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系统案例子
罗俊生，辽宁医学院原副院长，2014年1月，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罗俊生的落马不是偶然的，他从辉煌走向腐败的人生轨迹，正是从价值观的偏离开始的。
出生于辽阳偏僻农村的罗俊生，凭着钻研和奋斗精神，在组织培养下一步步成长，他攻读博士，成为神经外科教授，在38岁时就撷取了中国医疗行业最高奖项“中国医师奖”，2012年入选中组部、人社部“百千万特殊人才计划”百人人选。他曾经的理想是当上院士，成为医疗行业的领军人物。然而，思想上鬼使神差的偏离却让理想化为泡影。罗俊生从不掩饰自己对名利的渴望，这从他办公桌上摆放的“马上封侯”雕塑上就可以看出。名利本身不是过错，只不过智者正道获取名利而走向成功，愚者邪路追逐名利而迷失自我。他用医术挽救过生命垂危的病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因贪婪早已感染了“病菌”，最终发展成不可救药的重症。
在当上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后，面对一拨拨的药商、医疗器械商，他开始自我膨胀，把一笔笔巨额“回扣”装进个人腰包。2011年医院购置设备花费上千万元，而罗俊生的“回扣”就高达整个设备价格的六分之一。此时，他已从“亚健康”逐步“病入膏肓”。
冯虹，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原院长，2014年1月，因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在她家中的客厅及卧室的显著位置上，供奉着佛像、摆放着宗教用品或算命书籍，在房门的上方，还粘贴着特意从西藏“请”来的符咒。身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两次当选过沈阳市及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听闻组织对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调查时，居然去找“大仙”占卜吉凶。
理想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否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每个党员干部面临的严肃课题。罗俊生、梁宇恒、冯虹等人，或被名利所俘获，或被世俗、奢华所羁绊，不信马列信鬼神，信奉金钱至上的庸俗关系学，背离宗旨，背弃誓言，深陷腐败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人生如舟，理想信念为帆，须臾不可背离。这些人员均为硕士、博士或有海外留学经历，有的是学科带头人，有的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专业上有较高造诣。曾经的成绩，毫无疑问离不开坚定理想信念指引。但随着职务的升高、权力的加大，他们把理想信念抛在了脑后，迷失在灯红酒绿甚至求神拜佛里。精神上“缺钙”，行为上“失引”，过去的顺风顺水必然会成为倾覆生活之舟的波涛。
一位哲人讲过，守纪者最自由。“在纪律的范围里工作、生活，呼吸是自由的，心情是畅快的。”无视纪律，缺少敬畏，自由必定会离你而去。罗俊生、冯虹等人从破纪开始，最后发展到破法，根本上还是无视纪律，任性用权。结果正如他们在忏悔录里讲到的：今天，我是多么地向往自由，但是自由对我却是如此奢侈；可是昨天当我（无视纪律）向往奢侈时，却没想到今天会失去自由。
副市长
浙江省金华市原副市长朱福林，从政18年，因为业务能力突出，他一帆风顺，先后担任金华市国土管理规划局局长、婺城区区长、兰溪市委书记、金华市副市长等职。可尽管职务不断晋升，朱福林的思想境界却未有提升。他整天谈的是业务工作，忙的是具体事务，自认为只要业务好了，可以一俊遮百丑。他热衷于和老板勾肩搭背，更与几个自认为社会反映较好、做事有分寸、有经营水平的老板称兄道弟，在这些人的精心安排下，朱市长很快就体会到了“做生意”的乐趣，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起初朱福林只是利用自己的市长身份搞些投资入股、民间借贷、炒房卖房等经营性活动，借贷利率和购房优惠也在市场正常优惠范围内，但时间一长，他的“胃口”就被吊起来了，他开始通过“借用车辆”、“订房炒房”、“低价买房、高价卖房”、“转让预期投资收益”等貌似合法的方式受贿，千方百计规避“风险”。朱福林全然不顾领导干部的身份，把党纪国法抛之脑后，与老板们沆瀣一气，一心一意想要发财。有时老板们送他现金，他也会处心积虑地以“交易”为幌子进行巧妙包装，以掩盖其违法犯罪的实质。
朱福林案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所谓“曲线腐败”——假借“投资”、“理财”等貌似“合法”的名目，大肆受贿敛财。自以为很聪明，可以瞒天过海，实则“聪明反被聪明误”，根本经不起审查，最终难逃法网，徒留唏嘘和教训！
朱福林真的不知道那些所谓曲线手段违纪违法吗？未必，他更多的是心存侥幸，不愿相信事实而已。这让人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利令智昏的皇帝经不住骗子的诱惑，自欺欺人地穿上“新装”招摇过市，最终骗局被揭穿，为千万人所耻笑。
世上会有瞒天过海的手段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位犯罪心理学专家所说，现在一些腐败分子试图通过自以为“巧妙”的手段，钻法律法规的空子，以逃避惩罚。实际上，这个空子不能钻，即使你侥幸钻过去了，也会留下痕迹。神不知鬼不觉、了无痕迹的事情，只可能出现在神话里。
奉劝那些像朱福林一样的所谓“聪明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正的“聪明”，应该效法东汉“四知太守”杨震，面对诱惑，始终坚持“手莫伸”。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必须模范遵守党纪国法，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正确行使权力，始终保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必须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加强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深化改革，严肃纪律，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电视台台长
原本2万元一集的电视剧，却花了35万购买。不听取审查小组意见，花费千万元购买5部电视剧，其中一部因为收视率不达标，仅播出3集就停播了„„利用影视行业内的贪腐“潜规则”，时任辽宁广播电视台“一把手”的史联文，把权力当成了牟取私利的工具，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的大门。
2014年7月21日，史联文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退休前找“后路”，从好干部沦为巨贪
1952年5月出生的史联文，从辽宁电视台新闻部记者干起，历任新闻部主任、副台长，2009年出任辽宁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成员、辽宁广播电视台台长，2012年4月退休。
曾几何时，史联文也立志要当一名好党员、好干部。他先后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新闻界最高奖之一的范长江新闻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作为党的舆论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省广播电视台台长，史联文应该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牢牢把握政治舆论导向。然而在追名逐利的动机驱使下，史联文提出“在我的经营范围内不能丢掉一分钱”，追求经济效益第一，很少从政治上和社会效益上考虑问题。
权力越大，伴随而来的风险也越大。史联文手中掌管着3000余人的干部队伍和几十亿的流动资金，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权力的背后隐藏着风险。临近退休年龄，史联文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后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1999年至2012年，他收受贿赂仅人民币就达1140余万元，还包括金条、名表、鸡血石等在内的大量贵重物品。
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索贿对象从制片人到下属
作为电视台的“一把手”，史联文本该谨慎用权，认真把握，可他却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把单位当成自己的专属领地，进行权力“垄断”，用公权力谋取私利。
史联文利用电视剧的订购决定权收受制作人、发行人贿赂人民币571万元，港币20万元；利用广告公司签订合同的决定权，收受广告公司经理贿赂295万元；利用人事录用决定权，收受请托人贿赂54万元；利用干部任免权，收受下属人员贿赂420万元。
2008年，沈阳一家广告公司在史联文的“帮助”下，获得了电视台广告经营，在其经营的广告业务中，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为了回报史联文，该公司从2008年至2010年间，分10次共计给他送上了270万元。
在无限膨胀的欲望驱使下，史联文失去了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甚至连踩“雷区”、频触法律“红线”。
中央多次强调禁止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从事营利活动，可史联文对此置若罔闻。2009年8月，他出资50万元与郭某合作投资成立广告公司。公司承包辽宁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全时段广告业务，两年内收益达500多万元。史联文从中获得了一部分利益。
影视剧版“不差钱”，买剧中的生财之道
影视剧购销，是一个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大权在握的史联文深谙影视行业的“潜规则”，利用手中的购剧权牟利，甚至让一些质量不高的影视剧也登上了荧屏。
2008年，在史联文的“关照”下，一家公司将自制的电影推销到辽宁电视台播放，为了表示感谢，公司经理白某送给史联文一张银行卡，此后，陆续往卡里汇钱430万元。
节目购销中心推荐一部电视剧，虽然审片组大多数同志审看后提出不同意见，但在史联文的“授意”下，中心仍然以每集60万元购买，总计2041.01万元。
有一次，在没有听取审查小组意见情况下，节目购销中心花费4128万元购置了5部电视剧。其中一部古装剧还因为收视不达标等原因，在电视台仅播出3集就停播了。
此外，辽宁广播电视台还以首轮黄金档每集35万元购买了一部电视剧，而该剧同时期出售给其它卫视的价格仅为每集2万元。
在广告经营方面，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严格规范。然而在史联文面前，这些制度却沦为一纸空文，根本不按程序制度执行。个别广告合同约定金额与实际缴纳金额一年竟相差千万元以上，仅2011年辽宁广播电视台就少收广告费12823.87万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任人唯亲泛滥，被“铁哥们”带进监牢
广播电视台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职责，是什么让史联文置规章制度于不顾？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是重要原因。
辽宁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崔军，是史联文的“心腹”、爱徒和得力干将。他从辽宁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一名普通的摄像员，成长为记者、新闻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对外新闻部主任直至主管广播电视台广告经营，每一步提升都离不开史联文的“呵护”。为了感谢史联文的一路关照，崔军从2007年底至2012年10月，先后6次送给史联文人民币221万元。
在史联文任台长期间，他与下属之间称兄道弟，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从而形成了“团结紧密”的“哥们儿”利益集团。在这种权力框架下，台里许多重要事情都是这个小团体私下拍板做决策，之后再拿到所谓的会上走过场。
于是，无论是正常的人员调动，还是干部提拔使用，都变成了史联文个人笼络人心、收买人情、打造“小圈子”的绝好时机。
史联文曾经以为，自己苦心经营搭建的“政治壁垒”十分牢固。殊不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史联文违纪违法案正是源于崔军在广告合同管理不规范、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而被查出的。史联文最终还是被自己的“铁哥们”带进了监牢。
正像史联文在忏悔书中写的那样：“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横，他就会将权力为自己所用。”他的违纪违法事实，给我们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以深刻的警醒：纪律面前没有例外。史联文恣意妄为过后，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沉痛的代价。
区委书记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2011年11月的一天，徐州市泉山区某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魏某来到了泉山区区委书记张引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递上了一张五万元的银行存单：“张书记，这是我们街道给您发的拆迁项目的奖金，密码和以前一样，就是存款日期。”张引很自然地收下了。四年里，这样的“奖金”他已经收了四十笔，近140万元。
2014年5月15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了一件受贿案，站在被告席上的，正是泉山区原区委书记张引，他因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送他锒铛入狱的，就是下级街道送来的那些奇怪的“奖金”。
下级给上级发奖金，平均每个月发两、三万
张引是1989年从部队转业到徐州的，为人谨小慎微，勤勤恳恳，事业上也顺风顺水，步步高升。他先后担任了九里区组织部部长、副书记，泉山区区长，2008年当上了泉山区区委书记。
当上区里主要领导的张引，看起来抓廉政抓得非常紧，请市纪委、检察院领导来给区里干部讲法讲纪，逢年过节都要下文严禁收受财物，严禁互相吃请等。然而他的内心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些老板住豪宅开豪车，穿名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过得何其潇洒自如！比比自己，没日没夜地加班，每个月就拿这点工资，觉得太亏了！”张引后来这样分析自己的心理。
一边是对奢靡生活的向往，一边是党纪国法的红线，2007年徐州市的一个文件给在欲望和理性中挣扎的张引带来了“希望”。
2007年2月，徐州市政府为了加快推进城市拆迁工作，制定了《市政府关于实行拆迁工作属地负责制的意见》，文件允许在拆迁工作中向拆迁工作人员发放奖金。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激励街道拆迁的一线工作人员，然而，几个月之后，街道却把一张“奖金”存单送到了张引的办公室。张引考虑了两天，还是退了回去：“我的奖金应该是市里或区里发的”，下级街道给自己发的奖金，张引隐隐觉得有些不妥，没敢收。
两个月以后，一位街道办主任又送来了1.8万元的“拆迁奖”现金，还带来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您是领导，担的责任重，这是您该拿的。而且大家都有的。”看到一叠叠的现金，张引的心动了，“擦边球”、“法不责众”这样的字眼涌上了脑海，他打开了贪欲的闸门，闭上了理性的眼睛„„
此后的张引一发不可收拾，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一遍又一遍地上演。在2007年9月至2012年10月五年间，他先后收受8个街道和两个单位所送的“拆迁奖金”等40次，共计人民币139.7万元，平均每个月收到两、三万元，远远高于他的工资收入。
从“习以为常”到“主动索要”，张引在歧途上越走越远
对于下级“孝敬”的奖金，张引一方面表现得很“谨慎”：“奖金”存单用的是别人的名字，财务做账时用“领导”或假名代替，签字由别人代签；另一方面他又明目张胆，在全区干部大会上公开讲：“逢年过节不要到我办公室来，但拆迁奖金是可以发的！”
街道书记们立刻心领神会，此后“争先恐后”“鱼贯而入”地给区委书记“颁奖”，存单、支票或现金纷至沓来，张引是来者不拒，一一笑纳。
长时间拿不到“奖金”，张引还会主动打电话“询问”：“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加快进度啊，大家都比较辛苦，该鼓励的要鼓励啊！”在区委书记的“叮嘱”下，有的项目还在进行中，“奖金”就已经到位了。
原本是奖励一线工作人员的奖金，张引却总是拿得最多，一线员工往往只能拿几百、几千元，张引却能拿到两三万甚至八九万元。泉山区处在徐州新城区和老城区的交汇地，拆迁量很大，有些拆迁项目张引连名字都不知道，更从未出过力，就可以“坐地生财”。
“我自认为这种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就像皇帝的新装，陶醉其中。看起来冠冕堂皇，实则欲盖弥彰。”张引后来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
借用奖金之名行贿赂之实
天上掉馅饼之时，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给张引发过“奖金”的下属们开始渐渐“求”上门来，而拿人钱财的张引秉公办事的底气少了，“关照”“帮忙”的情况多了。
某街道先后5次给张引送过“奖金”29.3万元，多年的综合考评都是全区一等奖，还经张引推荐，得到了不少省、市级荣誉。在张引的帮助下，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李某还得到提拔。
某街道先后12次给张引送过“奖金”27万元，对该街道班子推荐提拔的干部，张引从未认真考察过，一概同意，并帮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朱某谋求提拔。
曾经6次给张引发奖金21.5万元的某街道，2009年至2011年的年终测评都是全区一等奖，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魏某向张引提出了解决妻子、孩子工作，自身工作调动等诸多“请求”，张引一一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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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引的刑事判决书这样写道：“相关人员以奖金名义送钱的目的是为了其在干部任用、街道建设、资源分配及个人职务职级晋升、子女家属工作问题等方面予以帮助关照，相关人员所做的证言对此也予以证实，供证一致，双方在发放和收受所谓奖金的意思表示上心照不宣，就是以奖金之名行贿赂之实。”
罩在张引案的“奖金”表象被撕开，本质袒露无遗。
滥用职权，巧立名目，擅自发放已明令取消的奖金
尝惯了“奖金”甜头的张引，已不满足下级单位的“孝敬”，开始巧立名目、重复发放、擅自发放已明令取消的奖金。他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后来心安理得，觉得不够就用财政的钱配套，再后来发展到只要是重点项目，就列支发钱。”
“财政上台阶奖”已经被江苏省明文禁止，张引仍先后3次发放该奖项；“城建重点工程奖”已经按照规定范围发放过，张引授意又重发了一遍；“财政平衡奖”和“收入目标奖”没有来源和依据，张引擅自定了这两个奖项„„
2009年至2012年，张引擅自决定以上述四个奖项的名义向区四套班子领导及部分财政干部发放奖金，他个人实得人民币54.76万元，造成国家财产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
东窗事发党课荡涤心灵
东窗事发后的张引，还曾试图狡辩，办案人员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党课，有针对性的对张引开展了专题教育。
讲党性修养，教党纪条规，谈诚实诚信，摆典型案例„„张引的内心终于被打动，他说：“十几年来，从未有人给我面对面的上过党课，我确实错了。”张引主动交代了尚未被掌握的滥用职权罪犯罪事实及主要的受贿犯罪事实，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滥用职权发放的1000余万元奖金也被全部追回。
2015年1月，我们见到了铁窗内的张引，此刻的他痛不欲生，追悔莫及。张引说：“我的老母亲已经85岁了，还对我说‘你好好表现，我等你出来。’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社会。如果能重头再来，我宁愿放弃生命也不会再做贪赃枉法的事情。我希望干部们能以我为戒，贪官们能看到我的前车之鉴，扪心自问，早些收手。”
