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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耐克学要提高的是工人的最低工资，而非最低年龄
让我们别急着为耐克大唱赞歌。
耐克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拥有数十亿资产的菲利普.奈特，最近设法赢得了舆论的诸多好评，因为他宣布，允许独立机构组织去视察生产耐克产品的海外工厂，宣称他将强化那些工厂的卫生和安全标准；还说他将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雇佣童工。奈特的这番积极举措有可取之处，但其中也有不少烟幕。
允许真正独立的地方非政府组织观察员进入那些工厂，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奈特真心实意的实现这个许诺，那些工厂的劳动条件将有望得到改善。其他服装制造公司要相对类似的承诺进行地质，恐怕也困难重重。
提出对卫生安全标准进行改进，使其符合美国标准，这一点也很重要。制鞋厂通常配备有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型机械，工厂使用的许多原料都是有毒物质。耐克公司和其他国际公司的许多制鞋工人整天都在吸入有害物体。
5 奈特在童工问题上的主动表态则是另一码事，那是一道烟幕。对于耐克公司来说，童工问题从来都不是大问题，这点奈特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公关就是公关，于是他宣布不允许那些工厂雇佣童工，而这突然间成了头条新闻。
6 奈特犹如一个玩赌牌游戏的高手。人们不得不时时刻刻死盯著他。耐克公司最大的问题，是其海外工厂的工人的工资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该公司需要提高的不是工人的最低年龄，而是工人的最低工资。耐克公司设在越南的工厂里，大多数工人每天的工资还不足2美元，远远低于这个国家最低生活标准。在印度尼西亚，工人每天的工资还不到1美元.7 难怪奈特拥有数十亿资产。
8 一些人权组织一再指出，耐克公司海外工厂的工人每天至少得挣相当于3美元的工资，才能基本解决温饱及住宿问题。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全球交流组织的主任梅狄亚·本杰明一直在监察耐克公司的所作所为。他说：“对于印度、和越南的工人来说，一天挣3美元这样的工资额依然少得可怜，但已经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不过，耐克公司对此充耳不闻。9 事实上奈特一直在吹嘘耐克公司的印尼员工最近增加的工资。但其增加额月均还不到3美元。即便加上增加的数额，那些工人每天仍挣不到1美元。
10 这月耐克公司遭受重创，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来自市场和公共舆论法庭的双重打击。正如奈特所说：“耐克产品监简直已成了奴隶工资、强迫加班和人以虐待工人的同义词。”
11、一点不假。所以该公司当前的策略就是既要重塑公司的公共形象，又要即可能少地在工人身上花钱。难道没人想过，穷困潦倒的工人们为了能够到流水线的一个位置，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赚那点聊生无几的工资。
12、虐待并未停止。即便当奈特暗中花数百万巨资标榜自己是个多么好的好人之时也是如此。上周，我在越南与一位名叫阮立的女士通电话。一位阮瞻先生是我对她产生了兴趣（二位并非亲戚关系）。阮先生管理着越南劳工监督组织，这又是一个严密监督耐克公司的社会团体。
13、阮女士在一家生产耐克产品的工厂工作。她的错误是向美国电视记者透漏了工人们遭受体罚和工作条件的厕所的岗位---那一份工作，她说，令她感到“羞耻”。
14、上个月，阮女士被迫辞职。
15、耐克公司重塑公司形象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要走的路还很长。
第二单元
昔日普通大学生，今朝诺贝尔奖得主 拉什沃思·M．基德尔据粒子物理学家里昂·M．莱德曼回忆，他天生笨手笨脚。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在纽约市长大 的他对于事物的原理一点也不好奇。他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而且数学让他倍感吃力。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名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他的第一个学年糟透了。于是他申请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但遭到对方拒绝。 可后来，在 1988 年，由于发现了第二个中微子——一种基本的亚原子微粒，他与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么究竟是什么激发他开始物理研究并持之以恒呢？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及曾经激励过他的人们。这次采访是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莱德曼的办公室中进行的，莱德曼于 1979 年至 1989 年担任该实验室的负责人。
据他回忆，在他 10 岁时发生过两件事。一是有一天他卧病在床，父亲拿来一本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他人合著的关于相对论的书。“在书中物理学首次被比作一个侦探故事”，他感叹道，“那是一本用大号字体印刷的书。对于一个 10 岁的孩子来说，那一比喻真是太重要。”
另一件事则与一篇登载在《纽约时报》头版上的文章有关。该文讲述因发现正电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卡尔·安德森的故事，讲到他如何将一台云室探测器带到山顶去做实验。那可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竟然把某种实验仪器运到山顶观察事物。
后来，在高中期间，莱德曼开始和“三四个朋友”放学后在化学实验室里转悠。实验员是个“有活力的小伙子，他不干涉我们在实验室里游荡或吹制玻璃器皿。”莱德曼认为正是这些友谊，而不是什么想法所产生的吸引力，使他迷恋上了科学研究。
但是直到他从城市学院毕业，参军三年后退伍，进入研究生院，他才最终建立起作为一个初露头角的科学家的自信心。
他说，在埋头几个月准备资格考试后，一天他回到实验室，“有一个人一边擦地板，一边用意大利语唱歌，我说，“噢，一个新来的管理员”。当我走进实验室时，他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对他说，“哦，当心电线——别弄湿了”。”
随后得知，那人是从罗马来的物理学访问教授，是逃离战后欧洲的科学家大军中的一员。他刚到校不久，便被人引到实验室来。他发现实验室很脏，就开始动手清扫和整理。“当时他从事宇宙射线方面的研究。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或许并非那么愚蠢的人。”
如果科学天赋不重要的话，那么科学家应该具备哪些别的品质呢? 莱德曼认为，“首先是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科学家需要具备“抵抗气馁与沮丧的能力，”他说，“做一名科学家，你要具备能够应对多次经历人生低谷的能力，要怀有一心一意努力工作的意愿——即使刮胡子时也能思考自己在做的研究。当科学占据了你的全部身心，你就不会对度假、睡眠、吃饭或别的什么产生兴趣。当然有时候，你得让自己振作起来。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你要具备这样一些能力：能够坚持三个月左右连续作战，能在简易床上打盹休息，能靠自动售货机里的任何东西来果腹充饥。”
莱德曼说，想象力对于科学家而言也同样重要。“很多人拥有非凡的见识，他们具备运算和分析能力，是极为优秀的学生。可是我不具备上述任何一种能力，却成功了，这说明科学家一定还需要具备别的素质。”
在他看来。想象力意味着一种宣称自己敢为人先的能力。“瞧，有 500 个绝顶聪明的人也在关注你正在试图解决的难题。既然至今还是一个难题，又没谁能解决它，那么这个难题一定存在这500 个人所没能看到的某一面，它会是什么呢 9 我知道在下一个十年内我们将会攻克这一难题，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今晚来设法解决它呢?。”
“我相信想象力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思维选择——以及一种努力与尝试，就像那个敢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一样勇于揭示真理。”
此外，莱德曼认为，对于今天的科学家来说，具有成为“团队中的一员”的观念是非常重要
的。在费米实验室工作，“你需要这些庞大的合作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合群的人，这会让你受益无穷、收获颇丰”。
这种交际活动也能帮助科学家开阔视野，使他们不拘泥于自身的基础领域——尽管基础领域乃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需要和相关很多领域保持联系”，他指出，“因为你不知道能够 运用的那个想法何时才能出现”。
莱德曼说道，发现科学真谛的那一刹那所带来的巨大快乐一直伴随着他。“当你意识到在这个有着40 或50 亿人口的星球山只有一个人知道某个发现，而这一发现又是如此意义深远，会在某个时候影响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时，那便是科学所能履行的使命，是我坚信的唯一的使命。”
第三单元
希望是人生成功的关键
引言
心理学家发现，希望带给人们诸多令人惊讶的好处体现在不同领域，从获得学术成就，到承担超负荷的工作，再到应对病魔。相反，人们发现，失去希望是一个人可能自杀的更为强烈的征兆，与人们以往所认为的其他危险因素相比，这一征兆的危险系数更大。成功的指标
“迄今为止，我们所从事的研究都证明，希望是预测最终结果最有效的预测器”.卡萨斯大学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奈德博士如是说。他设计了一个测量方法，用来评估一个人的希望指数。比如，在对3920位大学生的研究中，斯奈德博士和他的同事发现，大学新生在第一学期开始时的希望指数更能准确地预测他们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比他们的SAT分数或中学的学业平均分更可靠，而后两项指数经常被用来预测大学成绩。这一研究的部分结果刊登在《性格与社会心理月刊》第11期上。
“心怀高期望值的学生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 斯奈德博士说。“当你对两个智力和以往学业成绩相当的学生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对自身期望值得高低。”
在设计一个科学地评估希望的办法时，斯奈德博士超越了简单的概念，即希望只是一种感觉——每件事情都有好的结局。“这一概念不够具体，并且它希望的两个关键部分混为一谈，” 斯奈德博士说：“怀有希望意味着相信自己既有实现目标的愿望，又有实现目标的途径，不论这目标是什么。”
摆脱困境：能力和态度
斯奈德博士的测量方法向研究对象询问下列问题，如他们是否能想到很多方法摆脱困境或想办法解决使别人气馁的问题。通过询问此类问题评估人们应对逆境的能力。然后，询问人们是否觉得生活一直比较顺利，或是否通常都能精神饱满地追求既定目标。通过此类问题来测量对意志力的看法。
尽管人们常说“有志者，事竟成。”但斯奈德博士发现，两者不一定密切相连。在一项研究中，研究对象7000余人，年龄从18岁到70岁，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斯奈德博士发现，从技术角度看只有40%的人充满希望，他们有精力和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不论是什么目标。
该研究发现，约20%的人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实现目标的途径，但缺乏实现目标的意志。另外20%的人正好相反，声称自己有动力，但没有信心找到合适的手段。
其余的人几乎无希望可言，既缺乏意志力，也没有方法达到目的。
“只怀有得到某种东西的愿望是不够的，” 斯奈德博士说。“你还需要方法。另一方面，如果你没有采取行动的意志，所有解决问题的技巧毫无用处。”
希望的描述：何谓希望？
斯奈德博士发现，怀有很高希望的人具有一下的特点：
●与淡漠希望的人不同，他们会咨询朋友如何能实现目标。
●他们告诉自己，能够成功完成自己必须做的事。
●即使在困境中，也会告诉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好转。
●他们机敏灵活，也会告诉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好转。
●他们机敏灵活，足能找到实现目标的不同方法。
●如果实现一个目标的希望渺茫，他们会找到另一个目标。根据斯奈德博士的观点，“希望不高的人往往执著于一个目标，即使困难重重，也执迷不悟；他们停滞不前，直到灰心丧气”。
●他们显示出一种能力，能将一项艰难的任务分解为多个具体点、易于实现的小任务，“希望不高的人只看到大目标，却看不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
1987年第一期《美国精神病学月刊》，介绍了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有206名病人说他们曾经想到过自杀，但没有付诸行动。这些病人的绝望指数得分，是预测他们将来是否还会企图自杀的唯一的、可靠的依据。
斯奈德博士介绍说，在希望指数测量中得分较高的人“与那些希望指数测量分数低得人同样经历过许多低潮，但他们学会用满怀希望的方法看待低潮，把挫折当做挑战，而不是失败”。
培养希望
斯奈德博士和他的同事正在努力策划一些项目，帮助孩子们来培养起那些满怀希望的人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他们往往从某个人那里学习养成保持满怀希望的习惯，这个人是一个朋友，或是老师。”他以此为目的制作了录像带，播放与满怀的学生的访谈，以帮助大学新生更好地应对大学第一年遇到的压力。斯奈德博士相信，类似的方法可能会帮助其他群体提高希望指数，诸如贫民区的孩子。他说：“希望是可以培养的。”
第四单元
未雨绸缪，天灾可防
天气预报新时代
1999年年底，委内瑞拉北部阿维拉山区连续下了两周的滂沱大雨，山上的土壤被雨水浸透，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冲毁了城镇、大坝和桥梁，数千人遇难。虽然这是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但从全世界范围看，这种天灾并不鲜见。在2003年，全球共发生700起洪水、暴雨和其他气象灾害，导致75000人死亡，经济损失达650亿美元。绝大多数受害者——约98%——生活在最穷的几个国家中。
世界气象官员指出，未来有望是死亡人数减半。该组织是联合国机构之一，拥有187个成员国，却鲜为人知。2004年3月，世界气象组织发起了一项活动，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进早期气象预警系统，提高防灾能力，并加强气象部门的建设。该组织负责人表示，全面提高天气预报能力，可以使人们尽早得知灾害的临近，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或做好充分防灾准备， 中国气象局气象学家高兰英说：“如今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五天的天气，准确度不亚于20年前对于两天后的预报，而且几乎可以做到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报道。”例如，1997年台风维尼袭击中国沿海时，中国就做到了准确的早期预报，市政府能够每小时发布一次台风消息、组织渔船回港，从危险地区和地势较低的地区撤出了140万群众并转移了粮食和其他物资。在他最近撰写的一篇分析中国气象灾害的论文中，高兰英写到：“这次台风造成的死亡人数仅为239人，而不是数千人”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天气预报技术已有较大提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差距。2004年东南亚发生的海啸使人们认识到，贫穷国家通常没有能力收集数据和使用数据，因此无力减少自然灾害损失，灾害一发生，食品和水的供应就要受到影响。自然灾害所
带来的损失以及其对发展的负面影响的已经引起了世界银行的关注。自然灾害可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遭受灭顶之灾。1999年发生在委内瑞拉的泥石流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2亿美元。1998年10月，飓风米奇横扫洪都拉斯，据世界银行统计，该国41%的国内生产总值化为乌有。据估计，2004年的海啸给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了140亿美元。世界银行风险管理官员玛格丽特、阿诺德表示：“这些并不全都因自然灾害造成，我们对此并非无能为力，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把气象预报作为防灾工作的一部分。“像孟加拉那种一场自然灾害可以造成数千人丧生的情况，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因为我们会将人员提前转移”，美国气象学会会长罗纳德。D。麦克弗森博士如是说。美国之所以能够相对减少人员的伤亡，是因为它必须与世界上最糟糕的天气打交道，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抗灾经验。“我们这里飓风的频率不亚于中国，冬季风暴的频率不亚于俄罗斯和欧洲，且世界上多有的龙卷风都发生在美国，加之国土幅员辽阔，更加容易受到灾害影响”气象学会大气政策项目主管威廉。胡可如是说。
然而，麦克弗森博士指出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做好防灾预案。“部分原因是缺乏资金和经验”，他说，“主要是政府缺乏这种意识”。他说，许多政府官员不了解现代气象预报的作用，而且在有些文化中，人们对此类天灾往往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委内瑞拉政府已经承诺，把建立降雨量监测网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在阿维拉山区建立一套早起预警系统。至今，哪里仍有上千人在泥石流沟两侧或岌岌可危的山坡上安家。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工程学教授、气象领域的政府发言人何塞。L。洛佩兹博士指出“或许我们不能完全防止滑坡、山洪和泥石流，但是我们可以把预防工作做得更加充分，防止自然灾害演变成灾难。” 世界气象组织承认这样的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该组织制定了一个十五年规划，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早起预警机制，优化防灾预案，加强国家气象部门的建设。其首要目标就是确保各国都可以获得气象卫星所收集的极端气象数据，并把这些数据应用到应急预案中。同时，该组织还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气象人才，促成重要技术的转让并对公众进行教育，提高防灾意识。加强对天气现象的系统研究和分析对各国都有大的裨益，因为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自然灾害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如何演变成灾难。”
第六单元
获得教育，但不失自我
我是一个学习美术设计的学生，1988年从美国移居旧金山。我先在一所社区大学学习，那里有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学生。之后，我转到一所艺术学院，以便有更多机会与美国人沟通，并实现我成为一名成功的美术设计师的理想。当我试图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时，我意识到获得西方文化教育是通往“美国梦”的重要阶梯之一。然而，在艺术学院学习过程中，我遇到许多巨大的挑战，使我不得不为了保持自己的东方身份奋力挣扎。
因为我所在的艺术学院里大部分是白人，大多数情形下我只能遵从西方的理念完成作品。于是，我被迫不停地改变自己的设计风格。比如，在我原来的那所大学，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东西方元素改进自己的设计风格，我独特地设计风格也得到了通晓不同文化的艺术导师们的欣赏。但是，我在现在的艺术学院里设计海报或者创作手工艺品时，却不得不考虑美国人从左到右的阅读习惯，这与一些中国人从右到左的习惯恰恰相反。因此，我不得不从西方人的角度设计艺术品。再者，因为浓厚的亚洲艺术背景，我很难在短时间内把东方艺术的理念转变为美国的设计理念。因此，当我的导师告诉我不仅要更多地参与课堂活动而且要更多地进行概念性思考时，我感到很沮丧。我原来对观看别的学生作品充满热情和好奇，现在这股激情像热水壶快速冷却一样骤然减退。在课堂上做课题评论时，我完全找不到方向；也不知如何欣赏同学们充满了西方绘画理念的精彩设计。同时，一些对我而言包含了许多强烈信息的中国设计元素，诸如形状、色彩、线条等，却无法让我的美国同学理解。
苦恼于无法将个人的设计风格融入自己的课题中，我曾与一位来自亚洲的美术专业学生进行交谈。她曾在韩国获得学士学位，到美国之后，她在研究课题方面也遇到过类似的挑战。但是，她坚持保存一些韩国的艺术概念，并尽最大的努力设法使她的导师相信，将亚洲设计元素与美国设计艺术相结合非常重要。一方面，她懂得为了与美国人沟通，有必要遵从西方的设计风格；另一方面。她也相信这种美国风格如果能稍作变动而不是一成不变，将会更富创造力和更有发展潜力。听了她的经历，我决定也要坚持一些有感染力的亚洲艺术理念，我要寻找中美艺术中相似的概念并将它们用在我的课题上。当我的同学和导师对我的风格提出质疑时，我应当坚守自己的理念，并向他们解释运用不同的设计元素，尤其是东方设计元素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移民来说，在美国生活是艰难的。我们不仅要学习语言，而且要面对流行文化对我们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其中一些影响是有益的，但有一些却令我们苦不堪言。虽然移民必须每天都要面对挑战和困难，但我相信总有办法可以克服它们。我们这些美籍华人受过高等教育，志向远大，一定能够在不失去自我文化的同时很好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
第五单元课文不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