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调解中的种种猫腻：患者不可不知
喜剧之鱼365 2018-08-07 10:08
作者：苏文
与普通患者相比，医院无疑是强势一方。正因如此，各地才设立医患纠纷调解人民委员会（简称医调委）来调解医患纠纷。按理说，医调委应当不偏不倚，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调解，使医院和患者方的协商达成一致。但个别地方的医调委，却不是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而是与医院一起，对患者进行欺哄压。
仅以笔者最近接触的一起医疗纠纷调解（为方便起见，简称本案）为例。2017年11月，某市一市民因腹痛住院，在被误诊误治半个多月后发生肠穿孔，几乎失去生命。手术后，患者被鉴定为七级伤残，成为“造口人”（因结肠改道，患者大便只能通过腹侧的人造口子，从体外接入的软管排入便袋；“造口人”终身都要进行后续治疗）。患者要求赔偿是必然。然而，该市医调委在调解中，与医院一道，对患者玩起了猫腻，目的就是欲将医院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欺：欺瞒、误导患者
1、“医患纠纷调解，医院永远不会承担主责。”
在本案中，医调委将医院的责任系数定为40%，据说，这是次要责任的最高档。患者问：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从入院到出院，患者一直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为什么还要承担主要责任？该院某科室负责人道出了“秘密”：医患纠纷调解中，医院永远不可能承担主责，能承担40%已经相当不易。院方责任在50%以下，不言而喻，患者就要承担主责。如果说，这是调解中的惯例，是为了保护医院，那谁来保护患者？看来，人若患病就医，医好了则罢，如果没医好，或是出现了麻烦（伤残、死亡），病人其实早就背负了主要责任。
医患纠纷调解，医院永远不会承担主责——医院为何有如此底气？大概是长期在医调委的“配合”下，从未承担过主责。其实，这一概念是错误的。今年2月26日，宜宾市翠屏区谢女士因被怀疑体内有肿瘤，手术后才发现诊断有误，经宜宾市医调委调解，医院不仅负主责，而且负全责。
2、“如果要走司法程序，医院奉陪到底。就算你官司打赢了，医院也最多只有两万额度的赔偿，远不及调解获赔。”
事实果真如此？医院最高只有2万元的赔偿额度？2016年1月，云南昭通一孕妇因羊水破了，住进昆明某医院待产。该产妇及家人多次提出剖腹生产，都遭到拒绝。直到第四天凌晨，医生在无法顺产的情况下才实施剖腹产，孩子生出即夭折。事后诉讼中，法院判决医院赔付61.7万元。2017年4月，大连市民于某被诊断患早期肝癌，住院治疗一个月后身亡。于某家人对医生在手术前后的处置和病历是否真实提出异议，将医院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医院赔付99万元。
3、“调解期限仅有一月，超期后，医调委将不再调解。” 这又是一个陷阱。上海市2014年3月公布的《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中规定，自当事人（医院或患者方）提出申请的60日内，医调委应进行调解；特殊情况可延长调解期限。也许各地医调委规定的调解期限不尽相同，但很明显，本案中，该市医调委给出一个月调解期限不太合理。
如果患者方在事后立即索赔，医院也马上向医调委申请调解，这对患者方是不利的。因为在此时，患者要么是伤残，出院后需适应新的生活，还要去做伤残等鉴定；要么是患者已死亡，后事要处理。患者方或沉浸于悲痛之中，又忙得不能分身，甚至连多方咨询或请律师都来不及，只好在期限内匆忙接受调解。对患者来说，最明智的做法是，把后事处理完毕，静下心来后再申请调解。
4、“若走司法程序，医调委将不再调解。”
按规定，医调委受司法局业务指导，并非与司法部门对立。为什么患者走了司法程序，医调委就不再调解了？就算是法院，不也在开展“大调解”吗？其实，调解与诉讼完全可以同时进行，如果能通过调解而让患者方撤诉，不也是好事？
5、调解中，患者要求医调委给出书面调解方案，却被拒绝。调解人员称，只有患者在接受调解结果后才能正式出具调解书。这是为什么？是怕麻烦还是怕浪费纸张？显然，调解人员是担心患者方拿到方案后逐条进行研究，并通过多方咨询，提出更多要求，甚至某些不合理调解内容会成为将来诉讼中的证据。院方当然希望患者方根据口头协商，在调解书上签字。一旦患者接受调解，生米做成熟饭，患者就不能走司法程序，也不能反悔；若反悔，理亏不说，患者再提的要求院方均可不接受。这里的关键是，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前，患者方到底有无权利得到书面调解方案？
——哄：以所谓的“好处”来诱使患者方就范
责任系数关系到赔偿金额，医患双方认可的所有赔偿都要乘以责任系数。本案中，该市医调委称，手中握有5%的浮动责任系数，如果患者方配合调解，医调委则将这5%“优惠”给患者方，即把医院责任系数从40%提高到45%。这里的“配合”，显然就是要患者方顺从：不做医疗事故鉴定，不打官司，认可医院的主张，认可调解。针对罪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医患纠纷调解中，是不是可以改成“顺从则宽，不从则严”？
表面上，这5%是“优惠”了患者。实际上呢？本案中，医调委和医院“希望”患者接受2016年伤残赔偿标准，许以45%系数；如果采纳最新的2017年标准（按照惯例，2018年标准已出台），则要按40%系数计算——总之，A和B二选一，都是医院“划算”，患者吃亏。为什么有最新的标准不去执行，而要按上年标准来计算？伤残赔偿是医疗赔付中的最大一项，医调委为什么恰在这里不“优惠”患者了？
——压：打压、威胁患者方
1、本案中，在院方和医调委的一再“劝说”下，患者在做伤残鉴定时，未做医疗事故鉴定。院方和医调委称，若要做医疗事故鉴定，就是不相信医调委，就是要走司法程序。想来，是否为医疗事故，鉴定后不是能更有助于调解吗？相信医调委与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矛盾吗？医院和医调委担心什么？在调解规则中，有“一旦患者做了医疗事故鉴定，便不再进行调解”的规定吗？所谓的“不相信医调委，不再做调解”，其实就是打压、威胁患者方。
2、本案中，患者与院方对话时，院方竟然检查患者手机，为的是不让患者录音；调解人员得知患者有录音证据，不禁大惊失色。这又是为什么？是担心对话过程中有不利证据被患者掌握？调解，有什么见不得人？调解，能不能像法院审案一样，有社会监督？有哪条法律规定，医患纠纷调解中，患者不能录音、录像？调解人员声称，调解过程中，医调委已进行了监控，已有视频证据。其实，人人都明白，有利证据是掌握在谁手中。本案中，患者的病历都可以不真实，患者又怎敢相信医调委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对医院和自身不利的证据？
3、医调委到底是调解者还是执法者？在调解中，患者提出的任何建议或要求，只要医院不认可，基本上不会被采纳；而医院提出的任何建议或要求，若患者不答应，调解人员则会表态：“定了，不用多说了。”请问，这是调解还是执法？
笔者在此罗列了个别地方医患纠纷调解中的种种猫腻，目的并非是要鼓励患者不相信医调委，都去打官司。笔者的观点是，一旦出现医患纠纷，患者不可“医闹”，更不可无理取闹，还是应该相信调解。只是，在调解中，作为弱势的患者方，要做到心中有数，要有理有节地争取自己的权益。如若难以接受调解结果，走司法程序也未尝不可。
笔者亲眼见过患者康复后为医院送锦旗的情景；但愿在将来，有更多的患者或患者家属，能发自内心地向医调委送上感谢的锦旗。
作者：苏文。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