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地方课程中加入方言文化课的构想
孙慧翠陈君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0814班， 2008520091/2008520101）
[摘要] 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在繁荣发展的表象下逐渐濒临着消亡。方言虽然退出了主流话语系统，但其承载的诸多的历史内容，在文娱演出等方面，仍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活跃文化生活；而在局部地区更兼有交际作用。如今，方言的价值已经更多地体现在它的文化价值方面，交际作用渐弱。从方言对地区文化和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出发，对方言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流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来解决方言危机问题的见解和有效措施，保留各地区的本土文化特色和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关键词]小学教育；地方课程；方言文化；保护；方法
1、前言
汉语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的影响,根据语言特点可分为七大方言: 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由方言的分布区也可以看出汉语的发展有北方方言相对统
一、南方方言相对分散的南北差异。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现代汉语方言学, 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按照时间顺序,以最重要的方言著作为纲, 将现代汉语方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分为“现代汉语方言学的诞生”、“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发展”和“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繁荣期”三个阶段：
（一）20 世纪20 年代以后50 年代以前: 现代汉语方言学的诞生。我国关于方言的调查研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西汉扬雄所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简称《方言》) 不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著作之一。扬雄穷27 年之劳顿, 始成《方言》, 内容深刻而丰富, 让后世学者训诂考证不绝, 成为“方言之学”, 至今不衰。它为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实在是中华文明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世界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阶段的研究，赵元任领导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方言调查, 例如他本人1928 年底到1929 年初的两广方言调查, 1930 年的海南方言调查; 白涤洲1933 年的关中方言调查; 罗常培1934 年的皖南方言调查。但影响最大, 获得成果最多的是由赵元任亲自领导的五省方言调查: 1935 年春的江西调查;1935 年秋的湖南调查; 1936 年春的湖北调查;1940 年春的云南调查; 1941——1946 年间的四川调查。这几次大规模的方言调查, 由于时局的影响, 时间都很短促, 所找的发音人条件也不算很合适, 所以难免有瑕疵。但这些调查开创了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大面积调查、合作攻关的良好先例, 并且调查材料整齐, 记录准确, 方便于大范围的比较研究, 因此对后来的方言调查产生了重大影响。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临川音系》（1941），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等。
（二）20 世纪50——60 年代: 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发展。20 世纪50 年代以后,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是全国汉语方言普查, 围绕着这个普查, 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 从而把汉语方言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1955 年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 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李荣在会上作了《汉语方言调查》的学术报告, 提出为了推广普通话, 必须重视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 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主要研究成果有《汉语音韵讲义》（1981）。由丁声树撰文, 由李荣制表, 是他们1956——1957 年间在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上的汉语音韵课讲义, 最初是油印本, 后来在《方言》杂志1981 年第4 期241——274 页上正式发表, 1985 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单行本。此外，还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昌黎方言志》（1960）等。20 世纪50——60 年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无论在广
度和深度上, 都比之前的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 是有成绩的。这一点从当时发表的一些重要论文也可以看出来,如李荣的《温岭方言语音分析》( 1966) 。这个时期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主要活动, 都跟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李荣有密切关系, 在赵元任之后, 由于他们的努力, 把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以后: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高度繁荣。1979 年, 李荣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创办了《方言》杂志, 这是世界语言学界唯一的一份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提倡注重调查, 实事求是, 相互讨论的严谨学风, 强调方言事实的描写分析,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比较和讨论, 做到事实与理论的结合, 相继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这一阶段方言调查研究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 1979 年至2002 年间, 全国方言学科发表的各类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多达3, 000多篇, 出版的各类调查报告、研究专著、方言志多达800 多种。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例如由詹伯慧、张日昇主持调查编纂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 198
7、198
8、1990) ;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 1988) ; 侯精
一、温端正主持的《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1993) ; 钱曾怡主持的《山东方言志丛书》十五种( 1988 # 2002) ;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1992) ; 陈章太、李行键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词汇》( 1997) ; 刘纶鑫主编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1999) ; 吴启主、鲍厚星主编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十四种( 1998 # 2003) ; 刘村汉主编的《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丛书》十种( 2004) ; 张崇主编的《陕西方言词汇集》 ( 2007) 等等, 都是研究汉语方言非常重要的论著。这些论著, 从各个方面展现了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如果全部展现这20 多年来的成果, 那是需要罗列一份非常长的论著目录的。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 使得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成为中国语言学最重要的标志性学科之一。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 增强民族凝聚力,近代以来, 我国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 并在1956 年2月6日由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于是, 普通话正式成为我国官方语言, 各地人民不再被地域所阻隔, 不再被语言所限制。但不知从何时开始, 人们竟将其与保护方言对立起来,致使近年来中华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很多地方的方言都在逐渐消失, 一些少数民族甚至发展到了只有几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还会说方言的情况, 一旦这些老人百年之后, 这个地方的方言即彻底成为历史。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虽然表面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实际上很多方言却濒临消亡。方言和普通话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具有自身的价值。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要给予方言一定的话语空间,实现方言与普通话协调的共存与发展。方言虽然退出了主流话语系统，但在文娱演出，如歌曲、小品、曲艺、地域性的谈话节目等方面，仍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活跃文化生活；而在局部地区更兼有交际作用；何况方言还承载着诸多的历史内容，是普通话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充分认识方言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今天，方言的价值已经更多地体现在它的文化价值方面，其作用也主要不在于交际。本选题结合现行的小学地方课程建设，提出在小学地方课程设置中加入方言文化课的构想，重点论述在小学地方课程设置中加入方言文化课，对防止方言流失和保护方言文化的重要意义。
2、方言的概述
（一）方言的起源和分布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中华5000年的文化代表着中国，我们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在这片热土上创造的。中国地大物博，语言自然也不尽一样。这是地域文化多样性，也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我们的很多文化都是由方言产生并承载他的发展。江苏的昆曲、评弹，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这些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中，大家可以轻易地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不用说方言直接保存了多少传说、
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民族语言以及方言的数量之多、内部差异之大、承担的文化之重都是罕见的。也正因为方言的存在，我们的文化才开出多姿多彩的花朵。汉语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的影响,根据语言特点可分为七大方言: 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由方言的分布区也可以看出汉语的发展有北方方言相对统
一、南方方言相对分散的南北差异。
（二）方言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流失
方言文艺是以方言为土壤的，但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随着经济的发展，方言也随之淡化，也有逐渐被同化的倾向，方言文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据上世纪50年代调查，我国共有367个戏曲剧种，但在最近30多年中已消亡了100余种。
3、方言在传播过程中变异和流失的原因
( 1)普通话的冲击: 大力推广普遍话是现代人交流的大趋势, 而且讲普通话是从娃娃抓起,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之也会带来方言的萎缩。( 2)一大部分人主动选择放弃方言: 农民进城打工者遍布中国甚至世界, 一些青壮年纷纷告别了故土走进了城市,在家留守者大多数是老人。随着国家逐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给这些打工者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 于是这些打工者进入城市后更愿意在城市扎根下来, 自觉不自觉地就主动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方言, 从而讲起普通话。( 3)以普通话为主流的交流日趋密切: 我国的大交通已经建成立体便捷的交通体系, 全国各地的县级以上城市都慢慢地加入了这样便捷的交通网, 交流联系上日益密切, 民众迁移变得更加容易, 各地都可以逐渐成为一个个不同大小的移民区, 这更加速了方言的消亡速度。( 4)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外语热潮兴起:近年我国的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必然会掀起一股又一股的外语热, 讲外语及外语的翻译也是以普通话为基础, 所以这也会加快方言的消亡。( 5)对方言认识不足: 现今仍有很多人认为方言会阻碍民族社会交流, 忽略了方言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一味对方言抱有排斥态度, 造成方言影响日渐减小。总之, 生活的现代化, 对我国各地的方言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消亡。
4、方言保护
（一）方言的价值
（1）方言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而这些特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在这些地域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楚文化,楚文化的代表作品《楚辞》就是用楚地方言写成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惯等,都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此外,富有代表性的还有客家文化。客家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古时候由中原迁到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后,由于与原居住地长期分隔,他们的语言逐渐发生变化,但却彼此互通,这就是客家话。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就是以客家话为载体而存在并不断发展着的。方言代表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方言消亡了,表面上看来是无所谓,对民族文化的沟通不会有影响,甚至这种沟通会越来越顺畅。但是一旦方言丢了,一个具备特点的文化载体就消亡了,这牵涉到文化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消失,跟物种灭亡一样,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2）方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中国是一个曲艺之乡,有很多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戏曲有京剧、越剧、楚剧、汉剧、黄梅戏、粤剧等,说唱艺术有东北的二人转、陕西的秦腔、苏州的评弹等。其实不管说唱艺术也好,还是地方戏曲也好,它们都是方言的一种延伸。如果没有这么丰富的方言,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有这么丰富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地方戏曲,由于受到独特的方言的限制,使得不掌握这种方言的人无法独立从事这一剧种的剧本创作。同时戏曲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曾独步一时,培养出一大批发烧友。由于在正统传媒和文化教育中一味的杜绝方言,事实上就是在一刀切断戏曲传播的血脉,使之萎缩并最终走向衰亡。这一点无论是从戏剧作为“土特产”,还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它的消费群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雅剧的昆曲的发展和衰亡也从另一
个方面证明了过度规范化和统一化带来的萎缩,昆曲由于经过文人介入,给它带来了很多繁琐的条条框框,同时它的背后依托脱离了方言,使用一种所谓中州韵来押韵,最后沦为少数文人的游戏,不断衰落,虽然清朝一些文人企图复兴,已无回天之力。另外,中国很多传统文化名著也是用方言写成的。据研究,中国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和《水浒传》就是用方言写成的。
（3）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
方言是最贴近生活的,语言中最鲜活的成分还是蕴涵在方言当中。普通话中很多鲜活的词汇来自于方言,没有方言,普通话也就不复存在。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敬文东就说,四川方言天生的能力是,不用我们费力,就能把我们领进锣鼓喧天、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沸腾生活,那是茶馆与火锅代表着的人间事件。胡适明确地把中国的语言分成三等,方言土语是最自然的语言。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在《〈吴歌甲集〉序》中,胡适又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 ⋯⋯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老舍之所以能将老北京的百姓生活写的活灵活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完美地运用了北京方言。正是因此,过去很多方言词汇,如大排挡、便当、银楼、写字楼、垃圾等正不断地进入普通话之中,为普通话增添了不少活力。
（二）方言保护的措施
针对方言目前的状况,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积极采取措施,对方言进行合理的保护:第一,在推广普通话时要适当保留方言的话语空间。在制定相关的语言政策时,我们应更加谨慎,不要对方言过于苛刻。比如在非公开场合不禁止说方言,给方言一定的生存空间。第二,抢救以方言为载体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对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戏曲要加强保护。努力培养接班人,同时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使之得到继承和发展。第三,对我国目前使用人数比较少,尤其是对濒危的方言做一次全面调查,尽可能地抢救原始资料,采取录音等方式将方言保存下来,进行研究。方言濒危好比是物种消失,如果不加保护,方言的消亡,有可能只是几年的时间。国家有关部门应当认识到方言的价值,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给方言留下一定的生存空间,使方言和普通话协调地共存和发展。
以上提到的各项措施对方言文化的保护都有一定的效果，能够减缓甚至防止方言的消亡。结合当下小学课改和地方课程建设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提出另一项保护方言文化的措施——在小学地方课程设置中加入方言文化课的构想。小学是学生学习语言相对理想的年龄段，在小学地方课程设置中加入方言文化课可以有效地向更多人被隔离在方言文化世界之外的学生灌输本地文化，防止方言文化的流失和消亡。
地方课程开发的题旨就是要从当地的文化特点、资源特色及发展需要出发，集中、突出地反映“本土化”，即地方性文化。 即使是普遍性知识，也应“本土化”，赋予其“地方”的理解和“地方”的内涵，经历“本土化”的过程。地方课程是为了求异，而不是求同。 所谓求异，是寻找地方课程与国家课程的差异， 凸显地方课程的特质与价值。对差异的认同和关注汇集于一点，是为了增强课程的地方适应性，让学生了解本土文化，热爱本土文化，这样才有可能为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贡献， 满足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地方课程的求异可以促使课程结构的完善和丰富，使地方课程从一元走向多元，进而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学生全面发展。从知识的角度去考察， 地方课程负载的是地方性知识，地方课程着重反映地方性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地方课程应是地方的文化，是地方文化的描写和反映。地方课程试图为当地学生提供体现地方性文化的课程， 地方性文化的客观存在要求进行地方课程开发， 着眼于地方性文化的课程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可以打通教育与生活、实现学校与社会的对接，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指出
现实生活的教育意义，认为生活应是教育的根本和中心，书本教育应与生活实践相一致。“生活教育”理论深入揭示了地域性知识合法地位和地方课程存在的深刻价值，充分表明地域文化对于重建课程与儿童的价值，实现缓解校内生活和校外生活的对立、现实生活与未来生活的对立的重大意义。 课程必须以儿童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而超越理性生活，建构一个真切的、完整生活的世界。课程内容应突破狭隘的科学世界的束缚， 达到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和谐统一，使学生的个人知识，以及他自己的特殊文化世界在学校课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次，着眼于地方性知识开发的课程，对实现课程文化有显著的作用， 课程作为文化必须摒弃课程被简单地理解为知识载体的文化工具的逻辑与机制， 还原其本体地位，彰显其内在自为性和超越性品质。教育不仅承担着个人发展的使命，而且担负着文化发展的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地域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是课程建设应负的历史使命。
通过在小学地方课程设置中加入方言文化课这一举措，可以有效地让小学生从小就了解本土文化，习得本地区的方言，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方言的流失和消亡。通过小学地方课程方言文化课的设置，保护承载历史的方言文化，保留各地区的本土文化和特色以及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地域广阔, 古文明及地上地下古物甚多, 有的东西挖出后的鉴别可能只有用以当地的方言才进行说明解释, 所以方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 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方言的存在确实对各地的交流有着很大的影响, 不同方言区的人们言语交流会出现阻隔甚至造成误会, 比如: 山西离石人说“办喜事”, 外来人则会听为“办死尸”; 广东人说“私有制”, 外来人则会听为“西游记”; 广西人说“开始”, 外来人则听为”该死”; 更多方言区的人说”奶奶”, 外来人则会听为”来来”等等。难以听懂甚至无法沟通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但正是这些方言的存在才使中国的古老文明得以不断传承, 不同的方言代表了这个地方不同的发展历史, 象征了一种古老的悠久的文化, 正因为有了这些各异的方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战争的岁月里,中国才不会被外界所轻易同化, 不会被侵略者所左右, 中华文化最终得以最好的保存与传播, 方言在很大程度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方言文化的保护势在必行。方言濒危好比是物种消失,如果不加保护,方言的消亡,有可能只是几年的时间。国家有关部门应当认识到方言的价值,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给方言留下一定的生存空间,使方言和普通话协调地共存和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果断践行在小学地方课程设置中加入方言文化课这一举措，做好方言文化及时有效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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