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蜀、南唐这两个花鸟画巨匠的诞生地，多有成就较大的词作者。如西蜀有韦庄、毛文锡、顾夐、牛希济、鹿虔扆等一批词代表作家。他们的特点是善于借桃花、鸳鸯、莺啼、蝶舞、岸花汀草等花鸟草虫等自然景物来抒发心中曲折之情。
这些词，每一首都是一幅理想意境的花鸟画。当文溃曲尽之处，也就需要另一种视觉语言——更直观的绘画来表达这种无尽的意。
词境、花鸟境；能解花情、鸟语的人越多，曲折委婉、丰富细腻的情感也就越浓厚，花鸟画的社会心理审美基础也就越广泛。
自中晚唐始，以边鸾为代表逐渐形成工笔花鸟画艺术强进阵势的同时，新的文学体裁——词，也适应着人们细腻微妍的感情而产生、发展着。在语言形式上，词脱出了唐诗格律的限制，可以用自由、轻松节奏的长短句来抒发内心复杂、曲折、幽婉的情感。
爱情意绪是词表达的主要倾向，唐末温庭筠所创“花间派”的那种纤细柔美，正是此倾向的代表。多写青楼闺房，惹人情意。因为情意的关注，目光也越来越聚焦。在比、兴的传统文学思维中，一下子凝神于最容易喻为美人的艳丽花朵，或是寓意爱情的鸳鸯、鸂鵣（chi4）。
李商隐、杜牧的诗，他们的诗已不再是李白、杜甫的“盛唐之音”，而是
“相见时难别以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蜡烛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 “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
这些千古传颂的新词丽句。这里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主题以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这一主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
宋代在重“文”的基本倾向下社会比较安定、平稳。宋在对外政策方面，不象唐朝那样开疆拓土，而采取较为内向的政策。文化艺术的发展也必然会体现社会内向的基调，宋词就是艺术内向发展的一个范例。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从注重外在转向了内心的抒泄。通过花鸟的细细观取和咏吟来阐发内心深处的心绪。
例如欧阳修的词：“暗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鸂鵣滩头风浪晚，露重烟轻，不见来时伴。”《蝶恋花》。周紫芝词：“春雨细，开尽一番桃李。柳岸曲栏花满地，日高人睡起。绿浸小池春水，沙暖鸳鸯双戏”《谒金门》。
时代、文化的内向，使人越来越细致地发掘内心的微妙爱情意绪。鸳鸯蝴蝶、莺愁燕苦，惜春伤春、花开花落，目光从满目春色聚焦到翩翩而飞，成双成对的蝴蝶鸳鸯身上。
即使是词境堪称豪放雄壮、有剔除当时词坛“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之称的大文人苏轼，也不免被时代所染，目光也照样转移到杂花折枝之中：“浓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里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因为自古中国人内心就与生俱来的带有迷恋花鸟的浪漫情节。
心境意绪的复杂、细腻，暗渡于花鸟生命之中，借一花一鸟一草一虫来传达心境，是文学艺术给予了绘画艺术——花鸟画的极好契机。通过对一个折枝花卉、几枝霜天芦花悉心深入的
绘画，正是一首词境，绝妙的表达。或静逸，或淡愁，或焦虑，或欢快，或活泼，或深沉，或生机盎然等等，也就是将作者之神移入鸟禽之形，所有这些，都是画家的诗思、诗意的传达。
花鸟画更要求从观察物象的精细到艺术造型的精微，必须要细心沉入自然之中。通过花卉鸟禽各部分细致、准确描绘，渲染出它们的神情、神态。
中国的诗词好像天生就与花鸟融为一体。这种词与花鸟画的同时发展，从一定角度来说，词是花鸟画的构思意绪，花鸟画是词的形象表达。词的艺术感染力能弥漫整个时代空间，花鸟画能在五代、北宋大盛并成为时代的绘画，这与词的艺术审美环境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由唐到宋，也由诗变到词。词，就是通过长短不齐的句型，更为具体，更为细致，更为集中的刻画抒写某种心情意绪。
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常一首（或一阕）才一意或一境，形象自然更为细腻，含义也更加微妙。词经常是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的白描来表现，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从而也就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有更为浓厚更为细腻的主观情感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
人们各种细致复杂的心境意绪也只有通过景物各种微妙细致的比兴，才能客观化地传达出来，词与花鸟画的艺术特点有着相同之处——篇幅小、写实，以小见大。
心境意绪的复杂、细腻，借一花一鸟一草一虫来传达心境，通过对一个折枝花卉、几枝霜天芦花悉心深入的绘画，正是一首词境，绝妙的表达。
花鸟画更要求从观察物象的精细到艺术造型的精微，必须要细心沉入自然之中。通过花卉鸟禽各部分细致、准确描绘，渲染出它们的神情、神态。或静逸，或淡愁，或焦虑，或欢快，或活泼，或深沉，或生机盎然，将作者之神移入鸟禽之形，所有这些，都是画家的诗思、诗意的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