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2014级会计四班 张湘悦
大家好！我是船山学院会计四班的张湘悦，很荣幸今天能在此和大家分享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成果。在下见识浅薄，多有不足，还望大家海涵。
首先，请大家看这两张幻照片。大家应该对照片中的这两位人物都有一定的了解：一位是满清的慈禧太后，另一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太后穿着旗装，而明治天皇穿着西式军服。
天皇剪去发髻，换上西装是受了“明治维新三杰”中铁血宰相大久保利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当时在日本震惊朝野，但正由于他俩的以身作则，近代西方生活方式才能在日本得以推广。
反观慈禧太后。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议减去辫子以适应工厂工作，但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抵制，她认为辫子是不能废的祖宗之法。剪辫易服是民国才得以推广的。
在社会风俗方面，大概可以总结为：日本自上而下接受西方文化而图变;而满清却在某种程度上拒绝近代化。
在外交方面，两国的反应也较为不同。
英国设计师在东京设计了一座意式公馆，名为“鹿鸣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主持了开馆仪式。鹿鸣馆名称出自诗经《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日本人取“鹿鸣，燕群臣嘉宾也”之义而命名，意即迎宾会客之所。并把一些和外国人交际的机构移到里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于此举办了盛大的化妆舞会，从而开启了所谓的“鹿鸣馆外交时代”。
而中国的情况却大为不同。
清朝的第一位驻外使节名叫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驻英法大使，被英国人誉为“所见最有教养的东方人”。但他一系列被西方盛赞的寻常礼节却被副手和国人诬陷为对天朝的大不敬。几年后他因为国内舆论压力过大辞官回乡，回到湖南的路上还一路被乡人骂为“洋奴”等。李鸿章为他请求谥号却被皇帝驳回，光景甚为凄凉。
在外交方面，大概可总结为日本政府在积极主动的面对，而清廷在消极被动的应对。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创办了大量的企业。
幻灯片里展示的就是洋务派创办的一些企业。其中，航运业近代在中日两国都是紧接着军事工业而着手发展的部门。而棉纺织业是前期遭受外商挤压的生产典型的大众消费品的部门。这两个部门都是反映两国工业发展差距的较为典型的部门。于是我们就从航运业和棉纺织业来对比分析两国的近代工业。
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国在航运业方面的不同应对方式，首先是洋务派。
1873年1月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所创的官督商办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出现，立即引起一向行走江海各线的外国航业的嫉妒和反对。
每当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在江海行驶时，外国轮船公司便在同时的同一航线上将运费减去一半乃至2／3甚至更低，企图用跌价竞争的办法把招商局扼杀在摇篮里。
从1873年到1877年，在剧烈的竞争中，招商局依靠漕运专利，官款协济和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勉强维持下来。1877年轮船招商局拥有的固定资产超过了当时任何一家在华的外国轮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从此可以打破外资轮船公司的垄断局面了，但事实上并不如此。 在招商局情况日见好转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同外国轮船的竞争，1877年，李鸿章指使太古等人在国内主要航线上与良家大型外国轮船公司订立了“齐价合同”，以排挤其他轮船公司参与竞争。
从此，招商局“增减运价”，推行航线，悉受洋商操纵，我国商帮大受“运送迂缓，运送奇贵之苦”。这样，不仅招商局的事业受到限制，更为主要的是民族资本的活动因此项垄断合同而受到扼杀和阻止。
下面我们来看下日本明治政府在航运方面的应对。
日本在1873年11月成立内务省，日本的海运业就是在这以后发展起来的。
这时明治政府领导层认识到在关税不能自主的情况下，发展海运业不仅有助于收复商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代替保护关税的作用；而当时半官半民的邮便汽船会社经营不振。
因此，明治政府主张在殖产兴业期间大力扶植海运业，并根据大久保利通的建议，选了三菱商会作为扶植的重点。
1875年6月，日本半官半民邮便汽船会社宣告解散。政府用32万元购买该公司的18艘轮船并无偿地拨给了三菱商会。同年九月把委托其管理的13艘官方船只无偿交给三菱使用。并规定每年向三菱提供25万日元津贴。
三菱汽船会社也同样遇到了要和外国轮船公司抗争的问题。
它的第一个对手是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自恃资本雄厚，不断降低运费，以图打夸对方。三菱汽船会社在政府的支持下也以降价奉陪。经过几番激烈较量，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感到十分棘手。这时，日本政府贷款81万元资助三菱汽船会社，三菱汽船会社以78万元的代价收买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往返上海航线的船只及陆上设备，并约定以后三十年内不再从事上海航线各港的航运业务。
这样，太平洋邮船公司终于自日本沿海的航运中撤走。
在与英国的大海运公司P、O公司的竞争中，也是以“P、O”公司无条件地撤走而告终。
这说明，日本在与外国资本争夺航权取得很大的成效。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为对抗初期沿海航线上的外国优势，设立了半官半民的航运业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要素，但在下述两点可以看出两国明显的差异。
第一，中国是与外国公司妥协，而且试图与外国公司共同维持沿海航线的垄断；日本则是扶植特权公司，把外国势力从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
第二，中国自始至终维持了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日本则通过扶植三菱，培育了民间资本，也就是用最少的资金和最低的浪费做了最有效的事，这也为之后的出售官营企业培育资本主义积累了经验。
下面再看两国的棉纺织业的对比案例，首先是洋务派。
1878年开始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棉纺织厂，也是官督商办企业。在建厂过程中，织市局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取得了专利、免税的特权。“十年以内，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可见，李鸿章的经营方针，除减轻税收外，即禁止其它同行业兴办。
上海织布局于1890年投入生产，1893年渐具规模。1890年因上海织布局于起了大火，华盛纺织总厂便于1894年在上海织布局的原址上建立，仍为官督商办，除总厂外，还在上海和宁波等地设立十个分厂。
与此同时，李鸿章、盛宣怀更进一步制定了垄断纺织业的计划，他们申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明文规定“十年以内，不准续添”。也就是这十年内还是不许国人另设这种企业。
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第一个十年垄断到华盛纺织总厂的第二个十年，垄断对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压抑和阻碍。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明治政府在发展棉纺织业方面是如何做的。
在日本，外国棉制品也以开港为契机，侵入日本，国内市场被打开，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是共同的。但明治六年建立了大久保政权后，对纺纱给予特别奖励。
明治政府一方面通过官营模范工厂的示范作用，来推动民营纺纱厂的建立；另一方面，内务部于1879年用22万日元创业资金，从英国订购10套2千锭棉纱机器，然后以无息分10年偿还的条件，出售给有志于兴办棉纺业的私人资本家。此外，政府还采取垫付进口纺纱机价款的方法，扶植民间资本家。
在政府的扶持下，在民间有一个大机器纺纱厂异军突起，这就是1880年开始筹办，1883年7月正式营业的大阪纺织厂。
以大阪纺的设立和发展为先导，1886-1890年间，日本又先后建立了20余所私人的近代纺织企业。这些新企业的资本大多在25万日元以上，纱锭在1万到3万枚之间，从而大大增加了棉纱的产量。
据统计，1886-1889年近代机械棉纱产量从77万贯增长为337万贯（每贯等于3．759公斤）。日本到1890年产纱量便增大到513万贯，并超过了国外进口的棉纱量到1897年，日本棉纱的出口量已大大超过进口。
这些说明，日本近代棉纺织业经过了这样的短期发展，完全达到了自主的地步，甚至可以出口。
中日两国的棉纺织业起步时间相近，但中国洋务派官僚想以一两个纺织工厂来堵塞巨漏，抵制洋布倾销的狂潮，无异于杯水车薪，结果只是严重压抑和阻碍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
而日本，在政府扶持下的机器纺纱厂，一方面排挤了外国棉纱，另一方面也压抑了自下的成长(机器纺纱厂的经营者大多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原有的棉纺织业的发展无直接的联系)，
但它同中国的“官督商办”显然是不一样的，尽管在经营上受到保护，但始终是作为民间企业受到扶植的，因为有政府的保护而由早期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在中国，尽管棉纺织业利润优厚，商情踊跃，由于有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限制，致使1882-1891年十年间除织布局外都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只有象日本那样，奖励和支持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纺织工业，才能有希望抵制洋纱洋布的倾销。
从以上航运业和棉纺织业对比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处处表明它受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 因之新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从性质上来说，这些企业依然是封建政府或官僚的一个生产部门而已。
同中国清政府对企业的需索无穷和实行垄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和奖励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其前期也是以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为主要形式推进的， 它和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政策基本相同。
可是日本在后期殖产兴业中实行扶持民间资本，出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的政策。
这虽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而中国却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死胡同里，分歧由此而起，终究完成不了资本主义转型。
这些不同在两国的一些文件和一些当事人的话里也能得到一些体现。
比如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约》: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广振皇基”。
木户孝允起草的这个文件有着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卓越的远见，他们的后继者们，如伊藤博文等，在他们逝世后也能以此来秉着他们的志愿，带领着国民上下一心的图发展，从而使日本走向强大。
与之相对的是洋务派一些发起者的思想。
曾国藩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 “剿发捻，勤远略。”
“剿发捻”是指镇压太平天国和北方的捻军起义；“勤远略”便是指加强国防建设以抵抗外国侵略。它反映了洋务运动的两大目的－－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最终的目的乃是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
张之洞对洋务运动的总结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些治标不治本的目的和策略，完全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实质其实是狭隘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的自救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政治理想一对比，高下立分。故而
昔人已往，往事如烟。随逝去久矣，但仍旧震撼、警醒着我们。既然我们无法改变过去，那么而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谢谢大家都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