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之我国城管执法现象
学校：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专业班级：10翻译2班
姓名：刘爽
学号：06110
432摘要：作为当今中国矛盾最多发的焦点之一，城管体现了社会管理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受地方政府委托，城管具体操持城市综合管理，承担着维护市容市貌、城市秩序的重任；另一方面，执法手段非常粗放，时常违规执法、暴力执法，与小摊贩发生激烈冲突，影响社会和谐。
关键词：城管执法大众与媒体暴力执法临时工 暴力执法逾越社会容忍底线
近日，一段陕西延安城管暴力执法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6月3日，一条“延安城管暴力执法”的视频在网络传播，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据了解，5月31日下午5点左右，陕西延安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凤凰大队几名工作人员，在延安宝塔区党校附近巡逻时，认为某自行车店有占道经营的违规行为，便上前执法。在执法过程中，城管执法人员采用暴力手段对店主大打出手。附近商户称有城管执法人员双脚跳起猛跺倒地商户。从网友上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几名城管将单车车主围殴，一名城管队员甚至飞腿踢向单车车主，该男子被围殴后满脸是血。正如网友愤慨的“这样暴力执法也太让人伤心了，黑社会么？”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城管当街打人，都是暴力执法，都应该得到处理。
城管队员首先是服务者，是为城市市民提供后勤与保障的，国家为了处理城市公共事务，赋予了城管队员一定的执法权。然而，任何执法权都具有限制性和制约性，不能逾越权力范围，不能滥用权力。而不使用非法暴力则是国家和公众对执法权最基本的要求。不得不说，当地城管暴力执法逾越社会容忍底线。
首先，当地城管队员把单车车主头部踩在脚底，将其围殴至满脸是血。这是严重非法侵害执法对象人身权和健康权的行为。城管和维护治安的警察工作性质并不一样。为了阻止犯罪，在必要时，警察可以对犯罪分子采取适当的人身强制措施，但这也以控制其不再违法犯罪为限，而城管主要执法对象为小商小贩等普通市民，所处理事项也并不是各类突发、紧急的治安、刑事事件。城管并没有对执法对象使用任何暴力的权力，更没有打人的权力。
其次，暴力执法将直接导致公众对城管队伍甚至整个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正是通过具体执法者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念、执政思路和工作作风，展示政府形象，形成政府声誉。这种形象和声誉实际上构成了政府信用。如果执法者的行为符合法律、符合公众的意愿，公众就会对政府作出信任选择。反之，政府缺失公信力，则必将导致民众对政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道德伦理规则的淡漠或拒不执行。
最后，暴力执法将激发被执法者和旁观者过激情绪，直接引发被执法者的暴力反抗，甚至引起刑事案件。近年来，全国已经出现过多起以暴力抗暴力执法的事件：如武汉撞城管事件、昆明五华区群体抗暴事件等等。这不仅是多个家庭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和法治的悲哀。
可见，较之普通民众之间使用暴力，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行使暴力，有着更强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已经给暴力抗法的被执法者设立了妨碍公务罪，也给司法工作人员对暴力逼供、暴力取证的行为
设立了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给监狱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设立了虐待被监管人罪，同时还规定以上行为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却并没有设立“暴力执法罪”，不可谓不是一个遗憾。
虽然在现行法律上，暴力执法者也将面临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惩罚，但这只惩罚了其对公民进行人身伤害的行为，而其非法行使公权力的恶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评价。
拆除“城管大厦”楼牌洗刷不了耻辱
革命圣地延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和声讨。事情的发生和进展符合一般的城管公共危机处理模式，“城管打人——舆论干预——地方主官亲自办案——处分带队领导——打人者系临时工，予以开除”。
如果是一般性的小事件，这种处理模式一时挺过去就过去了。因为舆论干预具有局限性，即一般的舆论干预的持续时间较短，待到别处新冲突出现，舆论便追随新热点而去，一切回归平静。然而延安这一次的城管暴踩商户头部的事件，注定没有那么容易退场。“暴踩”视频已经超出民众的视觉和心理忍受程度，“临时工”解释一出，引发了舆论更强烈的轩然大波。以至于有网民称：“延安的城管新闻一出，我们便猜到了结局，一定又是临-时-工！果不其然，官方的解释出来了！什么叫临时工？答：负责提供‘临时性攻击’的人。”然而，不依不饶的网民又把霸气十足的延安城管大楼照片给公布出来，质疑大厦的合理与合法性。以至于最新的消息是，6月5日，延安市城市管理局将高高挂在30层楼楼顶的“城管大厦”四个大字摘了下来，其心虚和被动竟到如此地步!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今的延安城管，日子一定很不好过。然而，勇于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在镜头面前大打出“脚”的延安
城管，现在居然胆小到连“城管大厦”楼牌都不敢挂，可见在地方主官面前，城管局的压力一定不小。
延安城管落得如此下场，正是对地方权力格局正在逐渐发生的变化毫无知觉的后果。以往的格局是，地方官员管理基层执法人员，基层执法人员管理老百姓，老百姓无法对地方官员产生影响，基层执法人员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老百姓。如今，只要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老百姓就可以通过舆论一定程度上干预地方官员，而基层执法人员还是一如从前有恃无恐，以为“捅不到上面去”，或者“就算捅上去，上面也会保我”，那是看不清形势，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将来的社会，百姓的权力和声音，一定是要越来越彰显的。文明就是百姓的声音，就是时代的步伐。如果基层执法人员还是一如延安城管一样，有恃无恐地选择暴力、欺压百姓，总有一天，要被挂上野蛮的耻辱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些因为计划生育而暴力执法的，因为拆迁改造而暴力执法的，还有因为城市管理而暴力执法的，都将随着时代文明的发展，变成历史的耻辱记忆。这种所谓的“执法”，对个人而言，对不起天地良心；对历史而言，对不起文明进程；对社会而言，对不起乡亲同胞。
对于城管而言，亟需转变自身观念：从管理者这一上位观念，更多地转变成服务者这一下位观念。如今，整个行政系统改革都在朝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让人民满意的服务性政府方向逐渐推进，城管不仅不应置身事外，更应该身先士卒，做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和示范点。如此，则“城管大厦”的牌子不仅可以傲然挺立，百姓还会将城管看成自家人，给城管们话中立口碑，心中立丰碑。
透过跳踩商户事件再次反思城管制度
作为当今中国矛盾最多发的焦点之一，城管体现了社会管理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受地方政府委托，城管具体操持城市综合管理，承
担着维护市容市貌、城市秩序的重任；另一方面，执法手段非常粗放，时常违规执法、暴力执法，与小摊贩发生激烈冲突，影响社会和谐。从宏观层面看，这种悖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矛盾集中的表现。随着城市不断扩容、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的管理难度也在增大。这凸显了中国社会管理的一种制度困境：把前所未有的城市管理课题抛给一个本不具备完全执法资格的部门，显然是强人所难。
在上述大背景下不难发现，发生在延安的这起恶劣打人事件，绝非孤立的个案。执法者若无视法律尊严，动辄对公众暴力相加，其本身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而让一个合法性不明确的部门承担过多的执法职能，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轻视，如何期待他们合理执法呢？
从城管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地位其实十分尴尬。作为一个城市的内设部门，城管并没有全国性的业务指导机构。在法律上，除了《行政处罚法》的模糊规定及珠海、厦门等一些城市制定的相关地方法规之外，大多数地方的城管执法长期停留在法律的模糊地带。在法律依据不充分、执法权责不明晰、管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指望城管像警察、工商、税务等部门一般规范执法，无疑是缘木求鱼。
再者，城管队伍本身的素质也成问题。在许多地方，城管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如深圳等地就出现过城管向商贩收保护费、敲诈勒索；其次，城管人员身份也不统一，有的是行政编制，有的是事业编制，有的是聘用制（即所谓的临时工）。临时工待遇低，一出问题往往被当作替罪羊，难免不在别的地方“找补”。
没有一部法律授权执法者随意向公众施以暴力，更何况城管面对的城市商贩，往往是引车卖浆、艰难谋生的普通百姓，动不动采取围攻、殴打，甚至“土匪一样”蛮横逞强，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更是民主法治社会的一大公害。
“如人有疾，不治则寝以深。”耐心解剖“延安城管暴力执法”这只带病的麻雀，能让我们对中国社会管理问题有更清晰的判断。如果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还无法彻底改革城管制度，为城市管理建章立法、优化队伍、规范管理，那这样的暴力事件还会在别的地方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