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人员最早在周代称作“象胥”或“舌人”。《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语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言辞传之。”
我国第一篇诗歌翻译据说是《越人歌》（《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但歌是用越语唱的，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只好请人翻译，原来歌词表达了对身为令尹的楚王同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侣四出传教。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
中国佛经翻译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是译界宝贵的财富。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法句经序》。据陈富康考证该序作者实为支谦无疑。序中云：
1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主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这是最早反映“文派”“质派”争论的文献。
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以无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六百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义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其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鸠摩罗什（344—413）是后秦僧人，祖籍天竺，华名童寿，著名译经大师。他反对过于质直的翻译，其翻译往往不拘于原文体制，经常变易。关于文体，他说：“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彦琮（557—610），他在《辨证论》中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翻译原则，坚持忠实第一，倾向直译。他还提出了“八备”说，是对译者的要求。
所谓“ 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
（一）“ 诚心爱法, 志愿益人, 不惮久时, 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 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 先牢戒足, 不染讥恶, 其备二也。”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厌恶。
（三）“ 鉴晓三藏, 义贯两乘, 不苦暗滞, 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 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 旁涉坟史, 工缀典词, 不过鲁拙, 其备四也。”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 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 襟抱平恕, 器量虚融, 不好专执, 其备五也。” 要求译人心脑宽和, 虚心好学, 不固执己见, 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 淡于名利, 不欲高炫, 其备六也。” 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 不贪图名利, 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 要识梵言, 乃闲正译, 不坠彼学, 其备七地。” 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 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 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 薄阅苍雅, 粗谙篆隶, 不昧此文, 其备八也。” 要求译经人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 熟悉文字的使用, 保证译文通畅典雅, 忠实谁确。 玄奘（600—664），唐代名僧，称“三藏法师”，俗名陈祎，洛阳缑氏人。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翻译文学与佛典》）他在译经中已成功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多种翻译技巧。他还提出了 “五不翻”的音译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和生善故。
佛经翻译高潮之后，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形成了第二次翻译高潮，与欧洲传教士来华有关，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目的，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徐光启、李之藻等。1742年，雍正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同时采取闭关政策，
3 第二次翻译高潮告终。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随之涌入，翻译成了对抗外敌的革命利器。冯桂芬把翻译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地位。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他在1894年冬天写了《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他指出了翻译西书的首要目的是反抗外侮，战胜列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善译”的标准：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无毫发出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马氏的这一理论与现代的翻译等值论已非常相近。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
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 第
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 第
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严复（1845—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严复还论述了自己的“达旨”的译法。他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背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其一生翻译西洋小说约180余种，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林纾主张以翻译救国，强调翻译的社会功能。他强调翻译时译者应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达到与原作中的人物心灵交汇。他在译《黑奴吁天录》时
4 “且泣且译，且译且泣”。
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他们一方面强调翻译对“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的作用；又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和审美功能。他们主张直译，认为直译有利于引进新知。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他既强调翻译的目的和功能，又强调翻译作品的艺术要素，他说：“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在回答关于“形貌”与“神韵”二者不能两全时，该以谁为重的问题时，他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他提出了“风韵译”的说法，他说：“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有种‘风韵译’。”他还十分注重译者的主观感情投入，他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还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论述了他的“直译”“硬译”主张，认为“欧化”“洋气”可以“益智”和“输入新的表现手法”。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他从美术的临摹中悟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神似。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福建龙溪人。他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据此他又提出了译者的三种责任：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他又提出了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他认为要做到通顺，要做到两点：须以句为本位；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他同意“翻译即创作”的说法。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他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 ‘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朱光潜（1897—1968），安徽桐城人。他指出在翻译中“信”最难达到，首先因为“字义”难彻底理解。他列出了词的六种不同方式的意义：直指的或字典上的意义；文学作品中结合上下文产生的特殊意义；在长久的发展中每个字有了“特殊的情感氛围”，具有了使人产生种种特有的心理反应和联想的意义；字音与节奏的情感表现意义；字义的历史变迁；字义的引申及其在隐喻、双关语、典故、惯用语等方面的意义。他认为:“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
傅雷（1908—1966），字恕安，上海南汇人。他强调理解和体会原作的重要性。他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中
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
他还强调译者本身的条件、气质对于原作的“适应力”。他在1951年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江苏无锡人。他提出了“化境”说。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引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得 ‘化境’。”
刘重德（1914—），河南滑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德把泰特勒的三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综合起来，并根据他个人的翻译体会，提出了“信、达、切”三字翻译标准。
(一)信——保全原文意义；
(二)达——译文通顺易懂；
(三)切——切合原文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