识普及、版权事务政策性强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的话，或者说犯罪成本很低，法律执行力度低，那么资本就是一头魔兽，横扫所有它路过的地方。”编剧玉香笼如此总结道。
相较于法律的有待完善，人们对侵权行为的高容忍度或许更令人无奈。某种意义上，对他人成果的“拿来主义”，似乎是人类的本能。从小学生严重的抄作业现象，到各种涉及原创性行为的抄袭，这一行为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导致人们对其司空见惯，荒诞之事也层出不穷。不久之前，一篇“从讲师一路抄袭到教授”的帖子备受关注：一个大学老师，从教21年，却有10篇论文被指抄袭，其本人职称却从讲师晋升到了教授，并调入到了另一所大学。
这也令人想起几年前另一桩有些“荒谬”的事件。针对抄袭不断，2009年6月，作家那多联手《萌芽》杂志及张悦然、蔡骏、小饭、张冠仁等数十位“萌芽系”作家倡导“真写”运动：真实写作、真诚写作、不复制、不抄袭、不山寨。
“同质化”模式
复制、粘贴，在互联网时代，抄袭的技术成本似乎也变得低廉。
2010年，年仅17岁的德国少女作家海伦妮·黑格曼出版了处女作《路杀蝾螈》并一举成名，其本人被视作德国文坛近些年的最大发现之一。但不久之后，德国《明镜》周刊刊文
指出，此书有多处抄袭，且至少有一整页几乎属于原封不动的复制。“谁在乎我从哪儿弄来的呢?我只在乎怎么用这些东西。”黑格曼的逻辑简单直接。
为什么抄袭之风在创作领域如此迅猛?几年前，作家韩少功曾认为，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生活同质化和素材危机，造成了文坛抄袭事件的不断发生。
而另一方面，急功近利的制作环境也酝酿了“复制粘贴”的乐土，这在电视剧行业尤为明显。数据显示，2013年，国产电视剧产量为1.5万集，属于产能过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曾这样说：“电视剧供大于求，电视剧资源却求大于供。产量过高，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电视剧不能播出。求大于供是指好的演员、编剧、导演太少。编剧过去3年写一部剧，现在1年写3部剧，不雇枪手来写是不可能完成的。”
原创力下降，速率至上，精雕细琢也就成为了奢侈。商业化写作模式，令“扒剧”、抄袭与借鉴成为通向高效的捷径。“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诚信危机，丧失诚信没有任何损失。”玉香笼说。
（责任编辑：刁晓爽）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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