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现象的剖析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个别地区、个别行业出现了对技术工人需求增加但是又招不到人的怪现象，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用工荒”。据相关媒体报道，近年来 “用工荒”在中国呈愈演愈烈态势，不但东南沿海缺工，就连一些劳动力输入大市也开始缺工，2012年春节后凸显的“用工荒”成为很多企业面临的难题，全国人才市场从高端人才到基础岗位劳动力普遍出现短缺。
“用工荒”、“用工难”究其经济原因，主要是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成本的大幅攀升，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没有太大变化，企业的工资水平难以有力吸引劳动者的加入。解决这些矛盾，除了努力实现企业技术升级，提高效率外，规范企业用工、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同时积极维护企业的合法用工权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用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用工单位忽视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导致“用工荒”的产生。企业职工的高流动性与附着在户籍壁垒上的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制度所形成的突出矛盾，导致企业职工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待遇，导致其在诸如医疗、养老、工伤等方面的合法权益难以实现。随着民工自身权益观念的觉醒和不断进步，一旦其利益诉求与现实相差过大，民工往往会投弃权票，去主动炒老板的“鱿鱼”，从而引发用工荒。
（一）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分离
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民工身份及权益制约，是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的根本性原因。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同时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助性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从上述对户籍制度的介绍中，不难发现，户籍制度并非纯粹的户籍管理，而是划分了城乡的利益差别，把农村人口排除在城市利益之外，禁止人口流动。这样，农民工作为更为特殊的群体，被这一制度设计排除在外，很难享受合法权益，并缺乏有效地法律保障。当然，户籍制度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影响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二）相关法规和司法援助体系不健全
权益保障法规和司法援助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农民工权益无法可依，维权无路可走，是造成农民工上述权益缺失的决定性原因。一是立法本身存在缺陷。目前国家还没有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当农民工面临就业权不平等、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无法可依。例如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养老、失业保险费的征缴范围为：“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据此，用人单位只为本部门的“城镇职工”缴费，由于农民工无法可依，被排除在外。二是执法不力。使农民工面对侵害得不到支持和保护。一方面是政府对于企业之间的非正当竞争监管乏力，使为数不少的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采取加大劳动强度、减少工人工资等诸多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方式，间接伤害农民工权益；一方面是在处理企业与农民工纠纷时有失公正，如工资拖欠、工伤补偿等问题在实际中能够得到满意解决的数量少之又少，直接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还有，由于司法援助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农民工遭遇劳资纠纷和人身伤害时，不是投诉无门，就是因费用过高或程序过繁而无奈放弃；甚至因担忧城乡身份差异带来司法的不公，而被迫放弃。
（三）政策空隙与政策执行不当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中利益博弈，导致政策空隙的存在以及政策执行不作为及变相与走样，是农民工权益问题的行政性原因。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进行考核是以行政辖区为单位的，而行政辖区有地理边界和常住人口方面的划定和规定。因此，按照既定的行政辖区负责制，农民工往往也会“自然”沦为无人管的状态。于是，没有哪个城市管理者会在计算本市人均GDP的时候会把农民工的数量计算进去，同时，也没有哪个城市管理者在计算本市年度GDP时会把农民工的贡献扣除在外。体制和政策设置的空当俨然成为城市及城市管理者维护自身 利益的合法依据。这就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为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排除农民工的利益，而导致政策空隙。同时，即便政策顾及到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时，政府存在着“不作为”的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没有积极履行查处的职责，更没有实现建立预防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因此，科学合理设计企业的用工制度，依法依规防范和化解企业劳动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于解决“用工荒”问题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